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自由主义以民族国家为载体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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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uraNonSword (修罗无剑·譕侟※共振板與協奏曲), 信区: Reader
标 题: 许章润：自由主义以民族国家为载体zz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Jun 18 22:08:27 2008), 站内

自由主义以民族国家为时空依托
　　许章润
　　
　　今天讨论这一议题，可谓恰逢其时。近来世事纷纭，国际与国内牵连互动，喜庆与灾难递次相连，成长中的中国走到了多事之秋，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省察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内在紧张的一个绝好样本。的确，就当今中国和世界的语境而言，民族主义是每个人无可逃避的情感，正如自由主义恰恰以民族国家为边界，自由主义理念的实现有赖于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在此，无论是作为实存还是应然，“民族主义”既是自生自发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就其自生自发性而言，它是一种描述性的概念，展现了艰难时世中命运共同体的自我和他者、奋斗与凄惶、希望复绝望的复杂情形；从其建构性来讲，它属于一种规范性概念，引导出的是民族国家这一最为宏大的人间秩序，讲述了个人成为国民这一历史转折与创世叙事。
　　
　　一、民族主义是一种无可逃脱的国民情感
　　民族主义，或者说国族主义，这一语词在英语（nationalism）、法语（nationalisme）和德语（Nationalismus）等三种主要欧洲语言中，词根与词尾都是一样的，盖因辗转源起于基本相同的历史选择。它叙说的是共同生息于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民，基于同命运、共甘苦这一事实而萌生的共同体感，基于共同语言和文化传承的“自己人”认同，一种将同种同族同利害的全体成员组织为政治共同体的国族感、国族意识、国族愿景与国族认同。进而，它成为晚近以来东西人民关于人间秩序的一种时空向度，并反映在、落实为国族的组织原理。
　　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大约经历了四次较大的运动。自1648年的“威斯特法尼亚条约”起其端绪，历经近世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逐渐将其坐实，第一波民族国家运动造就了英、法等老牌西欧国家，开启了近世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和文化单元的世界格局的先河。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前后，意、德、日、俄、中等国作为民族国家涌现，为第二波。二战后亚非拉的非殖民化运动导源于并造就了民族的集体认同，形成民族国家的勃兴，为第三波。冷战结束后再度兴起的民族国家运动，诸如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纷纷独立、巴尔干的重新组合以及东帝汶摆脱印尼组成新兴国家等等，为第四波。其间，黑山与塞尔维亚的最终分立，南斯拉夫彻底消失成为历史名词，实际上是第四波的延续。事实上，当今世界，每一块酝酿生命的土地均已纳入民族国家格局，无可逃脱地进入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法律和政治单元的世界体系，再没有出现“星期五”的可能性。换言之，这个世界不容忍无国籍者的存在，要求将全体人类编织进民族国家行列。你固然可以用脚投票，改换国籍，但改换的不过是另一种国民身份罢了，依然宿命性地属于某个特定民族国家，是某个特定民族国家的成员，而无法逃隐于“乌有之乡”。而且，吊诡在于，隶属于特定民族国家恰恰是自由（譬如旅行）的前提，否则，真如一部好莱坞影片所述，只能生活在机场国际候机厅里了。因此，接着刚才说的民族主义是关于现代国族的组织原理、构成了现代人间秩序的一个时空向度这一命意，也不妨说，它是现代人类之所以存在的构成因素本身。
　　就民族主义、国族意识的产生而言，多半基于一种“现实的选择”，属于一种不期然间逐渐砥砺成型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认同。揆诸历史，民族主义首先源起于近世欧洲。罗马帝国的覆亡，将基督教的一统江山撕裂为一个纷纭的人间世，导致了四分五裂的欧洲政治版图。土地、人民和政府，所谓诸侯三宝，一以土地为前提，至少，有了特定土地及其居民，才谈得上税收，进而有政治的运用。为了土地而肇衅的种种争端，需要仰恃某种利器才得进行，也才能维持。这个利器不是别的，就是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此于前民族国家、正当“战国”的欧陆，可谓恰切。我们知道，当其时，雇佣军长时间在欧洲辗转作战，是以雇佣者给付一定补偿为代价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拿一份钱，办一份差，这是雇佣军的逻辑，天经地义。经济待遇、军事装备以及封地、封爵、封侯的种种特权，换得了战场上的出生入死，否则，谁替你卖命。