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扬镳40年 杨振宁与李政道决裂始末

cdxiaohe

稿件来源: 中时电子报

一九五七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成为率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但两人多年后交恶，于一九六二年形同陌路的决裂分手，不但国际科学界引以为憾，日后在返回中国大陆贡献科学成就的各种场合，杨、李不合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上的一件阴影。而两位当代中国大科学家的对撞起因，即在一篇经典性论文的排名先后问题，有关诺贝尔颁奖过程的不同待遇，也种下两人心结。  
　今年是杨振宁八十岁大寿，科学报导作家江才健继科学家《吴健雄传》，再度执笔中国科学大师传记，由天下文化出版发表《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这本传记不仅叙述了杨振宁的童年和成长历程，也包括其亲情生活与科学成就。最引人注意的章节之一即杨、李失合的来龙去脉。书中杨振宁也提出一九八九年、他写给老师、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那是两人交恶多年后，杨振宁对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  
　而江才健也在作者后记指出，他曾去信给李政道希望能采访他，李政道没有回信，而过去香港电视台制作杨振宁电视专辑时，李政道也拒绝了接受访问。 倍 可 亲  
天才遇见天才惺惺相惜  
　一九四六年杨振宁、李政道初次见面时，杨振宁已经是芝加哥大学名声鹊起的一位天才研究生，一九四六到四九年杨、李关系非常密切，杨振宁在中国早已念完硕士，在芝加哥大学自然成为只念过二年大学李政道的兄长，李不管是选课，或者碰到不懂的问题，都会去请教杨振宁。  
　两人合作起于一九四九年，共同合写第一篇论文，合作作者还有一位学者布鲁斯。一九四九年杨振宁离开芝加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学院，杨振宁还向欧本海默推荐李政道，李接下两年聘书与杨振宁做邻居。  

　杨振宁刚写完一篇统计物理易新模型理论，李政道来了之后，两人在此基础上合写两篇统计物理学理论，第二篇论文结论，单位圆定理，在统计热力学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发展。  
论文排名先后种下心结  
　两人的不合关键，还在于这两篇论文两人的排名。为什么头一篇杨振宁的排名在前，李在后，而第二篇是李政道在前。  
　李政道自己在六十岁出版《李政道论文选集》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指出，第一篇论文当中有两个定理，「大部分是我证明的」。写完那篇论文，杨振宁问他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李写道，「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于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但是由于中国尊敬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后来李政道检视科学文献，认为这对他不公平，因此第二篇论文排名反转过来，虽然那篇论文中间的单位圆定理最关键是杨振宁做的。  
　杨振宁对于李政道在事隔多年以后，对于这个排名的问题的回忆，大吃一惊。因为杨振宁与李合作之前，和费德曼、蒂欧姆诺两人合写的论文都排名在前，且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而杨振宁确曾为了这个小老弟毕业后，发展不顺利，为了帮助他，愿意将排名摆前。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因女人「第六感」直觉阻止此事，认为李不值得信任，才会有一篇文章排名在前，一篇在后。这是两人关系的第一次裂痕。
13年合作终止形同陌路  
　一九五六年两人合写一篇论文，得到诺贝尔奖，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欧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  
　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系正式破裂，关键在于美一九六二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恒守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报导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藉这篇文章来歪曲他和李合作的关系，后来证实他这个想法，文章命名为〈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英文有双关语的意思，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曾请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文章还是刊登了。两人终于决裂，而科学界非常震惊。  
颁奖差别待遇阴影难消  
　写过爱因斯坦传的科学家派斯说过，要了解杨振宁、李政道的决裂，须对中国文化有更多了解。派斯直觉猜测，杨李之间的兄弟情，有中国文化的义气关系，这是问题的所在。  
　李政道后来曾写文章说了，一九五七年到瑞典颁奖，杨振宁问他，可否按年龄大小顺序来领奖。  　后来外面也流传说法，李政道对于颁奖时，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他的房间就差一点，而且由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而不是他的夫人秦蕙君。  
　两人不讳言，诺贝尔奖的盛名在两人关系投下阴影。物理学家戴森与杨振宁是邻居，戴森儿子过生日，杨的大儿子杨光诺来他家，一个妈妈问他将来做甚么，只有七、八岁大的杨光诺回答，「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  　更有人说，他们是为了彼此太太们间的事合不来。杨振宁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请吃饭，试图想调解此事。周恩来先问，他们是否不合，杨说，是的。接著周恩来又问，是为夫人而不合？杨说，不是。聪明的周恩来就不说话了

