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0名人的阅读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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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好小说必须是干燥的



蒋方舟,本报专栏作者。1989年10月生，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散文集《打开天窗》，11岁出版长篇小说《正在发育》，12岁出版长篇小说《青春前期》，后又出版《我是动物》和《都往我这儿看》。
新京报：今年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本书？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蒋方舟：我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可爱的骨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长篇小说了。看《可爱的骨头》的时候，你几乎没有想插话的念头，忽然想插话，也说不出来什么，只好把空气嚼一嚼咽下去。这是一本极其好看的书。讲的是十四岁的女孩被奸杀之后，在天堂俯视她的家人的故事。我以十分天真的低文化者心态相信一点：小说里如果主角有伤痛的经历，那么作者就肯定有这方面的经历。这个可爱的想法终于得到了验证。

我觉得这是一本好小说，好小说必须是干燥的，必须脱离它被创造出来时黏稠的环境，没有过激的情绪。尼采说过类似的话，意思差不多，比我说得好。但我忘记原话了。

新京报：你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近年来，一直在阅读什么？

蒋方舟：我特别希望看到有好的科学图书出现，也许不叫科学图书吧，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一类的图书，反正就是信息量很大，看了之后，能够在谈话的时候忽然说一句：你知道吗？我每次旅游都一定要带《植物的欲望》、《俏胡子逛世界》和《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这一类书我看过很多遍。

新京报：今年阅读的专业书籍有哪些？非专业书籍有哪些？

蒋方舟：专业书籍？我想可能是《黄冈正卷》《名校秘题》之类的书吧。

我今年看了很多古代的笔记小说，从汉魏到元明清。

我妄想从那里面找到真正的历史，想知道我们的古人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因为这些书已经太久没有被人触碰了，我总是想象它们被我看了以后是多么的感动。而我，发现了很久没人发现过的历史，同时还做了善事，没人比我更高兴。


雷颐：关注“平民的历史记录”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这本书特别切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既有历史描述，又有理论分析概括，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这些年一直关注“平民的历史记录”类书籍，今年这方面的好书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长相依》、《又见昨天》等。因为平民的历史不被记录，其实了解一个社会、一段历史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是宣言、文本所宣传、主张的那些东西，而是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

这些年来，我长期阅读的是有关社会变迁、转型、制度安排方面的书。其中哈耶克的著作值得反复阅读。细读的专业书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的《竺可桢全集》（1－4）。“半专业”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史小说《袁世凯》（三部曲）。


刘绍铭：过了花甲之年读杨宪益





刘绍铭，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小说家、翻译家。
人老了，消化不良，读书口味也归平淡。老朽之年加上“荣休”身份，大可坦然面对看不下去的东西说“不”。闻道新科诺贝尔文学奖状元耶利内克文字时见血腥。是不是类似电影《钢琴教师》那种自残画面？如果是，老朽可以说“不”。

看了会做噩梦的。何必？

“作者已死”那派理论，不知是哪个“番僧”凑拼出来的，真是胡说八道。人家一把辛酸泪写出来的东西，合该有个名分，怎可以一笔勾销？不识鲁迅身世，如何解读他的小说？

董桥说，“好看是看文釆，看故事；沉闷的大议论睡不着觉我也懒得看，老皮囊经不起这个折腾。”过了花甲年纪，说这话才动听。也只有过了花甲年纪的人，读杨宪益的《破船载酒忆当年》，才会察觉到字里行间的斑斑泪痕；才会联想到，像他这种当年报国有心的人，在国外等闲白了少年头，也不见得是坏事。


李敬泽：一直比较喜欢看古书






李敬泽，文学批评家。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通往故乡的道路》、《纸现场》等。

今年印象最深的书是在首都机场买了一部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它肯定比任何小说都更好看，早期的医生们在黑暗中的探索有一种邪恶的———在审美上———诗意。

现在，正在看《华为真相》和孙隆基的《历史学家的经线》，正好也是在机场买的。

“非专业”书籍总是给人更多的乐趣，比如《高陶事件始末》、清末王韬的《漫游随录图记》。至于“专业”书籍，对我来说就是文学和理论批评吧，常常一边读一边悲愤地问自己为什么要读，所以，我希望尽快把它们忘掉。还记着的是王刚的《英格力士》、孙惠芬的《上塘书》，在电脑上看的冯唐的小说，两本文化批评的译著《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还有上海批评家郜元宝的集子《在失败中自觉》———思力深湛、令我信服。