也就因此，其勇敢和忠诚是可以出售和转移的，随利益而转移，并且可以随时随地转移。置此情形，培育军队，特别是构成兵源的人民政治上的认同感和文化上的归属感，遂愈显迫切。没有逐渐滋生和积累起来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一种基于我们是“自家人”这一体认而产生的、血肉相联的命运共同体的体认，一种为了共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对于特定地域政治权威的忠诚，终究一盘散沙，难以同仇敌忾。一旦战起，忠奸莫辨，则胜败无法逆料。也就因此，所谓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归根结底，不是“想象”出来的，也是无法想象出来的，毋宁，它是同处一地的人们，为了现实的生存和共同利益而逐渐体悟、生发出来的一种共同体感觉，恰恰是生活本身逼迫使然，也可以说，属于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这是西人的历史，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既非思想家追求得到或者设想即成的，也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这种宏大人间秩序纯然构建出来的。如果东罗马帝国没有覆亡，基督教的一统天下秩序一直延续的话，就不会产生这种地方性的认同感、国族感以及张祥平教授所说的纳慎主义（nationalism）。
　　历史既已一路走来，自西徂东，留待我们后人的便是所谓“现实”，一种无可选择的当下存在，或者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而现实是，从政治哲学而言，当今世界，无论何人，也不论生活在哪一个角落，每个人首先是某族的族民，其次是某国的国民，然后才是公民，以及某一职业团体，比如说大学或者公司的雇员。特定国度的国民，是每个人不可逃脱的身份。正是无数霍布斯意象中的“杂众”（multitudes）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共同塑造出自己的政治权威，从而有对于此种权威的自由主义制度安排，而为族民、国民与公民的福祉营造自己的政治屋顶。离开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隐逸于一个无此人间秩序的空间，事实上不可能。当今世界，小小寰球，山山水水，里里外外，一切的一切，除了公海以外，均已经被划分完毕，成为一个个政治与法律单元，它的名字就叫做民族国家。所以说国民身份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它是每个人的第一身份。
　　在此情形下，身为国民，作为一个历史地形成的民族国家的一员，国族认同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可能有人会说，我想做一个世界公民，我从来不愿意做某个国家的公民，或者说我力争逃脱某一个国家的国民身份的局限，去做一个世界公民。可惜，理想固然高远，却不现实。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逼迫着你必须拿出政治方案和文化选择，总不能袖手旁观，如果你自觉到并且恪尽自己的公民身份权能的话。置此情境，你虽然自诩为世界公民，却也有自己的祖国与国籍所在之国，前者要求你奉献文化忠诚，对于后者，奉献政治忠诚乃是国民义务，不可以世界公民为凭闪避，否则，你移民入藉时举手过头赌咒发誓岂非自欺欺人。甚至于，国家利益冲突当前，你无法控制、无意识地做出了某种自己也不清楚的选择，或者具有连自己也讲不清楚的偏向。所谓“血浓于水”，虽说多煽动性，可却摆脱不了，奈何。
　　或许有人会说，人的第一身份是家庭成员，而不是国民；国籍是可以改的，血缘性的家庭成员身份则不能改。是的，自社会立论，则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自属恰切，但此处是从国家建构的层面或角度，所论为民族国家这一人间秩序，指涉个体与国家的关联意义上，一种基于相互承认的法权而来的个人的政治与法律身份，因而，正是国民，而非家庭，才是组成国族的基本成员。职是之故，上述言说与此刻所论分属不同语境，两不搭界，不可不察。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海外华裔中的“国族认同”问题。这是现代中国文化认同与政治忠诚之间存在巨大内在张力的极好个案。我个人的经历教会我明了这里存在着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一些华裔用脚投票，拼命争取永久拘留权和移驻国公民身份，时时处处，恨不得把自己洗得比白人还白。所以，在家里也不许子女讲汉语。极度的追求常会导致精神的异象，听说有一位属于这种类型的同胞，老婆生下的孩子是金发碧眼，对此，即便没有任何基因知识的人，也都理解是怎么回事，傻子才不知道。结果，他怎么说呢？橘生淮南便为栀嘛，“你看这个水土很重要啊”，这便是他的解释。还有一种类型的海外华人，一方面享受着西方的优良政体和自由体制的照拂，工资、福利同样自不待言，过得舒舒服服的，另一方面，却又难舍故国情怀，真诚地“热爱中国”，容不得说中国一句不是，不允许对中国的任何批评，而不论批评是否有道理。但有一条，就是坚决不会回国。我在海外的日子里常常碰到这样的爱国者，有时不免想说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既然这么爱国就一起回国去，在忍受环境污染、承受颟顸官僚之际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而打拼。我说这些事，似乎刻薄，其实心中多怀同情，对于同胞和自己的同情。凡此吊诡，反映了中国转型时段有关国家认同、政治忠诚和文化皈依中发生的千头万绪的冲突，非一己心力所能克服，当事人本身固然承受人格分裂的苦楚，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
