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换来的和平——79＇自卫反击战实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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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越南曾有过一段“恩深、义重、情长”的美好时光；“友谊之光，万世辉煌”曾是越南伟人胡志明生前的宏愿。然而，从1973年起，越南开始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自毁“越—中长城”，并以暴力驱赶华侨和变本加厉地武装挑衅引发了战争的导火索。穷兵黩武，黎民遭殃；鲜血玷污了情深义长的中越友谊；为保疆保国，中国迫不得已而又毅然决然地挚起了正义之剑…
　　　　一段惊心动魄的战史跨越了10个年头……
　　　　忆往昔：恩深、义重、情长
　　　　“越中情谊深”曾是中越关系史上一段美好时光的生动写照。
　　　　1950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1951年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明鉴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称赞中国此举“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极大的光荣”。越南政府“决定以1月18日为外交胜利纪念日——一个越南举国欢腾的日子”。
　　　　时隔十年以后，1961年7月3日，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发表《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40周年而作》一文，盛赞中越友好关系史。胡志明说，越南和中国是两个相邻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例如：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都是经过中国而后传入越南。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5年)，统一越南的各个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会议(1930年)，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委员会(1935年)，都是在中国成立和召开，并且得到了中国同志的全力支持。
　　　　——中国抗日的胜利也为越南八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4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美(国)、蒋(介石)的重压下十分困难，但仍然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战，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中国无私援助越南进行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作为越南实现和平统一的稳固基础。
　　　　胡志明由衷地说：“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真是：恩深、义重、情长。友谊之光，万世辉煌。”
　　　 巨大而无私的军事物资援助
　　　　支持越南的统一事业，从1950年起，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起，中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援助。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
　　　　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1962—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1965年以后，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
　　　　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
　　　　人民解放军1965年开始建立战略储备，到1972年底，储备各种枪枝150余万枝，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与此形成对照，仅1972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18.9万支，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
　　　　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
　　　　1971—1972年间，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百架，红旗2号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
　　　　1968年6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与越南副总理范雄会谈1969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担任，组员有李先念、薄一波、杨成武、李天佑、方毅、李强、刘晓等。从1967年开始，中国动用500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的物资运往越南。1972年6月至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3个汽车团，2100余辆汽车分5路运入越南各种物资62.3万吨，总行程3545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到1966年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8.5万吨。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1965—1975)，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除外，中国还投入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抵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即“胡志明小道”)，把对越军援直接输送给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
　　　　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越南共产党、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越方开始自毁“越——中长城”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973年，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祖国战线中央主席团主席、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在答日本记者问时开始毫无根据地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说什么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国间的行动有时会牺牲小国，把它压垮”。
　　　　日本记者迅速利用先进的新闻媒介，将黄国越的讲话要点散发到世界主要大报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但越共对西方的报道竟没有任何否认的表示。
　　　　无独有偶。1976年，越共中央委员、党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黄松又对一个叫埃里克·皮埃尔的瑞典记者发表了对中国很不好的谈话。他说：“在越战期间，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这清楚地表明，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取得胜利后，迅速地倒向了苏联的怀抱，地区霸权主义野心与苏联全球霸权主义紧密吻合，由此破坏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
　　　　越南暴力驱赶华侨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越南有一百几十万侨民，约有90%居住在越南南方。1955年，中国党和越南党曾经就旅越华侨的国籍、权利、义务等问题交换过意见，其后经过多次商谈，双方确认：旅居越南北方的华侨，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按照自愿原则，可以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至于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则须等到越南南方解放之后，再由两国另行协商解决。这些原则是中国方面从增进中越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愿望出发提出来的，既符合中国关于鼓励华侨按照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的一贯政策，也符合国际上关于不得强迫侨民入籍的一般原则。
　　　　当时，越南党和政府对此表示赞成和支持，并曾在一些文件中反复强调：“华人转为越南籍应由他们完全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有人还不自觉自愿地转为越南籍公民，则仍给予一切权利，不得歧视，也绝不能急躁地用命令方式强迫他们或轻视他们”；并确认旅越华侨在政治上享有与越南人民同样的权利，并尽同样的义务，在经济上享有依法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在文化上享有办学、办报的自由，其风俗习惯应受到尊重。然而从1976年始，越南政府完全违反中越两党协议，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加紧推行歧视、排斥、迫害华侨的政策，严重损害华侨的正常权益，使广大华侨难以为生，直至把他们大批驱赶回国。
　　　　在越南南方，越南政府背弃自己曾经公开宣布过的立场，竟然继承前南越反动政权的作法，采取十分粗暴的手段对待华侨。