今年看得多的还是旧书，看《好兵帅克历险记》、《莎士比亚全集》，还有美国老痞子布考斯基一本台湾版的小说集《小镇上的爱情》，看得兴致勃勃、嘿嘿坏笑；因为和正在写的东西有关，还看了《战国策》、《国语》、《史记》、《孟子》、《吕氏春秋》等等。听上去吓人，实际上哪一部也没有从头到尾读完，但终究是喜欢看的。我们过于强调时代的变，忽视了世上不变或变得慢的因素，看看古书，我觉得古人的毛病全还在，古人的好处我们可能倒丢光了。



朱大可：阅读是对世界的秘密占有


朱大可，文艺评论家，著有《聒噪的时代——在话语和信念的现场》、《十作家批判书》等书，主编《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两卷）等书。

新京报：回顾这一年的阅读，整体上您有什么感受？

朱大可：回顾2004年度的阅读历程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本年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它是流氓叙事的范本，为我们打开了当代游民经验最犀利的部分。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徐星继续着其孤寂的反叛。他几乎遭到了世人的无情遗忘，却又翻身成为新的流行事物。但在我看来，鉴于其小说和生活方式的密切相关，他的话语是当代愤青所无法模拟的。

新京报：您个人的阅读趣味有什么倾向吗？

朱大可：我总是在关注这样两类图书，其一是最前沿的思想批判与建构，例如吴思的《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其二是对历史景观、事实和意义的重新阐释，特别是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史的书写，这方面的例子像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和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后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起源作了准确判断。我希望这种阅读，有助于摆脱集体无意识的干扰，以便更好地展开精神反思。

几年来，我一直在阅读的图书还包括各种经典文本，就是每隔若干年对一些重要文本进行循环性复读，例如我复读了《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它们成了我探究民族精神的话语仓库。我的另一种复读则出于教学的需要，我重新阅读了《暴风骤雨》、《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等，还有全部的“样板戏”剧本。

新京报：您的阅读对象有“专业”与“非专业”之分吗？

朱大可：本年度我所读到的最可爱的“专业书籍”，当推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活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这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对“隐喻”话题永无止境的关切。

“非专业书籍”则应包括北村的宗教小说《愤怒》、麦家的悬疑小说《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李西闽的恐怖小说《死鸟》（海峡文艺出版社）等等。阅读这些朋友们的作品，仿佛是一次内在的交流，以便能够听取他们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私语”。对我来说，躲在书房里的缓慢阅读，就是对世界的一次秘密占有。


蔡天新：旅行为我提供写作素材


蔡天新，旅行作家，诗人。主要文学作品有诗集《彼岸》、《梦想活在世上》，散文集《横越大陆的旅行》，传记《与伊丽莎白·毕晓普同行》。现居杭州。

年度总结通常是政府、机关要做的事情，也是媒体要做的事情，其目的是对民众和读者有个交代。

受其启发，我本人也在记事本（从日记蜕变而来）里煞有介事地评选年度十件大事，这件事已经做了差不多十四年了。这个本子从不示人，其主要作用是，看看自己是否比上一年退步了（或进步了）？坦率地承认，每年的十件大事里，不乏自己书籍的出版，却从不提及读了什么好书，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写到这里颇有些愧疚）。

在我看来，一本书的好坏首先在于，内中的文字读起来是否让人感到亲切，尤其是人文方面的著作应该有这个要求。如果把一本书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封面就是这个人的外表，这一点不是我的发明，想必人人都会同意。这其中，书名、作者、色彩、字体和介绍无疑就是书籍的五官了。

对我来说，更看重的可能是，接下来翻开的那部分目录，这可是一个人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它甚至比封面还要紧。

