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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带队南下之后,朱德和刘伯承几乎不起作用,根据杨国宇的记载,刘伯承以后和他说过,在最危险的时候,刘伯承身上带着五把手枪用来防身,而朱德一再叮嘱他枪要不离身,于此可见当时的危急。(见杨国宇著《刘伯承早期军事生涯》,解放军出版社)张国焘身边的人黄超等人公开羞辱朱德,朱德只能表示默默的愤慨。因为张国焘的人马众多。
周恩来给张国焘在一月发电让他报告二方面军的行止,其实,张这时候已经和二方面军见面了,但是,就是不报告,以后等到二月时才回复,而且,张国焘一直隐瞒和中央联络的密电码。可是,该着他碰到了软硬不吃的任弼时了。
任弼时和张国焘当时的地位差不多,都是六届五中全会选举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因为任弼时有过留苏的经历,所以,他和二十八个半的关系不错,此前他能够代表中央否定项英的对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就可以看出来他本身的力度。任是青年团的早期领导人,而四方面军中像傅钟等骨干都曾经是任弼时的部下。任弼时就利用这层关系拉人,比如傅钟回忆,他最初不满意一方面军不辞而别,任弼时就问他:“中央决议北上,你们为什么不执行?”接着他还教导傅钟:“我党的规矩历来就是决定之前可以讨论、议论,决定之后就必须执行。全党服从中央的道理你一个老战士不懂吗?”任弼时还针对张国焘的历史问题讲过很多事情,特别是贺龙当时是二方面军的负责人,由他现身说法讲了张国焘在南昌暴动时的动摇。任弼时给张国焘下结论说:“他就是老机。”(机会主义者)(以上详见傅钟著《回忆任弼时同志》)
张国焘这时候也不闲着,他也在拉人,一面他印刷了《干部必读》谩骂中央和一方面军,传给二方面军,任弼时公开抵制,不准二方面军传阅,另一面,张国焘收买萧克,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他说到任弼时、贺龙等人时,他一律直呼其名,而遇到萧克则说“萧克将军”,原来张国焘的打算是用一大笔钱来买断萧克的部队,任弼时和王震抵制之后才作罢。在同四方面军做斗争时,任弼时和王震做了很大的贡献,贺龙因为历史原因,核心圈子的事情他知道的并不多。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贺龙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开会召集干部,拍了桌子说:“谁不听毛大帅的,谁反对中央,我就毙了谁。”贺龙的这句话让毛泽东印象很深,直到多年之后还时常提起,可惜的是毛泽东最后关头还是把贺龙抛弃了。不过,贺龙的地位在此后一直高于徐向前这也是事实。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政治局委员,贺龙就当选,而徐则落选。萧克这时候的表现是最成问题的,他一再动摇,以后,毛泽东并没有过分的责怪他,一九四一年萧克向中共中央对历史清算委员会交待了历史问题,这件事告一段落。(中央对过去历史清算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这个委员会权力很大)然而,当五八年军队反对教条主义时,萧克再度成为错误对象,那就新帐老帐一起算了,最为不应该的是萧克以后到了农垦部和他自己的恩人王震闹翻了,这就影响到他以后。如果不是邓小平主持公道,萧克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拿不到的,不过比起傅钟来,萧克要满意了,傅钟以上将的资格做了全国文联副主席(此前只有张际春有过这个先例)。
再以后,王诤亲自上马单独呼叫,这才要通,任弼时和贺龙、王震开会要求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张浩又发来共产国际的指示,最为重要的是,张国焘的人马南下之后经历了大挫折,八万多变成了四万多,本钱不多了。
任弼时和张国焘的这场斗争为任弼时以后的政治道路铺平了上升的台阶,所以,一九四三年中央改组领导机构时,中央形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驾马车的格局并非偶然。<a href=[[[SQ]]][[[www.wlzb.net/phpwind/read.php?tid=70136]]]></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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