listen

大家现在都知道李杨闹翻了，其实何止他们一对儿闹翻了
温伯格和格拉肖，两人高中同学，同在哈佛做教授，同时拿nobel物理奖，闹翻了
t'hooft and veltman,师生关系，闹翻了

吴健雄的事情也是得罪了合作者，当年宇称不守恒实验肯定能获诺贝尔奖的，
结果没有获得，这个是个很大的原因。
吴不懂低温，是跟标准局的几位低温大牛合作的，实验结果出
来以后，吴一个人写的文章，好像因此得罪了那几位。。。
吴健雄写文章压根没通知那三个，开会的时候别人都以为要讨论文章怎么写
结果吴健雄已经把文章拿出来让他们表态了
据说谈到排名的时候，吴叹了一口气，然后就.....排名第一了

床前明月光

嘿嘿，我觉得他们两个好象是美国人吧。中国人和华人还是有区别的吧。“率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句话讲出来有点可笑。

northzeus

因为某些特别的原因
比较讨厌杨
特别是现在一个八十二的老头要娶一个二十八的女人...

cdxiaohe

下面是引用northzeus于2004-12-20 13:06发表的:
因为某些特别的原因
比较讨厌杨
特别是现在一个八十二的老头要娶一个二十八的女人...

zhuan:不知道杨振宁看到今日大学生蜂涌来美国求学、千方百计留下来办绿卡、大陆商人对美国贸易的渴求、共干们纷纷把来美国旅行或是定居当作此生最大成就、美国产品在中国大陆受欢迎....会怎么看待这种精神面貌？

有人问杨振宁：“既然中国大陆这样好，你考虑去中国大陆居住吗？”杨振宁说：“在美国，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我对这个学校、学生和教授们负有责任。”杨振宁的一句话是：“我不回去定居！”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到一九七三年，杨振宁前后回中国大陆四次。七三年七月，他去东京参加“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访问他，问他毛主席的情况如何？杨回答说，毛精神好，上下古今都知道，说话幽默，对科学非常注意，造诣非常深，对他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为了证明“毛主席”科学造诣高，杨振宁说：“这些都是我们弄不懂的难题，但主席却知道！”

中村问他：常有人说中国科学落后西方十年，你对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杨立即拿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来证明大陆领先世界，并且说：“那是大跃进运动里由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是正确的。”杨振宁不但肯定大跃进运动，也以四次访问大陆的经验向日本人证实中国大陆的“文革是必要的”，他说：“文革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理想主义真理下出现的中国贡献一切。”杨振宁为了证实他的说法，又向中村说：“七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上，遇见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路易斯、艾尔维勒兹等七位教授，艾向他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当年杨振宁向中村所说的话，刊登在销路达千万份的日本“读卖新闻”报上（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六日），日本人不会忘记杨振宁对“大跃进”与“文革”的好评，当然也对杨振宁的品德人格自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杨振宁之所以歌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与拥戴。从七一年他去中国大陆开始，每次去中国大陆，每次都蒙毛泽东宠召。为了报答毛召见之恩，他曾经说动与他敌视多年的李政道、新科诺贝尔奖得奖人丁肇中、李远哲一同到中南海拜见毛。

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当消息传来美国，杨振宁悲痛甚于丧父，接近杨的学生说，杨曾痛哭流涕，大呼“我们怎么办？中国岂可没有毛主席领导！”毛死后十天，杨振宁在纽约市亨特大学大礼堂举办了一个追悼大会，把美各式人士请来，一同哭泣。在那个追悼会上，杨振宁上台以悲嘁的声调朗诵毛诗词，重提毛的革命功业与治国成绩，最后在台上放声大哭，并高呼其为“伟大领袖”、“舵手”。据说，所有参加追悼会的华洋人一个个都被杨感染到热泪盈眶，纽约华人对此念念不忘。