当然，一本好书的好坏与否最终取决于正文的内容是否有着持久的可读性，这就像一个人的内涵和修养最后决定了他或她的成就和命运。

另外，对一本真正的好书来说，它的后记也必然是意味深长的，这如同一对情人告别时的表情，那通常是会长久地留在对方的记忆里。

今年读过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传记和旅法华裔画家赵无极的自传，分别写下《只是轻轻地掐了她几下》和《朝向天空和云雾的心灵》两篇批评文章。

多年以来，我一直喜欢阅读传记类的书籍，之所以喜欢，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一个人的一生。要知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或者能够转世，这就表明人类对自己的生命密切关注且有着浓厚的兴趣。当你阅读到主人公与另外一个为你所了解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或当他或她到达某个你所熟悉的环境时，有一种兴奋会油然而生。但让你不停阅读的传记类书籍确实少之又少，几乎没有。

相反，有的工具书让我反复阅读，例如手头一本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世界文化词典》，购买（印数只有三千）十六年以来一直为我所珍爱，其磨损程度甚至超过了《现代汉语词典》。考虑到诗人有时会为一个字遍找词典，这种现象尤其罕见。这本从英国引进的书囊括了二十世纪320位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文化名人（绝大多数已经辞世），其领域遍及文学、史学、哲学、科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各类艺术，每一位的介绍文章都出自专家之手，且语言凝练、思想深邃。

假如考虑到我的本行是数论（数学中的一个分支），这些书籍都不属于我的专业，而若是谈论起真正的专业书籍来恐怕又会让各位感到乏味。

古人说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年我有机会四次出访中东和欧洲，到达十一个新的国度，一如既往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地这册典籍，可以说，旅行为我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写作素材和契机（另一部让我受益匪浅的书籍当数互联网）。让写作、阅读和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曾经是我的一个梦，如今总算基本上实现了。



陈侗：2004年我的阅读





　　陈侗，画家、作家、翻译家、出版人、广州美术学院教师。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影像》是我在2004年编辑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书，也因此我仔细读了它。

我从2002年开始编辑这本书，可见是一本难度很大的书。这虽然不是一本谈学问的书，但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在做学问的态度上。这本书是想像力、智慧和科学精神的结晶。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是我最近两个月时不时翻阅的一本旧书，英文版是1973年出版，中文版是1985年。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病症，这本书的诊断具有预见性和说服力，同时它还提出了具有建议性的主张。我以为每个关心世界观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江晓原：《西洋情色文学史》不错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著有：《年年岁岁一床书———红尘中的科学文化阅读》等。

今年读过的有台湾麦田出版的亚力山德安的著作《西洋情色文学史》。此书于1989年首度在法国出版，目前已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此书尚无英译本）。它是西方学术界第一部、也是目前惟一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从古至今情色文学演变与发展的专书。学术性很强，也比较好读。

另外，还读了一些科幻小说。《译林》杂志今年第6期隆重推出了《侏罗纪公园》作者迈克尔·克莱顿的最新科幻巨著《猎物》，我觉得很不错。

小说通过具有自我复制，自我进化的智能纳米集群对人类带来的威胁，提出了一个让崇尚科技万能的现代人反省的严肃命题：人类如果不能理智地运用科技，就可能像弗兰肯斯坦那样，最终毁于自己创造的不可控制之物。

我觉得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很不错，把道理讲得非常明白、非常透彻，是同样主题中最好的一本。



陈彦：惊叹大量上乘书籍






陈彦，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同中国一起思考”法文丛书、“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中文丛书主编。　　

法国出版界近年受到网络冲击，也面临严重挑战。但我仍然为每年推出的大量的质量上乘的各类书籍所惊叹。我的读书范围主要限于历史、政治哲学、社科一类，因此也只能就此提供一二信息。

2003与2004年之交，有两部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一是郭舍（MarcelGauchet）的《历史条件》；一是法国拉丰（RobertLaffont）出版社推出的《殖民主义黑皮书》。郭舍是法国专门研究现代民主的思想家，其研究的基本方向是致力于对纳粹主义之后的现代民主社会的解读。《历史条件》是一本对话形式的书，对其近年思想成果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阐发和梳理，是进入郭舍思想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殖民主义黑皮书》系统反思西方近代扩张史的一个最基本的向度——殖民史，从思想上清算殖民主义，可以说是此领域里填补空白之作。

