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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嫁:东干新娘出嫁的服饰全部是用手工制作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陕西村还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陕西民俗,出嫁的新娘要穿绣花鞋,红绸衣服,挽着清朝或者明朝时的发型,插着簪子
“你是从大清国来的?”
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村长称,该“中国海外最大移民团体”完整保留了127年前中国风俗对话背景
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居住着一群特殊的居民———黄皮肤黑头发,讲着地道的陕西方言。他们称呼政府部门为衙门,称呼干部为衙役,把飞机叫风船。村内的儿歌“月亮月亮渐渐高,骑白马带腰刀……”已经唱了百余年,秦腔仍是村内人的传统项目。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统称为“陕西村”。
1862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我国西北陕、甘、宁等地的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起义。
1877年,起义队伍最后有约万余人向西翻越天山山脉,有数千人死在路上,最后约3314人来到中亚,其中由白彦虎率领的最大的一支队伍在俄国秋河岸边扎下“营盘”。
这些人被当时的沙皇政府称为东干人(陕西方言“东边的人”)。沙皇政府给了他们7万亩土地,并免征10年赋税。此后,这些陕甘人便在那块土地上播种下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村落也由“营盘”向四周扩散。
1990年,被称为国内“东干人研究第一人”的陕西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杰在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次回访到一名东干老人。这名老人惊异地问王国杰:“你是从大清国来的?”“左宗棠的人还在不?”
前苏联解体后,这群移民的居住地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目前的总人口已有12万人。
“中国海外最大的移民团体”,历史学家这样为他们定义,这也是迄今为止陕西最大的海外侨民团体。
“陕西村村长”安胡赛今年44岁的安胡赛被人称为“陕西村”史上第六任村长。他实际的身份是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会长、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常委、江布尔州陕西集体农庄主席。4月初,安胡赛到西安参加西洽会并参加黄帝陵公祭活动,4月10日晚11时,在回哈萨克斯坦的前夜,满口陕西话的安胡赛与本报记者进行了一番有趣的对话。
《新京报》:你好,安先生,你这是第几次回家?
安胡赛(以下简称“安”):都快30次了吧。俺经常回陕西。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吗?
安:第一次离现在刚好十年了,是1994年的4月份,那一次我很激动,以前经常听老人说我们是中国陕西人,是老陕,可是我们没有见过陕西,也没有来过陕西。
《新京报》:在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您是第一个到陕西的人吗?
安:不是,在1989年,原苏联东干协会会长来过,他是第一个回家的人。等他回到哈萨克斯坦,我们就开了一个会,光邀请的各村里的干部,就有四五百人,他讲家乡多么好多么好。
《新京报》:他怎么讲的?
安:他说家里人都很热情,后来在我们自己办的《东干报》上专门作了一期回家报道,人们看了报纸都想回来。可那时手续办不了。从1985年才逐渐有人过来,但是手续特别麻烦,现在好了。
“当地人都说东干人勤劳”
《新京报》:你这一次的行程是怎么样的?
安:咋的,你说?(记者注:安胡赛显然听不懂“行程”一词)
《新京报》:就是说您这次回来都做了些什么?
安:先参加了黄帝陵公祭,那么多人都来了,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祖先很尊重。我回去后要把黄帝陵告诉“陕西村”的乡党,让东干人知道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长,以后要带更多那边的人到黄帝陵祭祖。
《新京报》:听说您这次主要是来参加西洽会的,谈得怎么样?
安:这一次谈得相当可以,俺谈了好几个项目,最先的就是教育,和两个学校签了约,让哈萨克斯坦的陕西人到中国来学母语。
《新京报》:大家不是都会说汉语吗?
安:是,陕西的方言保留得很好,但是文字没有保留下来。还有那个啥,现在你看这个社会发展快,语言也发展着呢,出来很多新词,像这个电话呀,电脑呀,飞机啊,这个以前都没有。
《新京报》:你是说,这些词,你们用陕西话都不会说,是吗?
安:是的。都是俺从这里学的。
《新京报》:那你们怎么叫这些词?
安:把电脑叫computer ,电话叫telephone,飞机叫风船。还有啊,俺们把陕西政府叫衙门,把干部叫衙役。
《新京报》:你们岂不是还保留着古代的称呼,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的哈国?
安:听老人们讲,1862年到1877年,陕西甘肃等地爆发回民起义。最后1877年起义队伍有3000多人逃难到了中亚地区,在俄国秋河旁边居住了下来,后来发展到了10多万人,苏联解体后,咱们就分散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新京报》:那与当地人交往多吗?
安:多。哈萨克斯坦共有134个民族,都很团结,中国人在那边被称为东干人,这些民族都喜欢跟东干人交往,他们说东干人勤劳。“把语言给丢了,就不好回家了”
《新京报》:今年要派多少学生来学习汉语?