　　　　1956年8月21日，南越反动政权曾颁布法令，强迫华侨放弃自己的国籍，加入越南国籍。
　　　　1957年4月17日，南越反动政权又宣布华侨的华侨身份证一律作废。
　　　　1957年5月20日，我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曾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和严重抗议南越反动当局，强迫华侨改变国籍的无理作法。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表示赞同和支持我国的这一正义立场。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曾发表文章，谴责吴庭艳集团的非法行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在1960年、1964年、1965年和1968年，在自己公布的政策和有关文件中规定：“废除美伪政权对华侨的一切法令措施”，“华侨有选择国籍的自由权利”。可是，1975年南方解放以后，越南政府却突然改变过去的立场，并违背两党协议的精神，不同中国政府协商，于1976年2月，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时发布一项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美国占领期间的南越反动政权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随后，又公然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进行打击和迫害。
　　　　自1977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的黄连山、菜州、山罗等省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各地的华侨。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动，维护中越友谊。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越南从陆路运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也有大批华侨被迫从海上乘小船回国。据统计，1978年4月初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每天达数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数千人，到5月底总数已超过10万人。
　　　　越南当局对中国侨民的种种迫害是难以尽述的。1977年初始，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随时都可以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搜查和敲诈。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家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
　　　　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中国侨民在越南的悲惨遭遇，是国际关系中罕见的，骇人听闻的。
　　　　中国撤消部分援越项目
　　 与越南驱赶华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对待越侨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待旅居中国的数千越南侨民，不但从未有过任何歧视，而且对他们正当权益一贯予以照顾和保护。他们在劳动、工作、升学、医疗方面，都同中国人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物资供应方面，则享受着高于中国公民的待遇
　　　　越南的背信弃义，昭然若揭！越南的排华政策，导致大量的华侨被驱逐回中国，这突然而又必然地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亟需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事情很清楚，中国撤销部分援越项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越南方面排华政策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的国民经济在恢复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天灾(唐山大地震)、人祸(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的危险，百业俱废，百业待举。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仍然继续向越南提供多方面的援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承担很大数量的援建项目。自然，在战后和平时期，中国每年向越南援助金额，同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相比，是有所减少，但这个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中国方面为此曾反复向越方讲清自己的困难，希望越方能给中国人民一个缓口气的时机。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还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
　　　　越南领导人当时也多次对此表示谅解。
　　　　1976年11月15日，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我国无力，也没有满足越方的要求。对此，1977年2月24日，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筝的会谈中作了合理的解释，说明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1976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难；同时指出：过去我们已答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还有20多亿人民币的金额尚未使用，有100多个成套项目尚待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提供新的援助。李先念请阮筝向范文同总理报告中国的情况。1977年3月17日，阮筝向中国转达了范文同的回答，对此表示了理解。然而，1978年前后，越方却借机对我国进行诬蔑和攻击，传言“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以此作为恫吓和欺骗华侨回国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作为对中国实施武装挑衅的无理借口。
　　　　血染情义邦交
　　　　1975年，美军败退越南后，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设备；加上长期以来中国给予的巨大而无私的军援；再加上苏联出于全球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而给予越南的鼎力支持……刚刚走出战争之穴的越南又做起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春秋大梦！历经战乱，国内经济凋零不堪，越南领导集团未思量休养生息以发展经济，却想出军事扩张，以掠夺邻国财力缓和经济困难的下下之策。1978年，越南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欠收430万吨。于是乎，越南再次绑上战车，穷兵黩武几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越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妄图一举吞并柬埔寨，却招致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柬埔寨军民的坚决抵抗。从1978年2月起，越南转换战术，采用逐步推进的办法继续对柬实施侵略。
　　　　1978年7月8日，越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以不言自明的“×国”为“敌国”，强调作战方针要采取早已确定的进攻战略，出其不意、主动地“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要准备打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当前要加强侵柬，越军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完成紧急的军事任务，争取保卫西南边界战争的胜利。越早越好。
　　　　言外之意，下一步再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与此同时，越南当局一面扩大对柬“战果”，扬言“24小时就能占领金边”(越外长阮维贞语)，一面加剧中越边境的冲突，狂言“一个兵能对付30个中国兵”。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支持下，自认为有恃无恐，把中国方面的克制和和平愿望视为软弱可欺，越来越肆无忌惮，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侵犯行动不断升级。越南当局沿中越边境集结了大量武装部队，一再侵犯中国领土。他们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任意开枪开炮，毁我村寨，杀我军民，抢我财物，袭我火车，酿成严重流血事件。仅半年多，越南的武装挑衅就达700余次，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300余人。
　　　　鲜血染红了中越边境，玷污了中越友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人民，中国军人耳畔不断回响着毛泽东主席的这句名言！中国已忍无可忍！
　　　　邓小平语出惊人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美。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在致词中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在答词中郑重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定”。