我尤其要提到的是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Derri鄄da）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巨匠哈贝马斯共著的关于恐怖主义的《9·11概念》一书，这也是德里达生前最后一部著作。

我最后还要提一下法国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出版情况。近几年法国出版了不少中文翻译作品，尤其是去年中法文化年开始后，更是促进了中文著述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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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对《思想操练》印象很深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著有《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逝去的繁荣》等，译有《当代人类学》等。

新京报：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

王铭铭：我对今年丁东等人的《思想操练》一书印象很深。这本书不是什么学术之作，而是有关学术和社会思想的对话集。内中有一小节表达了对我的批评。不过，重要的是，我特别喜欢丁东、谢泳这些文人对中国学术史进行的富有意味的梳理，他们表达出的在学术、学风和思想方面的“怀旧之心”，引起了我的极大共鸣。我也为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反思精神所吸引。这种在阅读和事先的交往基础上进行的对话，也值得推崇。

新京报：你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

王铭铭：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书籍，是我比较关注和喜欢的。这些年来，我跟华语世界的人类学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出版于两岸三地的书，有的是原创作品，有的是译作，有的是辞书，因为专业的缘故，特别重视阅读。这些年内地出版的这方面书籍，质量有所提高，特别是乡村人类学和翻译作品，而西部地区的旅行志则以图文并貌为特色，可读性较强，有时也买来翻阅，其中有不少好作品。



王缉思：关于美国政治的新书






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读了库普乾的《美国时代的终结》，还给这本书写了序言。作者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经过范围广泛的讨论后指出，对美国的挑战正在迅速形成，挑战既非来自伊斯兰世界，也非来自上升中的中国，而是来自于统合中的欧洲，美欧间几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让位于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关系。

同时，美国国内对于充当“全球卫士”也日渐厌倦，以此为基点，作者对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了忠告。另外，读过的书还有《美国政治思想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英文影印本）、布尔金斯基的《选择》和罗伯特·卡根的《天堂与权力》。



谢泳：让历史书消除隔膜感



谢泳，学者，著有《逝去的年代》等。

《帝国政界往事》将历史与现实感受结合起来，这本书的文字很好，可读性强。用这种方式来写历史，可以消除读者的隔膜感，许多纷繁、复杂的事件也显得更加明晰。这本书的写法和《万历十五年》很像，能吸引读者一口气读完。

另外还读了《近代史资料》总108、109期，刊登了原俄国驻华大使潘友新的回忆录选译，披露了很多内幕性的东西，对于了解从抗战到内战时期的中国现代史很有帮助。

今年还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这本书是余英时1981年来内地的日记。从中，读者可以知道中国当代史学界的一些情况。


丁宁：《名艺术家传》读得最多


丁宁，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

在阅读方面，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我偏重英文原著比较多，中文书不是特别多。

读得最多的，是英文版瓦萨利的《名艺术家传》，这本书现在已有中文版。这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它涉及到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建筑师，其中包括很有名气的一些人，比如拉斐尔、达·芬奇等等。他所写的不一定非常可靠，但没有别的史料可以代替，作为了解艺术家的一个入门书还是很不错的。像米开朗琪罗脾气很大，连教皇都怕他三分。他为教堂工作期间要请假，教皇不同意，他就说，那我就不干了。教皇只好又讨好他，同意他请假。



崔之元：《没有个性的人》值得阅读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觉得中信出版社的《从资本家手中挽救资本主义》这本书很不错。它的基本观点就是，资本家实际上在破坏资本主义，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它的书名不准确，我觉得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从资本家手中挽救市场经济”。书中认为，资本家常常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它所指的“资本主义”往往是指市场经济。因为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资本家，他开始成功的时候有一些贡献，但是，在一旦成功以后，他就形成了垄断，妨碍别人创新。

另外，我觉得《没有个性的人》值得反复阅读，它写出了人的复杂性。我觉得这部小说完全可以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媲美。



刘绍铭：过了花甲之年读杨宪益





刘绍铭，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小说家、翻译家。
人老了，消化不良，读书口味也归平淡。老朽之年加上“荣休”身份，大可坦然面对看不下去的东西说“不”。闻道新科诺贝尔文学奖状元耶利内克文字时见血腥。是不是类似电影《钢琴教师》那种自残画面？如果是，老朽可以说“不”。