　　
　　二、民族主义是一种公民情感
　　民族主义构成了现代国民的心性，正如自由主义是公民心性的必要构成因素。不管是中国国民，还是美国国民，抑或其他国家的国民，只要你是这个国家的一员，是她的国民，你必然从情感、理念乃至于信仰层次，都无法逃避这一选择。进而，民族主义也是公民的文化忠诚与公民情感的组成部分，从而是现代人性本身。因为公民这一概念不仅意味着你要奉献出对于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忠诚，也要求你奉献出文化忠诚，做出基于独立个体良知良能的文化选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是公民情感的组成部分，从而构成了现代人性的向度之一。只要是受过教育的现代人，或者，并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包括前些时候自发抵制“家乐福”的中国国民，推导其行动的不仅是民族主义，而且有一份基于公义的公民担当在内，一种全球化时代基于独立个体的道德律令而慨然行动的公民责任在内。
　　事实上，从政治哲学而言，民族主义和其他的多种主义，其中主要是自由主义，也包括共和理想和社群情怀，以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等，构成了现代人性的综合体，分别照烛了人性的不同向度，无人能够摆脱。你生活在中国，在你祖国土地上发生的种种事情，悲欢离合，譬如此次的汶川大地震，无数同胞遇难，身为公民，你竟然能够无动于衷吗？一旦中美爆发利益冲突，你可能会本能地在情感上站在祖国一边。其实，此事多有，近代中外历史早已演绎出许多例证。也就因此，就民族主义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公民情感而言，即便宣称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毒瘤”的人，在进行如此这般陈述后却又喟言：只有革除这一毒瘤，中华民族才能健康成长，繁荣富强，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间悖反与“无可逃脱”状，何其淋漓尽致也！
　　通常的印象是自由主义似乎具有普适的价值，概属普世的理念。但是，大家不可忘记，自由主义恰恰以民族国家为时空边界，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隐蔽命题。因为，自由主义的主要命意讲述的是每个具体、独立的个体秉持良知良能追求幸福的权利问题，从而，其进一步的命意便是制度安排对此所作回应的问题，而落实为对于优良政体的追求。正是在此，对于优良政体的追求，以及优良政体的立脚点，恰恰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依托。没有民族国家作为基本依托的时空基础，自由主义失去了托付，往哪里安放，从何处兑现，又要自由主义做什么。漂浮于空中，无所归落的自由主义理念，既无社会动员力，也无切实服务人生、满足个体福祉的战斗力。须知，所谓自由不同于家政生活的私性幸福，一定要具有公共相关性，以对于公共权力的分享为枢机。如此，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大至提供基本的国家安全和尊严，通盘的宪政架构，小到护照的签发，在在关乎自由，决定了个体是否享有自由，无此民族国家建制，即无自由。
　　尤需戒惧者，一旦将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运用于民族国家疆域之外，甚至于藉由武力施行于其他国家，则害莫大焉。此时此刻，自由主义的普泛化恰恰演变成了侵犯性的民族主义。更何况，具有“推行”普世自由主义价值能力的总是超强国族，一旦它们享有此种道义合法性，那么，势必等同于上帝，谁又能够担保它们不会假自由主义之名，行满足本国本族利益之实呢？放眼世界，遍观历史，这种事难道还少吗？！既然上帝就是上帝，俗世权力无以僭越，但却公然假尔之名而行之，则行动本身早已悖离自由主义的真谛了。所以，美国动不动叫嚣要把穷山恶水之地炸回“石器时代”，以战争作为工具来“推行”民主、推行自由主义的普世理念，不管这一动机和目的是真还是假，我的观察是假的，其实导致的恰恰是军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普世自由主义理念存焉。——即便是人道主义干预，一旦超越必要限度，也可能走向反面，反而酿成灾难。毕竟，集束炸弹落在别人家屋顶，哪里还有说明人道呢！
　　
　　三、国家秉具德性和伦理担当是造就民族主义的制度条件
