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资料：汉匈百年战争(附:汉匈战争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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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抗击匈奴

   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发生在西汉年间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进一步巩固了汉初新兴的封建政权。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汉朝初年，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都城仅350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汉朝封建政权。



漠北之战油画（中国军事博物馆）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曾亲率32万大军打匈奴，却被匈奴40万军队围困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7天7夜。此后，刘邦为了全力对付内部封建割据势力，对匈奴暂时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每年送去一定数量的黄金、绢、絮，米、酒，允许人民往来买卖。以后几代皇帝，虽然一度注意改革边防制度，实行屯田垦荒，但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即位。这时汉朝已建立60多年，封建政权巩固，经济上也有了实力。因而，他有条件和匈奴进行斗争，从根本上解除内地的威胁。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匈奴的政策。主战派大行（官名，主管对外联络）王恢说道：“听说战国时的代国，是个小国，还能抗击匈奴。现在陛下神威，国家一统，匈奴却侵盗不止，就是因为不怕我们。我认为对匈奴应该抗击。”御史大夫韩安国连连反对。他说：“高帝当年打匈奴即遭到围困，7天没吃东西，只好‘和亲’，至今已五世平安了。还是不打为好。”王恢严厉驳斥了韩安国的论调，建议采取诱敌深入，以“伏兵袭击”的作战方法。汉武帝支持王恢的抗战主张。匈汉战争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133年至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两万骑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西至陇西（今甘肃东部），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在那里设朔方郡、五原郡，移民10万屯垦，又重新修了秦代的旧长城，派兵驻守。卫青升为长平侯。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骑兵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10余人，凯旋而归。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第二年，在和匈奴的战斗中又涌现出一位18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一次，他一马当先，率领800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取得大胜。汉武帝据此封他为冠军侯，给他造了一座阔气的房子，让他去看。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河西战役是从公元前121年3月开始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从陇西出发，在皋兰山脚下和匈奴骑兵交战，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追击500多公里。夏天，霍去病率几万骑兵，行军1000多公里，一直打到祁连山麓，给匈奴贵族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10万定居农垦。河西走廊的收复，解除了汉王朝的西部威胁，打通了汉和西域交往的道路。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规模最大。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郡（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共击匈奴单于（匈奴首领）于漠北。卫青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戈壁沙漠），直抵阗颜山（今杭爱山脉），歼敌1．9万余人。霍去病深入1000多公里，追击匈奴左贤王兵到狼居胥山（今肯特山），俘敌7．4万余人。在这次战役中，汉武帝还组织了14万匹战马随行，以备换用，派了10万辎重兵转运粮草，保证了主力军的物资供应。

   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60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摘自《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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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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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  
　 　

河西之战

   在合黎山、龙首山和祁连山之间，有一处东南——西北走向、长达l 000公里的狭长地带，因地处黄河以西，古称“河西”，今因其地理特征又称为“河西走廊”。这个连接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走廊，水源丰富，土质肥沃，宜耕宜牧，又是中原腹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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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南之战

   对匈奴来说，河南地本是阴山南麓的屏障，当时单于的王廷就设在阴山及其南麓。河南地为汉朝所夺，单于王廷就直接暴露在汉军的攻击之下。因此，匈奴尽管在元朔二年时又占领了汉上谷郡斗辟县之造阳地(今河北赤城县至独石口一带)，但仍然无法弥补在“河南地”的损失。河南之战结束后，匈奴便乘汉军忙于巩固新设郡县防务之机，频频入犯汉境。元朔三年(前126年)冬，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败军臣单于太子于丹。伊稚斜单于即于元朔三年夏亲率万骑攻入代郡，杀死太守共友，掠走干余人。同年秋，又入雁门，杀略干余人而去。元朔四年，匈奴9万骑兵又分兵三路，攻入代郡、定襄；上郡，杀略数干人。匈奴右贤王也不甘心河南地之失，频频进兵河南地，袭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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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之战

   元朔六年(前123年)漠南会战后，匈奴伊稚斜单于撤兵漠北的目的之一，是企图“诱罢汉兵，缴极而取之”。不料汉武帝却转攻河西。，使匈奴的诱兵之计落空。恼羞成怒的伊稚斜单于，于元狩三年(前120年)春发数万骑兵，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入犯，杀略干余人，企图借以激怒汉武帝，诱使汉军北进，在漠北予以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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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之战

   奏汉时期的河南地即今鄂尔多斯高原中的河套平原，位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是夹在贺兰山、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一块平原。黄河贯穿整个平原，不仅有利于航运，而且还带来了丰富的水利资源。加之这里地势开阔平坦，土壤肥沃，水草丰盛，很早就得到开发利用，因而成为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向往的沃土。