看了会做噩梦的。何必？

“作者已死”那派理论，不知是哪个“番僧”凑拼出来的，真是胡说八道。人家一把辛酸泪写出来的东西，合该有个名分，怎可以一笔勾销？不识鲁迅身世，如何解读他的小说？

董桥说，“好看是看文釆，看故事；沉闷的大议论睡不着觉我也懒得看，老皮囊经不起这个折腾。”过了花甲年纪，说这话才动听。也只有过了花甲年纪的人，读杨宪益的《破船载酒忆当年》，才会察觉到字里行间的斑斑泪痕；才会联想到，像他这种当年报国有心的人，在国外等闲白了少年头，也不见得是坏事。




孙郁：2004年，片刻欣然






　　孙郁，学者、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鲁迅与周作人研究专家。1957年出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

《骑兵军》，伊萨克·巴别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乃一部奇书，作者系犹太人，曾以记者身份跟随布琼尼统帅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师攻打波兰，后将经历写入小说。作品均为短篇，然而血腥惨烈，意绪纷纷，短篇小说能容如此大的意象，为先前所未见。

中国作家一味钟情长篇巨作，以为宏大者乃意义匪浅。不料与巴别尔的微弱与细小中显出的深相比，苍白无力且空洞无味也。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著，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木山英雄系日本奇人，文字玄奥深切，有诗人风骨。书中描述鲁迅、周作人之作，多发中国人未发之言。

作者的目光带有哲人之亮色，哀凉糅入平淡，幽远寓于日常。写文人的心绪与社会关系，多有奇思。学术亦为诗情。木山先生的自由之心往来于中日之间，又不被外物所累，乃真人真语，为世间鲜见。

《聂绀弩全集》，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书中杂文与旧诗尤好，颇有鲁迅之风。

聂氏一生多厄运，傲骨犹存其人其事大度高远。文字老到尖锐，有肉体的痛感在，读后心血涌动，深觉自己俗气缭绕，不禁心神往之。

《李何林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李先生以教育家闻世，系鲁迅研究的开拓者。

先生著述大气朗朗，全无文人的酸腐之味。一生以鲁迅是非为是非，言行不二，为人为师浩气若虹，李何林文章朴素与平常，恳直与浅明，可见其明净之心。

世间刚勇者多失之简单，深奥者喜走偏执。然而先生勇而正，慧而明，不累于旧物，又倡明新学，五四遗风与鲁迅传统相融其间，学林有此之人，当为幸事。

《藏书票风景》，吴兴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书中多西洋藏书票精品，构图讲究，情思漫漫。

洋人阅世深者其情也真，偶见滑稽之作，令人一悦。自嘲自讽之中，情理毕现。吴兴文先生乃藏书票专家，文字亦好，点评者作品时意趣横飞。

藏书票系着书与人，文与画的关联，背后乃一道心灵之史。收藏家必有学人遗绪，方寸之间，仪态万方。今年曾与友人举办过藏书票大展，一睹吴氏藏品风采。

藏书票里的故事，实在可感可叹。

《陈独秀诗存》，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此书得于北京沙滩。陈氏之诗，国人谈之甚少。以我看来，其诗高于其文，泼墨之间，有六朝狂气，与鲁迅难分伯仲。讽世之作，清脱精妙，每每为之击节。狱中所咏《金粉泪》五十六首，为惊世之作，京派与海派种种雅士，难抵先生气韵，寄魏建功诗云：“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醉卧乡。”仅此一首，足为诗林之翘楚。

裘沙先生《陈洪绶研究》苍润遒劲，书中为陈老莲画像，笔锋传神，张弛有度。蓝英年谈俄国文学的随笔灼识扑面，邵燕祥的杂感集痛快淋漓……偶读诸人新作，心清气爽。在红尘扰世的年代与之相逢，也算有片刻的欣然吧。