　　但是，话说回头，虽说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生自发的国民心性与公民情感，但却以忠诚对象做出良性回应为条件。换言之，国家秉具德性和伦理担当是造就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换得公民文化认同的制度条件，更是塑造公民基于自由主义的国族政治认同的前提。因为自由主义对于个人幸福和民族主义对于国族昌盛的追求，反过来要求国家保障人权，提供优良政体，即提供足能承担自由、民主和人权这套价值的制度体系，经此承担，民族国家表达出自己的伦理担当，彰显了自己的德性，而它恰恰既是自由主义的纲领，也是民族主义的诉求。无此优良政体，何以有个人幸福，又如何会争得国族的繁荣昌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以民族国家为空间边界，民族主义作为内在动力和情感激励机制，是自由主义发挥其社会动员能力的前提条件。毕竟，常常是民族主义诉求更能打动人心，激励人心，进而才推导受感动者去追求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多少热血男儿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义无反顾地踏上不归路。也正是在此，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藉由民族国家这一宏大人间秩序，再次“巧遇”了两相交集的枢机，并形诸一切以公民福祉和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宗旨的法权安排。
　　十九世纪末年以还，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自由、民主、法治和平等、博爱等等现代西方理念之所以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力，摧枯拉朽，不仅在于自由主义理念本身所揭橥的人世生活愿景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同时是因为宣扬者和受众分享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借助这些理念的引导，结束“东亚病夫”的屈辱历史，“救国建国”，形成优良政体，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知道，“繁荣富强”恰恰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诉求，也是百年来中国全体自由主义者的心声。也许，它是一种更能激发情感、打动人心的诉求。其间的吊诡，一如当下中国农村的基督徒，以礼仪廉耻、信义和平以及智、仁、勇等等价值，采用对联、说唱的形式，来诠释和宣扬基督教义。
　　从自由主义的共和立场来看，国家是公民的联合体，既是每个公民让度部分自由的结果，同时并为公民个体自由的实现形式。换言之，国家由此成为公民自由的托付者和守护人，而以造福全体公民，给予每个公民以德沃金所说的“平等的关切和尊重”为己任。实际上，国家对于权力的高度垄断本身，即直接而必然地决定了国家必须担负起绝对忠诚于公民福祉和国家利益的复杂责任。也就因此，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的权利，一如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奉献和勇敢的品质，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也是国家全力以赴孜孜致力的最高事业。凡此一切，彰显了国家对于惬意生活的安排能力，构成了国家存在的理由，而成为国家的合法性所在。这也就是国家的德性，即国家应然的道德责任和道德形象，由此并形成了国家的伦理功能。国家的德性和伦理功能都是国家理性的重要方面，护持人民享有免于冻馁、恐惧和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依然是并且必将是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根本担当，而构成一切关于合法性的高蹈而庸常的实践理性。因此，在确保公民的精神自由并捍卫公民社会的自治底线的同时，要求国家担负起增进社会德性、营造良善生活环境的责任，既是自由主义学思内在的自我发展，也是民族主义的迫切要求，因而，国家理性命题将自由主义诉求和民族国家利益完整连为一体。
　　放眼长远，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将会是二十一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国家的崛起要求在观念、价值和制度上提供世界史意义的创新，形成刚健、深刻而博大的国家目的，提炼出增进人类和平与福祉，具有全球意义的基本价值。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景，永久和平的大同理想，民胞物舆的社会价值和普世人文主义，西方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纲领，刻下的社会正义、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等等，均为此种理念，而辗转形诸制度与实践。谁能够率先发掘和阐扬此种理念，形诸制度，落实为实践，谁就能够引领人类发展方向，站在文明创发的潮头。就此而言，以民族国家这种抽象一体性法权安排来综合落实中国和中国人的身份建构、地缘政治、民族认同和文化归依，于制度创新和理念创新上以地方性奋斗经验向世界人类提供普世性生存智慧，依然尚需全体中国人的进行持续不懈的长程努力。
　　
　　四、中国需要成熟的民族主义
