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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早已不仅仅是电影界内部的话题,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不管是早期的为《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摄影到《老井》中的男一号,还是《红高粱》开始的导演生涯,他都一路走来,一路有鲜花盛开,也有曲折坎坷。但他总都给我们带来惊喜,我们很难预料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红高粱》的张扬、激荡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压抑难出一辙,《秋菊打官司》的质朴与《有话好好说》的后现代影像难以融合……
下面仅就《我的父亲母亲》一片,浅评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艺术表征。这部电影也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电影转型的代表作品,那就是唯美主义的诗化倾向,并与商品经济大众文化接轨的生产取向。
关键词:原始情调 现代虚构 我性 他性 唯美重构 诗意性
(一)
《我的父亲母亲》情节十分简单透彻。“我”回到家乡处理父亲的丧事,母亲因父亲逝去十分伤心,整日坐在父亲上课的教室外默想。并坚持要“我”拿出久已不用的织布机为父亲织块布挡棺用,看着母亲娇弱的身影执着靠在织布机上的情景,“我”双眼湿润,父亲母亲初恋的往事便依稀显现在观众面前。父亲是自愿到乡村来教书的县里老师,是乡村第一个教书先生。在乡村欢迎的人群里,身穿红色棉袄的母亲一下子被父亲的英俊潇洒吸引住了,18少女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爱的情愫。生性羞涩的母亲不敢表达自己的爱意,却时常到父亲上课的教室外偷听里面传出的读书声。而且她还故意绕过后井到前井去挑水,以期望遇到父亲,但真正遇到父亲又说不上一句话,心里慌乱的离开,走时竟忘了提篮子。由于老师是吃派饭的,所以轮到父亲该到母亲家吃派饭时,母亲起的特别早,精心准备了一大清早,但等到下午父亲也没来,母亲急了,要出去找,父亲这时来了但没有吃饭,说自己马上得离开,自己被划为右派了,并大胆送给母亲一个红色的发卡作为定情信物,原来父亲早已经喜欢上母亲了。母亲拿着清花瓷碗追赶接父亲的马车,最终没有追上,碗却掉在地上了。父亲很久都没有回来,母亲急着要去找父亲,结果倒在去县里的雪地里,醒来时就听到了父亲教室里的读书声,从此父亲母亲再也没有分开过。
送殡队伍中年老的母亲迈着小步子快跑着奔向学校,与年轻时母亲的身影叠印在一起。
这是一曲清新的田园牧歌,一篇优美的散文诗,美与爱成为绝对主题。影片的情节简单,人物不多,人物关系也十分单纯。着重只是表现了母亲对爱情的执着,恋爱中的期待与渴望的蚀骨铭心。张艺谋在1999年开拍这部电影时,曾说要拍这样一部单纯的爱情故事,“以表现对今天商品物质社会不断发展的一种想法。”(张艺谋语)
(二)
王一川在《“我性”还是“他性”中国》一文中曾把张艺谋电影的特点归结为一种独特的象征性信息:原始情调。①(original sentiment)称“这种原始情调,笼统的讲就是指现代艺术中通过特殊的话语结构而呈现的富有的原始生活氛围。”②在原始情调的运用中有着现代虚构的使用。现代虚构作为一种文艺创作方法乃是一个文艺思潮,是由于原始情调不能被当作一种原始生活实际氛围而被真实再现,所以现代艺术家为现代人生存需求而运用各种手段虚构原始生活信息,以愉悦或建构新的生活方式,达到“自由艺术”所特有的那种流动的、音乐味无穷的审美感染效果,它使艺术显示出与实际生活迥然不同的纯粹、神圣和自然风貌。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和本雅明的“灵韵说”都被张艺谋借鉴来进行唯美重构,从而是这部《我的父亲母亲》充满着唯美的诗意性。本雅明的“灵韵”(aura)认为“重构灵韵已成为艺术的普遍追求和旨趣。”③张艺谋影片中的原始情调,正适时的为追求经典的“灵韵”的当代中国观众提供了一个大展台。从《我的父亲母亲》一片中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世界电影史上曾留下过诗意电影的足迹。这种诗意电影注重主观色彩和主观情感的运用,情节透彻单纯,但画面与情节衔接起来犹如行云流水,就象朗诵一篇散文诗一样沁人心脾。《我的父亲母亲》受诗意电影的影响,十分注重主观抒情。影片以优美、绚烂的影像画面和隽永、悠远的意境开辟了中国电影全新的风格,以自己的如诗如画令观众耳目一新。华夏民族是诗歌的国度,杰出的诗人不计其数,曾有辉煌诗篇洋洋洒洒,诗意在大河大山恣肆荡漾。不知从何时起,诗意一去不复返,成为当年的遥想。《我的父亲母亲》让我们重温了这种久违的诗意。由于张艺谋纯熟的电影艺术技巧,这种诗意和美可谓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按照东方电影对叙事的涵概,其特征应为“影诗”,即前面所说的“诗意性”,这种“诗意性”让电影承载了“诗骚”的叙事文化传统,它与具有载道精神的“史诗”叙事传统相对应。④同时张艺谋通过本片强调一种对唯美主义艺术的追求以达到其转型的目的。这部电影正体现出在商品经济大潮下复活“民族特质”与“原始情调”的基础,强调透彻纯净之美乃是一种返璞归真的风格需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部电影的艺术特质来发现导演的艺术追求。毕竟好莱坞情节剧已经让都市人们浮躁不安了,追求田园牧歌式的爱情与自然才是一泓“治疗倦怠人们的清泉”。