他在1978年初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自任会长，把七○年代与他一同或先后进入中国大陆的美籍华裔学者弄在一起，请他们在一项敦促美国与中共建交的声明上签名，然后花八万多美元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全幅广告。杨振宁的广告内容是针对当时的卡特政府，他以崇高的学术地位，再加上华人社团领袖的身份，断然指出美国政府过去二十九年来把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当作代表八亿中国人的中国政府是不当的，中华民国早在一九四九年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才是中国。美国政府居然无视这一事实，把中国政府拒之门外是错误的，而且可能导致战争，造成世界的不安。因此，美国政府应该立即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建立中美外交关系。

当然，中共在向美国展开的外交统战工作中，杨振宁的功劳并非最主要部份，但对当时的卡特总统来说，却有鼓动作用。因此，当卡特在公元二○二年十月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时接受记者访问，还把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当作一件大事，也是他引以为傲的政绩。他说：他只是顺应绝大多数中国人与美籍华人的意愿而已，并不意外。

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中美建交十周年，杨振宁接受记者访问时也为此事而沾沾自喜。他说，中美建交是二十世纪历史上一件大事，他所领导的全美华人协会做了不少工作，包括组织很多人联合签名，在“纽约时报”等大报上刊登广告，等等。事后，卡特透露，早在一九七七年，也就是美国承认中共的前一年，曾收过一封由杨振宁领衔，陈省身、何炳棣、任之恭等人联署签名的请愿信，要他在任内与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当年国民党在大陆培养的中国精英，他们的意见岂可忽视。


我曾经从一位来自台湾的张姓留学生口中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礼堂听过杨振宁的演讲，那是杨从中国大陆回来后所举办的众多演讲中的一个，题目是“我所识的新中国”。他歌颂“新中国”的种种成就，赞扬大跃进与文革、对台湾的经济起飞嗤之以鼻，对老蒋更是批得体无完肤，就像他七八年底刊在“纽约时报”上的广告内容一样，他说中华民国早已灭亡，台湾是中国尚未解放的一个省，国府在台湾以高压统治老百姓，娼妓遍地、贪污舞弊、民怨沸腾，经济繁荣只是假象。那位张姓留学生从台湾出来不久，一向景仰杨振宁的名声，但对海外的状况了解不多；当他听到杨振宁丑化攻击台湾的言论，再见到台下一群同学欢呼鼓掌，他们甚至在提问时把国府对钓鱼台主权的沉默视为分裂国土、卖国求荣的表现，同时大骂蒋氏父子是汉奸国贼。他坐在礼堂最前面接近讲台的地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怀疑他在台湾安和乐利的生活是幻觉。

张姓留学生多年后向我说到这段经过，还咬牙切齿、愤怒不已。他补充说，日后他也曾听过杨振宁多次演讲，杨对台湾的批评已不像从前那样尖锐，除了谈学术之外只提毛泽东伟大、共产党了不起、文革使中国更进步的话。张姓留学生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毛的形象受损，文革被定为浩劫，中共领导也承认濒临亡党亡国的危机，杨的赞扬变成假大空话，但从台湾到海外，不见有人否定他或非议他，当然更不会有人拿他从前说过的话来质问他。台湾的人还是继续把他视为学术泰斗、民族英雄、炎黄精英、青年偶像....

杨振宁说台湾有人骂他是“匪”，其实台湾的人从官方到民间都对他的诺贝尔奖着迷，台湾的人还把他视为瑰宝。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政府还千方百计透过他的恩师吴大猷（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以祝八十大寿为名邀请杨去台湾。一九八七年七月廿八日，杨振宁带着他的“爱人”杜致礼（杨对她妻子的称呼）去台湾，蒋经国立即接见他表示欢迎，各大学与研究院纷纷邀请他去演讲，没有一份报纸敢批评他。只有海外的报纸、杂志有十分强烈的批评，甚至认为他的品德有问题。杨振宁说他是爱国者，香港人则说他是投机客，虽没有人为他加上“匪”的称呼，却有人说他是“左仔”。