　　话题拉近到中国。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罗马帝国覆亡以后欧洲的情形迥异，但却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后，欧洲各国经由征伐而相互承认拥有国家主权，逐步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颇多相似之处。与德、俄两国的民族国家塑育历程，尤其堪值比较。1840年以后，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民族主义觉醒，国族意识萌发，源于被迫通盘性重构秩序这一重大危机。强敌兵临城下，瓜分迫在眉睫，刺激出天下秩序中的华夏子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导致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如果说战争造就了欧洲国家，那么，不妨说中华民族遭临强敌入侵之际引发的种族、文化危机，基此危机急起应对的百年奋斗，包括绵绵战争，造就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说，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三峡”旅程中的连连危难，造就了中国，塑造了国民，也培养并正在培养着千千万万的“中国的”公民。此次奥运“圣火”境外传递中遭遇的种种不义，汶川地震激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了中国年轻一代走向成熟，这当中便包括了自外而言，对于民族国家利益关系的复杂互动性质的现实主义自觉，自内而言，对于国家理性重予正当性审视的政治成熟，同样对此做出了最好注脚。凡此种种，讨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及其与自由主义的互动，不可不察。
　　因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其实是一个被迫的“不得不然”的过程。在此基本背景下，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是，中国从天下一统的伦理秩序逐渐化转为法权秩序，一种现代法制文明，而这种法权秩序或者法制文明恰恰要求由民族主义提供的一种国家实体来落实这一理想。由此，民族国家的边界便是自由政体的起点。东西历史均已表明，民族国家才是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归属的法权满足形式，也是建设优良政体，实现个体幸福的政治保障。就中国而言，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人间秩序，是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地缘政治、民族认同和文化单元的抽象一体性法权安排。无此安排，即无中国与中国人，遑论其他。
　　一个显明的事实，也是吾人的一个同情的了解，即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属于自卫性的，主要受外部刺激而生成，因列强打压而成长。当然，其间会否夹杂着所谓的 “1840情结”，倒也未必全然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总是与遭受侵略、羞辱和压迫联系在一起，它使得民族的历史伤痛记忆，一遇外部刺激，涣然唤起，一触即发，而引致亢奋。但是，总体而言，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自卫性质的，而且，汲汲于倾向将自己融入到普世主义的世界中去，求得这个世界，其实首先是求得西方发达国家的认同。这样一种努力和冲动，构成了近代中国一切政治努力的一个重要理路。申办奥运也好，加入世贸也罢，其实都是为了获得这个 “世界”的入场券，也可以说，是为中国争得一个安宁生息于这个地球上的平等“球籍”。
　　在此情形下，我们不能随意指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一种破坏性的情感，这样说也太没良心了。事实上，近代以来，如本文前面已经叙说过的，民族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情感层面，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内在动力和激励机制。如果说需要汲取什么的话，那么，在这里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同样是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当然是，孙中山也是，但是为什么他们却做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当其时，激进的左派选择了共产政体，相对温和一点的选择了诸如“民国”这样一种类似于早期寡头资本主义的政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想，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互动这一大题目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也曾经是并且还是中国现代性呈现和实现中的令人困惑之处。
　　今天，有人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已经到了应该退场的时候了。反对者针锋相对，主张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不是太过强烈，相反，倒恰恰是太过羸弱，较诸成熟的西方国族，弱到许多国人其实并无明确的国族认同和国族利益意识的地步。英国的一位华裔学者就持此种观点，其实代表了相当多数人的看法。我想，此种说法道出了中国民族国家成长中的诸多困惑，是一种令人同情的观点。但是，若要把脉现代中国，与其说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太强或者太弱，毋宁说是一个成熟与否的问题。