这部影片并无太深寓意。色彩在片中成为叙事和抒情的主要元素。影片将过去部分拍成彩色而现实部分拍成黑白。这样虽然有悖于我们的习惯思维,但正是这样更能反映导演对人物心理的把握。青春、爱情应该属于五彩缤纷,隽永的回忆即使成为过去,也永不褪色。而父亲的去世,显然带走了一生挚爱的母亲心中的色彩,只留下了单色的冰冷世界。影片主题部分是过去时空,色彩饱满、明朗、澄澈、如诗如画。金黄色绿黄色的树叶树林漫山遍野,无穷无尽,枯黄的柔软的草地绵延向远方,还有明亮的太阳,白色的树干,栅栏,雪地,深黄色的亭子,加上母亲红扑扑的美丽的脸,红色的棉袄,红色的围巾,红色的发卡……缤纷而清朗,丰盈而不染纤尘。在这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自然应该冰清玉洁,而观众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审美愉悦。
诗意性电影有如散文诗一样娓娓道来,“形散而神不散”。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大量运用了固定镜头,追求绘画性,讲求构图的完美和光效,把对影像造型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正契合了“诗意性”原则。每个画面沉练如洗,特写和逆光十分突出,特写将人物内心细致的变化和神态变化展示了出来。逆光令人物有种纯净之美。不如母亲穿着红棉袄,戴着红色围巾在扶着门框站在门口等父亲那一幕,有如一幅古代仕女画一样纯彻无比。而导演对电影技巧元素的正确把握让影片有如一条涓涓溪流细细的流过一片斜阳芳草地一样,自然而有诗意。画面也很好贯彻了“形散而神不散”的主旨,让观众阅读起来毫不生硬。
(三)
从1987《红高粱》开始,张艺谋就开始了一种对“原始情调”的探索。有人将张艺谋电影对“原始情调”的描述说成是“他者化”即“他性”。他者化抖落现在的真实尘沙,而换上广告式的令人崇尚的、厌恶或困惑的虚幻面具。这意味着舍此求彼,以彼代此,用“他性中国置换我性中国”。⑤这里的“他性”乃是说张艺谋电影有迎合洋人的意味,他把“原始情调”呈现给西方而西方却认为这是古老中国固有的本性,从而确认为“他性”,但“我性”中国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是不够的,造成了“我性”的丢失。其实“我性”与“他性”之说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的,我们也不能说张艺谋的电影没有内容或没有思想。
如果有人说这部影片形式大于内容,那么试问这部电影又采用了哪些技巧呢?其实这部影片并没有采用什么花哨的,华而不实的形式。甚至毫无煽情和做作之感。它完全是一种单纯,清新的,将一般电影的叙事为主改为抒情为主的电影而已。那种电影特写和叠化不过是电影常见的手段,所以谈不上是用什么去“献媚”西方。
哪怕说这部影片有怀旧气氛那也只能说是导演自身的追求,《红高粱》中的世情民风也大都是“我性”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给人一种压抑感而正是这样才让现代人迫切需要找回失落的古朴的“原始情调”。这种原始情调并不狂野、粗俗,不象《红高粱》那样火热固执,而应该是《我的父亲母亲》那样唯美与纯彻。在那样唯美诗意的环境里体验生活,正是一种“我性”的当代中国人的追求。这种现代虚构体现出对“唯美主义现实化”的要求。现代人生活于城市牢笼中,到处都是生活的喧嚣与泡沫。这种质朴式的返璞归真,也许并不现实,但足以慰藉当代人不安与浮躁的情绪。
从《我的父亲母亲》的英文名字“The Road Home”,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确实在走着一条回到质朴、清澈、澄明之境的回归之路,但愿不要背离艺术规律而发展,因此这也是一条新的探索之路。
注释:①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冬卷,原文指出“它可以看作西方卢梭以来或中国鲁迅以来的现代艺术家,为着现代人的特殊需要。而对过去生活所作的想象和象征性重构。”
②同上。原文将“原始情调”分为“崇尚、厌恶、困惑”三种类型。
③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据《马克思主义与艺术》,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④吕益都《天之广漠 地之深厚》据《中国优秀电影电视剧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⑤王一川《我性的还是他性的中国》据《拓展中的影像世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书目:《影视艺术赏析》 高鑫主编
《电影批评:迈向21世纪》 蒲震元等主编
《中国优秀电影赏析》 刘书亮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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