尤其是八○年代，大陆决定在香港附近的大亚湾修建核电厂导致香港人心惶惶之际，杨振宁却以他的学术地位在香港演讲，指香港人反对建核电厂是“神经质抗拒”。香港报界群起攻之，有一份报纸的社论这样评论杨振宁：“加入了美籍多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奖者杨振宁博士，虽无意恢复中国国籍，亦无意回到神州定居，但在文革时期中无条件认同，说了一些过头话，以至于大陆对外开放后反而无话可说。最近他在香港讲学，很少发表政治性言论，或许他知道香港人不像北美华人那样单纯，歌德进行曲在此没有市场（歌德者，歌功颂德之意）....

其实，北美华人也不单纯。纽约地区的华人报章、杂志也曾对他口诛笔伐，甚至有人在他的演讲会上质问他，对他很不以为然，就看后世的人对他评估了。

时务轩

我和杨振宁 －－ 寻求真相：李政道答记者问
　　李政道 杨虚杰
　　
　　
　　
　　 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
　　
　　 （1）问：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去年在台湾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可能又将在大陆出版，您对此书的出版有什么评论？
　　
　　 （1）答：此书对我和杨振宁在物理研究上的合作，以及对我本人人格的很多描述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诬蔑是非常罕见的。我读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2）问：书中有关您和杨振宁的关系的记述，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超过了书的其他内容。您认为其中原因何在？
　　
　　 （2）答：此书用了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篡改历史。杨振宁利用此书，制造不真实的故事，企图抹煞国际科学界早已公认的、我对物理学发展的贡献。特别是，书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的叙述，更是采取了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的手法来抬高杨振宁，贬低我本人。这样的行为在世界科学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的；这样的传记写作手法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因此,该书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都是杨振宁和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这一点传记作者在后记里也 已经讲了。他们这样做是各有各的目的。
　　
　　 （3）问：李杨合分，症结所在，据一般人看来，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下述争论：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们二人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据杨振宁的说法，是他“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指杨自己）想到了…”还说你先是反对这种观点，经过他的说服后才同意的[1]。您认为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
　　 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知道的事实真相？
　　
　　 （3）答：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55年，θ-τ之谜已成为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这里我想先简单地解释一下当时的θ-τ之谜。50年代初从宇宙线里观察到两种新的粒子，θ和τ。它们具有很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为两个π介子，τ衰变为三个π介子。因为奇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负的，而偶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正的。所以从θ和τ的衰变模式可以决定θ的宇称是正的（称为标量），而τ的宇称是负的（称为赝标量）。奇怪的是到 1954、55年，经过很精密的实验测量，发现在实验的精确度内θ和τ这两个不同宇称的粒子居然有完全一样的寿命和质量。
　　
　　 那时候，从θ、τ的衰变模式，不仅可以决定它们二者的宇称不同，也已知道这类的衰变是通过弱作用力实现的，因而可用理论计算来估计它们的寿命。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τ的寿命应该比θ的寿命长很多，约一百倍。可是实验结果是τ和θ的寿命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为什么它们的质量也会几乎完全一样呢？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粒子，它们怎么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宇称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物理学界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想法，但都没有成功。50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域，每年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因而，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在1956年4月3－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也讨论了θ-τ之谜这个问题。当时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提出，包括我和杨振宁，是否在θ和τ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但是，会议上的这些讨论都没有达到任何结论。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我需要介绍一下当时宇称守恒问题的背景。
　　
　　 宇称守恒是当时公认的一个重要物理定律。宇称守恒的基础是“左右对称”，而“左右对称”一向被认为是物理的公理。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近代物理学（包括力学、电磁学、引力场、弱作用理论、原子、分子和核子构造等），一切的物理理论，在1956年 4月以前，都是左右对称的。因为每一门物理理论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实验作证明，所以物理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左右对称”在粒子物理学中也已经被充分证明了，是非常正确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
　　
　　 在1956年4月初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讨论时，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公认， 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对称的，是宇称守恒的。这是毋需讨论的。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θ、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可能不守恒；在当时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点。
　　
　　 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结果就是，这同一个（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衰变，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可是这个结果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相同。因此，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新的物理结果。这种假设与一切其他物理无关。在这种假设提出以前，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做了这种假设以后，θ-τ仍然还是孤立
　　 的一点。因为这种假设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结论，所以这种假设就不能看做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一点物理学界是公认的。
　　