　　如果说此前一百多年中国的现代性取向是从伦理秩序进展到法权秩序，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民族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正在逐渐朝着民主政治和大国政治迈步，努力使中国从经济民族进境于政治民族，走向政治成熟。事实上，大中华地区政治民主化的局域性成功，早已对此做出了图解。在此意义上，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不能退场，而且，恰恰相反，应当善予抚育和引导，促进其成为全体中国人的一种现代心性。而刻下的问题在于，整个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尚未最后完成，不仅许多边缘农村地区依然还是一个混沌的天下主义，即便是城市地区，缺少教育的国民，也还是缺乏此种心性，尚未进入到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自觉的程度。
　　就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互动而言，成熟的政治民族多半总是立足现实，高扬理想。立足现实意味着对于自己的利益边界保持高度自觉，对于国际秩序的无政府性质怀持清醒的认识，而首先求得生存，没有民族主义，如何可能。高扬理想就是倡导自己的道德智慧和伦理担当，也不妨讲讲所谓的“天下主义”。如果非要堕落到运用马基雅维理主义话语不可的话，那么，不妨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两手玩得好就是政治成熟，玩不好就是傻帽。其间张力不免，收放自如，才是成熟国家的智慧。此间情形，正如芝加哥大学德裔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坦言：
　　尽管大国几乎总是按现实主义行事，但它们经常宣称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标而非均势的考量所驱使。而且，它们把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这种行为模式在美国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常常举止粗蛮，却总是口口声声称自己得行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而对手的行为是邪恶的、错误的。……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政策，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1]
　　 如果都像某位房地产富翁那样，公然宣称“我就是给富人造房子，穷人住不上活该”，那便是“政治上不成熟”了。
　　说到民族国家的政治成熟问题，我们需要区分乡愿、“爱国贼”与此刻所讲的成熟的政治民族应当具有的民族主义的界线。民族主义常常饱受诟病，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庇护所”，便是一句广为流传的名人名言。但是，凡此“恶棍”或者暴民，并非一定孕育于民族主义，比如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暴民，就并非是民族主义的产儿，毋宁，是启蒙以还的自由主义鼓动的结果，是自由主义理想的负面产品。
　　有人说“民族主义总是要找敌人”，因而是祸乱之源。这便混淆了自卫性民族主义与进攻性民族主义的界限。晚近两百年的世界历史表明，自由主义恰恰也存在着寻找敌人的问题。其与极端民族主义混合后，更以“先发制人”出之。而民族主义多数时候体现为自卫性质，对外护守国族利益，对内恰恰是不愿意制造敌人，但是自由主义对内则非找敌人不可。刻下中国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人士好斗，，总是批判别人，似乎也沾染了这种习气。
　　有人说，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早已被证明为是一个失败的体系。我认为现在下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因为，如前所述，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从诞生到现在，其实也就是两、三百年的时间，刚刚经过了“四波”的发展，现在还处在第四波的发展过程当中。总体而言，民族国家作为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格局，还处在演变过程之中，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历史。包括中国西北、东南边疆的统合问题在内，其眼见的未来可得循依的基本模式，依然是民族国家的体系，而看不出可得替代的方案。的确，二十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对于国家主权学说产生了相当冲击，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正在发生的事实。但是，同样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它并没有而且也不足以冲毁现有的民族国家体制，以及由此体制为基础而形成的基本世界格局。