安:计划送30个娃到陕西外语学院专门学习语言,陕西省政府给予咱们优惠政策,不把我们当外国学生看待,跟国内的娃收费一样。还有,香港影视学院陕西分院,答应免费为我们培养5个娃,他们学习三年,一年预科学语言,后两年学影视导演。
《新京报》:到现在,你们送了多少学生回国学习语言?
安:16个。俺们集资供他们学习,希望他们回去教其他人学习语言。我害怕,把语言给丢了,就不好回家了。
《新京报》:那边的陕西人有不会说汉语的吗?
安:也有。像离我们集中居住地远的两地方的陕西人,他们都不会说陕西话了。一个地方离我们约300公里,另一个地方离我们约400公里,每个村1000来人,只有一些老汉还会说一两句简单的汉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俺给他们专门配了两名老师,教他们东干文。
《新京报》:东干文是你们发明的文字?
安:对的。1928年,专门造出来的字母,刚开始用的是拉丁字母,1958年用俄文字母,拼出来专门发老陕甘方言的音。
《新京报》:那两个村子的人愿意学汉语吗?
安:愿意学。可是有一个问题,现在国内出现一些新名词,老师也不会,哈萨克斯坦那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他们学不到新词不方便。
《新京报》:学生们在那边都学什么语言?
安:俄罗斯语言、哈萨克语言、英语,还学东干语言。
《新京报》:好学吗?
安:也不好学。但必须学。
《新京报》:您会几种语言啊?
安:俺原来没学英语,学的德语。俄语、汉语、德语说得很惯,阿拉伯语会一些,英语知道一点。
《新京报》:这么多。
安:大家都会好几种语言。
“哈萨克斯坦总统向我学技术”
《新京报》:听说你们陕西村很多老风俗习惯还保留着?
安:对的。饮食了什么的,都是中国的老菜,咱喜欢吃面食,像平常都吃拉面、饺子、包子什么的,还有米汤。咱们东干菜在哈萨克斯坦和原苏联都很有名,在首都阿斯塔纳已经建造了30多个陕西饭馆,生意都很好。
《新京报》:你们吃的菜是自己种吗?
安:是的,很多都搞农业。哈萨克斯坦全国50%的蔬菜粮食都是东干人种的,1877年,我们的老祖先刚过去,他们就带了好多种子,现在还有很多都保留下来,像辣子、茄子、芹菜啊,现在还都有。你看,有些咱们的菜名都用俄文叫开了,你像韭菜,俄文发音也是“韭菜”,还有芹菜,俄文也叫“芹菜”了。拉面,原来还是苏联时,全苏联都知道东干拉面。
《新京报》:他们那里以前没有这些菜?
安:嗯,对的。开始看到咱们吃韭菜,他们说是草,现在大部分都喜欢吃这个韭菜,跟咱们一样当馅包饺子吃,做拉面当调料。
《新京报》:除了这些菜,你们还种什么菜?
安:不如中国多,现在陕西人吃的一些菜,俺就没见过。1999年,我请了三个技术员,一个搞大棚菜,两个搞蘑菇。后来,又请了一个搞砖厂的,一个搞饼干厂的,一个搞面粉厂的,让他们把这些新技术带了过去。
《新京报》:厂都建成了吗?
安:建起来了,都工作着。
《新京报》:像面粉厂,原来那边没有吗?
安:有,离咱们住的地方比较远,是别的民族的,咱们得走100多公里去买。
《新京报》:大棚菜和蘑菇发展得怎么样?
安:咱种了蘑菇,当地人都喜欢吃,都争着买。当地有野蘑菇,但是只有一个月,他们都不相信这个蘑菇还能自己养出来。
《新京报》:那你们种菜的很挣钱了?
安:还行,你像蘑菇,按公斤算,每公斤相当于人民币6块钱。
《新京报》:当地也都很支持你们搞这些工厂和种植吧?
安: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还把俺请到他的办公室,问这个新技术。俺拿了番茄,蘑菇,他问怎么把这个造出来的?从哪里引进的?我跟他说,从中国,我的老家。
《新京报》:他怎么说?
安:他说好,让俺多引进一些这样的新技术。
《新京报》:后来有没有推广这些技术?
安:推广了,专门在陕西村,召开了一个哈萨克斯坦全国农业推广会,农业部长还有几个州的州长全都去了,后来在全国搞了很多日光温室,效益都很好。这一次西洽会,俺跟咸阳政府签了协议,发展农业区,像现在那边的玉米小麦产量都很低,小麦一亩产100公斤,玉米亩产只有200公斤,我们希望引进一些新的优良品种。另外,我们还引进了一些水果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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