匆匆忙忙过了一年，发现竟然没有做什么事情。先前想写想读的书，竟未能做到，年终算账有点怅怅然。



秦晖：读的都是英文著作






　　秦晖，1953年出生，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今年读的基本都是英文学术著作。比如塔吉耶夫《种族主义的源流》，它主要是讲文化冲突的。作者反对在专制条件下讲文化一元与多元，主张文化自由。塔吉耶夫认可多元主义，但条件是“文化多元主义”不能成为推行“文化内一元化”

的借口。真正的多元主义必然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而无论是“反差异的”还是“爱差异的”种族主义，其共同点都是剥夺这种选择权，通过“将个体非个体化”而导致将人非人化。

另外，《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也是一本不错的书，作者忘了。除了以上的两本书，高德曼的《俄罗斯私有化的失误》对于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平川：故人相逢不相识




平川，1972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现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著有《耶路撒冷：美丽与哀愁》、《中美冲突缘于彼此误读》等。

2004年在美国最大的事情就是选举。因为身在美国，所以国内新闻界的朋友布置了很多关于选举的话题让我来写，于是读了许多与选举相关的书。尽管选举的结果让很多人都失望，不过我相信许多在政治上失意的出版界人物在经济上大有斩获：因为关于两个候选人的书都是市场上的大热产品。

在“反对派”里，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克拉克的《反对所有敌人》。在这本详细地记述布什政府如何把反恐战争误导到自我战略设计的书中，克拉克实际上处理的问题是：如何恢复以宪法为最高原则的美国政治传统。另外一本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的《伟大的阐释》，他提出的概念是：这是一个（现任）政府（发动合法政变）推翻政府（既有政治传统）的革命。

今年也是记者的丰收年。首先，早些时候出版的是《华盛顿邮报》副总编、水门事件的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战争计划》。不过我曾经说过，这本书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对记者灵魂的拷问：是隐瞒一些真相，获得更多的事实；还是披露真相，被封杀在政府之外？因为伍德沃德对一些事实的故意模糊，所以，他能够获得更多的关于政府决策的真相。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后来在另外一本书的出版中得到了回答：《纽约客》记者西摩·赫什在晚些时候出版了《命令线》（ChainofCommand）。赫什是揭露美军虐囚丑闻最早的记者，他是政府最痛恨的记者之一，但是，他得到了军方中的最高机密，他永远也不妥协，永远在追求真相。他让我确信，新闻这个行业，必须像萨伊德所说的那样：永远做一个边缘人。

今年另外一本无法回避的书是萨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在这么一个爱国主义依然高涨的国度里，这么一本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书自然豪不稀奇。不过我的理解是这是一本种族主义的书，提倡的虽然不是暴力灭绝其他种族，而是文化灭绝。

亨廷顿使我重新去寻找了一些非白人的著作，这些人我大多看过他们的中文版，但如今捡起，却很有一些“故人相逢不相识”的惊喜。比如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他有两本连续的处理伊斯兰教题材的书《在信仰者间》（A鄄mongtheBelievers）和《超越信仰》（BeyondBelief）。作为一个已经不是伊斯兰教徒的伊斯兰教徒后代，他骑在几种文化和宗教的中间，更能够以超然的角度来审视他们之间的冲突、矛盾和和谐。

另一个是曾经因为《撒旦的诗篇》而被伊朗追杀的萨尔曼·拉什迪。我以前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深为震撼，如今看他的一些英文版的散文集，包括远至1992年的《想象的家园》（Imagi鄄naryHomeland）和去年的《跨越这条线》（Stepacross thisLine）时，才知道，他的力量早就跨越了文学，而是政治、宗教、艺术的集大成者。广州《书城》杂志的编辑凌越前几年对我说，他相信终有一天，他会获得诺贝尔奖，我相信。这些“故人”再次告诉我了一个意大利作家曾经说过的话：卡尔维诺曾经这样问：为什么要读经典？因为经典，是不随时间的消逝而消逝的。他自己的传记《巴黎的隐者》（Hermit inParis）去年出版，今年才有人关注。

畅销书其实和新闻一样，很快就被人忘却，我相信，只有那些能够被人经常性地当成“故人”的作家，才会最后沉淀成经典。顺带说一句：如果能够看原版，我的建议还是看原版。你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少东西已经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