　　　　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出现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回答道：“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同日，邓小平在休斯敦同新闻界人士共进午餐时，再次强调：“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同日在与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白宫的玫瑰园对卡特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家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如果说到这里，邓小平所表明的中国对越南武装挑衅的态度还不十分明了的话，那么几天后，邓小平访日时的激烈措辞则吸引住了全世界的目光。1979年2月初，邓小平飞抵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中国“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如何看时，邓小平份量很重地说道：“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当有记者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记者问中国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邓小平幽默地说：“我们得等着瞧。”
　　　　最后一句，语惊四座，邓小平讲得铿锵有力：“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邓小平道出了对越南背信弃义的痛心，说出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诚愿望，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越南武装挑衅的极度愤慨！
　　　　一个声音随着电波传遍了世界：中国已忍无可忍！
　　　　此时，全世界的空气变得紧张、冷峻，全世界的眼睛盯住了中越边境……
　　　　美国记者评述：“美国人很喜欢听到(邓小平)副总理关于苏联和越南侵略的谈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不便这样讲。”
　　　　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指出：“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威慑，还是真打？
　　　　邓小平震烁环宇的讲话抓住了全世界的新闻界。从莫斯科的红墙到美国的白宫，从柏林到东京，从金边到河内……无数人在猜测：邓小平的讲话，是威慑越南，还是打一场正义之战！
　　　　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也在胆颤心惊的推测。
　　　　据一位越南政府官员后来回忆说：1978年秋天开始，越南就开始研究中国将怎样惩罚越南的问题。并确定如果是“武力惩罚”，越的策略是三部曲：
　　　　第一步，不惜出让金兰湾，不顾一切地倒向苏联，赢得大批援助，同时尽快签署名为友好合作实为军事联盟的苏越条约，以此限制中国的武力惩罚。1978年11月3日，越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两国友好合作条件，并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惩罚。
　　　　第二步，集中力量，用大兵力作战加速夺取金边和柬埔寨广大地区，建立亲越政权，在中国军队完成集结以前造成既成事实，从而迫使中国取消武力惩罚。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占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翌日(1月8日)其外交部便发布指责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
　　　　第三步，“破釜沉舟”，在全世界面前展览一下其所谓“第三军事强国”的“面目”，与中国大打。
　　　　实际上，越南情报机构始终密切注视着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20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越方高度警觉中越边境上中方的军事状况，几乎达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战争中，非正义的一方，无论外表是多么威武有力，多么狂妄自大，其内心则永远是虚弱和恐慌的。
　　　　越方情报机构频频发出神经质般的警告：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发起进攻；
　　　　1979年1月5日中国军队将“大举入侵”；
　　　　1月10日中国军队将要全面开拔；
　　　　1月28日，越南战争警报再次奏响，再告失算……
　　　　进入1979年2月份，越南实施先下手为强战略，开始了变本加厉的武装挑衅活动。
　　　　2月8日—12日短短5天里，越军侵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宁明、龙州、靖西、那坡等县和云南省富宁、马关、麻栗坡、河口等县所属边境地区近30次，打死、打伤中方人员34人，其中被越方潜入埋设的地雷炸死者10人、炸伤者10人；被开枪打死者4、打伤者2人。
　　　　2月12日17时零6分和18时30分，昆明铁路管内云南河口到开远的8704次和2992次列车，分别在距河口2.5公里处遭到越南武装部队用步枪和冲锋枪猛烈射击。列车多处中弹，损失严重。该段中国铁路运输受阻，人民生活与旅客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2月13日，中国无战事。
　　　　战争爆发前的平静引起了世界舆论的猜测，联系邓小平访美措辞激烈的谈话和日益升级的中越边境冲突，人们不禁问到：“威慑，还是真打？”
　　　　2月10日，《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指出：“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加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慨。”“自越南驱赶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得不能不有所行动了。”
　　　　社论指出：“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像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古巴的气焰。”
　　　　同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发表《集结兵力准备在边境上打一仗》一文指出：“中国在边境一带集结了16万军队、700架飞机和大量装甲车辆、大炮，上星期有充分证据表明，北京很可能把它‘教训一下越南’的扬言变成行动。河内也表明它认真对待这种局势，迅速在边境防御网中增加?br>艘桓鲂碌牡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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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起，越方自行中断了位于云南省河口县南溪河上的中越友谊桥，破坏了中越铁路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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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防民兵在被越军打死的烈士墓前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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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越军开枪打死在位于云南省金平县中越友谊桥上的解放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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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在红河岸边埋伏准备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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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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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班长褚万林在布置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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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坦克火箭筒手李光辉在战斗前沿准备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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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炮兵向越军阵地进行集火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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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火箭炮对越军发起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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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坦克越过红河攻入越南老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