毕竟，如果在我们今后的人世生活中依然存在个人和作为个人的政治结合的民族，不可抹煞种族的存在，那么，民族国家便是一个最为现实可行的公民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形式。就可见的将来立论，也是一种尚未看出存在任何可以取而代之的前景的形式。毕竟，迄而至今，这个世界的基本预设依然是无政府秩序，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国族，还是觉得仰赖此种秩序较具安全感，换言之，“一个由民族和民族国家组成的多元化世界，仍是防止专横和暴政的惟一保证”。[2]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不等于少数强权的全球统治，那么，也就不能抹煞作为个体的民族国家及其法律共同体的存在的合理性。
　　至于“欧盟”的出现，更多地属于一种“泛欧洲民族主义”，而不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欧洲驻国之所以自愿组成这一联盟，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护卫本国利益。同理，之所以在吸收东欧诸国入盟过程中出现反对声音，特别是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土耳其入盟，让土耳其的脱亚入欧历程成为一个尝尽羞辱的痛史，还不是因为担心一个异种异教的国族的加入，会销蚀欧盟的文化同质性与宗教的一体性，而这恰恰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国家理路。
　　所以，轻言民族国家是一种失败的体系，与事实不符。当然，你可以反驳我说，两次世界大战难道不是民族国家体系造成的吗？我觉得，大战肇源于现代性问题，或者说，现代性的野蛮性问题，连民族国家体系也是现代性的一方面一环节而已，因而，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傥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失败，将大战归咎为民族国家这一人间秩序格局，未免张冠李戴了。
　　今天我们在全球视野中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不可忽视国族力量对比于此施加的影响。换言之，身处弱势，常常秉持民族主义；位居强势，往往倡言世界主义。至少近代以还，西方以世界主义自诩，不仅因为位居强势，因而触角遍及全球，世界主义恰恰于己有利，而且，其思其虑，更有“选民观念”这一基督教观念源头。基督教设想的世界是一个基督王国，一个普世的人间乐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普世的世界是以这样两个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第一，这个普世的人间乐土必为基督教世界；第二，它是一个白人主宰的世界。由此出发，引导出其国族本位以及同质性世界的预设。选民观念使得其秉持者高高在上，衍生出罪恶的种族主义；国族本位意味着排他性，实为霸权主义的体制根由之一。
　　有意思的是，在东、西方力量对比非均衡状态下，强者对于弱者的任何非议常常表现得极为敏感，动辄以“民族主义”指责之，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暴露了强者的极度自我本位和捍卫既得利益的高度文化敏感、高度自觉与高度警觉，倒恰恰是极度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而言之，它表现了位居优势者基此敏感、自觉和警觉，将任何挑战力量扼杀于萌芽之中的希图。
　　当今世界，中国的崛起态势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构成了世界变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甚至意味着第二期枢纽文明已然的孕育，彻底改写东、西方关系。置此情势下，利益冲突和文化竞争在所不免。为天下苍生计，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计，化解、中和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内在紧张，也许用得上从以赛亚.柏林到耶尔?塔米尔这一脉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理路（liberal nationalism），将自由主义对优良政体的追求和民族主义对于国族繁盛的追求统一起来，将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合一，共同服务于大同世界的浩然愿景。也许，这既是一种理论进路，也是中国此刻应当努力的实际方向。
　　
　　注：
　　[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页39。并参详（美）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肖蓉、魏红霞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页40以下“强国心理与弱国心理”。
　　[2]详【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社，2001年版，页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