　　 当时我也正在重点研究这个问题，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未成功。我记得，在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的一两天，即4月8日或9日，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斯坦伯格（J.teinberger），专程到我的办公室访问，讨教问题。那时他正在进行不稳定的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他的问题是如何测定这类重粒子的自旋，与θ-τ之谜无关，和宇称不守恒也无关。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忽生灵感，突然很清楚地明了，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统，必须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恒的新现象。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标量。用了这θ-τ以外的赝标量，就可以试验θ-τ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用了这些新的赝标量就可以系统地去研究宇称是否不守恒那个大问题。θ-τ之谜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可以和斯坦伯格正在进行实验的重粒子连起来，它也可能和其他一切物理整体地连起来。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赝标量。我猜想，宇称不守恒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科学原理。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当时，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斯坦伯格，并请他转告他的实验组的人，要他们赶快按照我的建议去重新分析实验数据。斯坦伯格听了也很兴奋。他说，您需要的这些原始实验数据，其实都已经有了，都记在他实验组的Log book（实验工作记录本）里，可是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所以还没有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分析。之后，他和他的实验组马上按照我建议的方法去分析了他们的实验数据。虽然有迹象显示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1956年9月份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重粒子实验的论文，也就是布德（R. Budde ）、克瑞蒂安（M. Chretien）、雷特奈尔（J. Leitner）、塞缪斯 （N. P. Samios）、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Steinberger）合作的文章[2]。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我的突破性的想法和他们的分析。他们并在文章里对我“非常有帮助的讨论”，即我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来源[3]。对这件事，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后来曾发表了回忆文章。
　　
　　 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都有明确的回忆和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完全一致。史瓦兹说：“无论如何，我记得十分清楚，在罗彻斯特会议(4月3－7日)之后，斯坦伯格立刻回到奈维斯（Nevis实验室），告诉我们，他刚才和 T. D. Lee（李政道）讨论，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
　　 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Φ＝0 到Φ= 2π进行划分。…… 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 [4]。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实验组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他告诉我，重粒子Λ0的衰变，从Φ=0到π有7个事例，从Φ=π到2π却有15个事例，多了约一倍。重粒子Σ0的衰变，从Φ=0到π有13个事例，从Φ=π到2π只有3个事例，小了约四倍。当然这些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斯坦伯格又说，他估计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再去产生十倍多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Λ0、Σ0这类重粒子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一年之后，1957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确就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Λ0，Σ0宇称不守恒实验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当时，我觉得很兴奋。这个初步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已充分证明了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正确的，是可行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不再停留在θ-τ之谜的孤立一点。θ-τ以外的不稳定重粒子Λ0和Σ0也都已经被包括进来了！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我努力于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Λ0、Σ0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弱作用衰变，除了奇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写完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 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Λ0和Σ0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二个 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Λ0和Σ0衰变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行了分析。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两个数量相当不同,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象。
　　 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Λ0、Σ0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的物理。1956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不对称。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变化，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以及她们那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吴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忆文章[5]，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是在1936年离开中国的，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留下，由他一个人去。……五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迅速传遍全世界。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 ’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下面是杨振宁1982年写的关于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回忆[6] ：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春季学期于4月初结束，我和家人于1956年4月17日到布鲁克海文去度暑假。李政道和我继续保持每周两次的互访。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哥伦比亚和布鲁克海文见面。同过去一样，我们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但当时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θ-τ之谜。我们对下述反应链中的角分布尤其有兴趣：
　　
　　 π-＋ p →Λ0＋θ0 （1）Λ0 →π-＋ p （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 究过这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使用的‘二面角’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β衰变现象。他有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β衰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振宁对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也正是前面史瓦兹1986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1956年4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Ф=0到Ф=2π进行划分”的分析。所以，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回忆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是，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Λ0和Σ0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这个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Λ0和Σ0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Λ0和Σ0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析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可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因为1956年5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这个实验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