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相治国”------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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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周恩来《我之人格观》
周恩来简历
１８９８年３月５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１９１３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１９１７年留学日本。１９１９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４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１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１９２４年８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０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２６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１９２７年３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８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２８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３３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１９３５年１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抱病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１９４５年８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从南京返回延安。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８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１９４８年９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１１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１９６０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１９５４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１９５５年４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１９６１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１９７２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７７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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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周恩来
邓小平：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崩溃，上百万的人民解放军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乱起来，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奋力维持是分不开的，有时候周恩来甚至是独立支撑危局。

陈云：没有周恩来，文革后果不堪设想
  1979年1月，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这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中肯评价。

新一代中国人：“完美”与“最高尚”的代名词
在中国民间，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形象和崇高的声望。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受政府监管控制的公共领域内，亦出现了不少对国家领导人的调侃内容，然而在这些调侃内容中绝少见到周恩来的名字，包括在言论最为无忌的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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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负重

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袭来时，周恩来没有思想准备，对“文革”很不理解，是被动卷入的。但是，出于长期以来由衷地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尊重，周恩来当时对“文革”是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势”。
综观在十年“文革”时期中的周恩来，他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在没有思想准备中力求理解，在力求理解中争取跟进，在争取跟进中加以限制，在加以限制中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由于“文革”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在这个过程中，是互相交错进行的。这就是说，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总体上对毛泽东的意见是表示遵从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则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去纠正在“文革”中“左”倾指导思想造成的种种错误，以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同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则进行多种形式的抗争，遏制他们篡党夺权的图谋。
周恩来的这种选择是艰难而痛苦的。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要说一些违心的错话，做一些违心的错事，也难免被一些同志误解，甚至积怨。正如邓小平所说：“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为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相忍为国，相忍为民，周恩来毅然决然作出了这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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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促其命运变迁人生沉浮的主要因素。开始毛泽东把周恩来叫做“管家”，这是一个善意的称呼。有一个欧洲外交家曾经这样评论道：“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那么深受人民喜爱的周恩来就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一开始受人尊敬，后来又让人害怕的毛泽东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领袖。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后来者的地位是短命的（在1927年-1931年期间，这样的人在中共党内有4个）。此外，他还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原意搞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需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争。

在西方观察家眼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两个互为补充的革命者，一个是带有普通人的那种冲动和即兴创作方面的天才，一个是沉迷于计划，像清教徒一样律己的人。

周恩来能够表明他对毛泽东的位置并没有任何野心。他不断地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人格和领导地位的尊重。在那些曾经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居于毛泽东之上的人当中，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能留在毛泽东的班子里继续任职。如果说毛泽东信任周恩来有点言过其实，但经过多年风雨之后，这两个人倒是觉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有破裂，周恩来能够熟练地平息不安全因素，使得他能够在“文革”的浩劫中生存下来。

1966年8月18日黎明时刻，周恩来去天安门参加一次红卫兵大集会。在这类集会中共有1100万青年激进分子受到领导人检阅。在首次检阅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一起，首先检阅了100多万人的游行队伍。临近黄昏时，他乘的敞篷汽车跟在毛泽东的后面，检阅聚集在广场上的红卫兵。周恩来告诉别人：“我不得不使劲地维持秩序，把嗓子都喊哑了。”

如果不了解“文革”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复杂性，就无法理解此后三年里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的沉浮。 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有很多事情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着。这场后来被称为浩劫的运动先是始于毛泽东的某些作家的批判，然后是北京市长受到攻击，最后是刘少奇本人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盘由混乱、讨伐、争权夺利所组成的大杂烩。周恩来负责向狂热的红卫兵解释党的路线，不断提醒他们注意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各种规定。例如：不能围攻和骚扰各个机关，因为他们有工作要做。他告诉他们写大字报时要谨慎，因为其中的一些大字报把国家机密弄得举世皆知：在出版一些非官方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时也应谨慎，因为这些出版物可能会篡改毛泽东思想；对阶级敌人的攻击应该是有限度的；他还试图阻止红卫兵扩大他们的攻击目标。

努力控制运动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选择的道路。周恩来耐心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在“文革”中遇到麻烦的无辜的人以及有用的制度被挽救下来。

他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赞同毛主义者的纲领，并与取代被害者的那些凶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为此，一些西方人从未原谅他，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牢记孔夫子的一句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更多的人欣赏由于周恩来的老练，说到底，也由于其责任在肩和更为险峻的处境所产生的结果。“文革”结束后，复出的邓小平曾经评价说，周恩来有时被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是为了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

由于那些有经验的高级行政与技术官员被狂热的红卫兵拉去批斗，进行人格侮辱、殴打甚至关押起来，政府部门逐渐瘫痪了。经过几个月的白热化的革命之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七分之一的人在工作。周恩来最后伤感地说：“只有财政部长李先念被留下来帮我。”

当时住在中国的两个外国人精确地描述了周恩来的活动：成百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是这个巨大的国家里唯一能够解决他们难题的人——无数的人指望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指望他回答他们那些诉苦的信件，或答应为他们的孩子——在华北游荡的红卫兵搞到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