   作为蒙古高原与陕甘黄土高原的分界区域，河南地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在军事上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中原王朝的汉族统治者和北方的匈奴统治者，在这里曾经展开反复争夺，最终是匈奴人取得胜利，占据了河南地。这里距离西汉的国部长安不足千里，匈奴的骑兵只需急驰一二日便可到达，屏蔽长安的北地、上郡等地不时成为汉匈交战的前线，长安也就一直处在匈奴铁骑的威胁之下。对于西汉王朝来说，匈奴占据河南地，就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在背后，它所构成的威胁，远比匈奴对西汉边境接连不断的袭扰来得严重。因此，汉武帝在反击匈奴之始，首先便想把匈奴势力逐出河南地，以
解除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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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百年战争历史教训

   “百年战争”是西汉反击民族侵掠的正义战争，其时间之长久，规模之浩大，斗争之复杂，在古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历史借鉴。

  1．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必须发展经济，不断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西汉王朝在建国之初，由于楚汉相争的国力消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史书记载，西汉初年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一色的马驾车，将相大臣有的甚至坐牛车上朝），无力抗御拥有30余万强劲骑兵的匈奴人的寇犯，因而采取了妥协的亲政策，实行战略防御，努力争取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相对和平环境。

   经过六七十年的与民休息，发展农业生产，综合国力得到了增强，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景帝时，在西北边境大兴马宛36所，养马30万匹，为大规模组建骑兵兵团奠定了基础。到汉武帝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军队准备了大批兵员；冶铁业、车船制造业、兵器制造业的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从而为对匈奴实施大规模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了条件。

   但是，到汉武帝晚年，汉军与匈奴作战却连遭失败，原因固然很多，根本的问题则在于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反击作战后，西汉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削弱，而匈奴经过16年养息士马，力量又发展到可以与汉王朝相抗衡的程度。此后，昭帝即位，霍光秉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宣帝即位后，又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把都城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缓和了阶级茅盾，发展了农业生产。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到西汉以来的最低价格，纺织业和铁器制造业也发展到很大规模，从而使综合国力得到增强，这是宣帝时，最后战胜匈奴的根本原因。

   2．战争决策往往决定国家命运，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军事战略。

   战争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不可不慎。高祖至惠帝、高后时，国力孱弱，采纳娄敬等人的建议，对匈奴采取了防御的军事战略，迁内地10余万口居关中，北备匈奴，在政治、外交上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以公主嫁单于，每年给匈奴进奉大量丝绸、粮食、美酒、宝马等。

   惠帝时，匈奴屡次侵扰北部边境，汉王朝均按高祖既定战略，采取胜了忍让政策。当冒顿单于来信辱吕后，吕后大怒，欲发兵击匈奴，樊哙自请率兵出击，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言樊哙当斩，并严厉抨击了樊哙在战争问题上的鲁莽态度。吕后采纳了季布等人的建议，没有因怒而致战，仍奉行和亲政策。

   文帝、景帝时期，虽然国力大增，但要从根本上解除北部边患，战胜匈奴还有困难。因此，汉王朝仍继续执行防御战略，每遇匈奴大举侵掠边境，只是集结兵力，陈兵边塞，匈奴退去也不穷追。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前元14年），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文帝难忍欺辱，执意御驾亲征反击匈奴，群臣劝谏不听，薄太后亲自出面才被制止。

   武帝即位后，国家殷富，兵马强壮，但对战争问题仍是非常慎重。武帝曾两次发动文武大臣讨论对匈奴战争问题，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35年（建元6年），御史大夫韩安国与大行王恢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仍决定继续执行前辈所制定的防御战略与和亲政策。公元前133年春，再次召集群臣就对匈奴的和、战问题进行了廷议，才决定改变四代先帝奉行的防御战略与和亲政策，对匈奴实行战略反击。随后，汉武帝便出动了30余万大军，进行了旨在伏歼匈奴主力的马邑之战，揭开了战略反击的序幕。经过15年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武帝晚年，由于连年战争，国力大耗，人民疲苦不堪；而匈奴在漠北决战之后经过16年养息士马，战力已有复苏。那时，汉王朝本应持重待机，武帝却仍然采取有侵必反的方针，在作战力量的动用上也几有失当，加之缺乏名将和战马，以致屡遭失败。例如，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2年），武帝遣李陵率步兵5000，孤军出塞数千里至浚稽山（阿尔泰山中段）趋战，被匈奴3万骑兵包围。汉军步兵与6倍于已的匈奴骑兵作战，当然只有失败之一途。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汉武帝，对于这次战争没有慎重地算计于庙堂，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失策。当时老将路博德曾提出：“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争”，但武帝却怒而不纳，结果损失4500余名荆楚勇士，本来可以担当重任的战将李陵也做了匈奴的俘虏。

   兵久而国不利，穷兵黩武者亡，这是历史所反复证明了一的一条规律。在战略决策上要持重慎密的问题，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认真加以对待的。

   3．战争充满谋略的较量，必须注重兵书战策的研究，才能在斗智场上高敌一筹。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谋略的较量。纵观汉匈战争的全过程，汉王朝的谋略水平明显高于匈奴，这是汉胜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王朝着力于伐谋伐交，力图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平城被围，用陈平秘计，重贿冒顿单于阏氏（皇后），说汉高祖正派人选绝色美女送单于，阏氏怕单于得美人而失宠，遂力劝单于解围，高祖得脱，保存了实力。文帝、景帝时， 汉王朝虽然采取和亲政策，但仍以重兵驻屯北部边境，以威慑匈奴。武帝时，以军事打击与战略威慑交替运用，取得了巨大的战略效益。公元前110年，武帝为震慑匈奴，亲率12将军18万骑兵，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直至朔方、北河，并遣使告单于说：能战即来战，不能战就速来称臣降服。单于受到巨大震慑，失气而不敢出战。此后7年间，北部边境无战事。

   在汉匈战争中，汉王朝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联络西域各国牵制或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3年），武帝派张骞率100余人出使西域，加强了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元封6年），汉王朝以宗室女细君远嫁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断匈奴右臂”。细君死后，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使乌孙成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3年），汉遣五将军率16万骑兵，乌孙也发5万骑兵，共击匈奴，取得了对匈战争的最后胜利。汉军在战争中巧用智谋，出其不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匈奴贪于虏掠，入侵以抢夺财物、男女人口为目的，常以肥饶地区和城邑为攻击目标，汉军则采取利而诱之的计谋打击对方。在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中，汉军针对匈奴后方补给困难的弱点，以迂为直，沿黄河西进，从侧后攻击匈奴，一举收复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在公元前124年的朔方、高阙之战中，卫青针对匈奴右贤王自恃兵强，囿于昼间常规战法的弱点，于夜间乘其疏于戒备，神速出击，一举歼灭其主力。在漠北大战中，汉军利用匈奴“汉军不敢越大漠作战”的心理定势，果断越漠出击，大获全胜。

   汉军在谋略上高敌一筹，不是偶然的。早在汉王朝建国之初，张良、韩信就奉命序次兵法。张良深谙《六韬》，韩信深得孙吴兵法精耕细作髓，张、韩序次兵法，使上述权谋思想的精华在西汉得以代代相传。汉王朝还两次发动大规模的求书运动，广搜天下散佚兵书；文景、武帝也都非常重视用兵方略的研究，武帝还专门设置官吏校订、管理兵书，他不但自己熟读兵书战策，还亲自教授霍去病以孙吴兵法。在汉王朝中不但众多武将熟谙韬略，不少文臣也深知用兵之道。如陈平、栾布、晃错、爰盎、严助、刘安、朱买臣、主父偃、严安、徐乐、魏相，等等。他们辅佐帝王，运筹谋划，对取胜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4．精兵强将是制胜之本，必须选练士卒，培养将才，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

   汉匈战争的主要战场在西汉北部边境至大漠南北地区。这里，地形辽阔无垠，适于骑兵集团作战。战争第一阶段，匈奴咄咄逼人，汉王朝妥协退让，主要原因之一是汉军以步兵为主，机动作战不及对方。

   文帝、景帝时，经济逐步发展，官府大兴养马业，组建骑兵部队，习练骑射，至武帝即位时，军队的远距离机动作战能力已大大提高。为适应对匈战争的需要，汉王朝很注意选拔将才。

   武帝时，涌现了很多谋深韬远、能征惯战的名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等。李广从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前元14年）以良家子从军击匈奴，历经文、景、武三代皇帝，作战70余次，威震匈奴，被称为“飞将军”。赵充国始为骑士，公元前99年，以假司马从将军李广利击匈奴。汉军为敌所围，缺食断水，死伤甚多，赵充国率百余壮大士拼死冲杀，使李广利得以率军突出重围。充国受伤20余处，武帝亲自慰问，后封
他为后将军，成为昭帝，宣帝时战胜克敌的名将。

   孙子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作战》）。汉王朝重视选拔将才，对取得这场汉匈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武帝对匈奴作战40余年，前15年汉军越战越强，至漠北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职此期间，卫青、霍去病发挥了重要作用。漠北之战后20余年，汉字武帝继续对匈奴作战，所战皆败，固然与国力削弱、决策失误、兵弱马少等因素有关，但缺乏智名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宣帝时，西汉取得对匈奴作战的最后胜利，除国力军力增强，匈奴人心厌战等原因外，拥有一批比较杰出的将领也是重要原因。名将赵充国“沈勇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汉书》九传2971页）。度辽将将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和右将军常惠等，也都善于用谋、用兵，他们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床前明月光

好帖子，顶

crazip

汉高祖的百登之围是大汉朝的耻辱，但是汉武帝一雪前耻，是以为杰出的君主，汉朝的大兴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