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想主义的困境-----中华书局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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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玥

　　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03日



　　想起中华书局，脑子里浮现出的，一直还是位于王府井大街、与商务印书馆

比邻而居的中华书局。喧嚣躁动的商业街上，两家中国历史最悠久、支撑了几代

人文化脊梁的出版社，静静而立。想起来就让人觉得温暖平和。不远处，还有三

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们早搬家了。”对方说。为了掩饰自己的孤陋寡闻，赶快上网查。果然，

网站上写得清楚，地址是“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距离原来王府井的地址10

多公里。一位编辑后来告诉我，他们1997年刚搬来的时候，周边还是麦地。



　　“路口往进走大概三四百米。”一个路人告诉我。简陋的洗车铺、宾馆、小

饭店、鞋城叫卖的大喇叭、手腕粗细的树，还有路边看相算命的小摊……这一切，

和记忆里那些皇皇巨著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白瓷砖的外墙在来往车辆扬起的尘土里泛着灰色，像一张病后初愈的脸，只

有那个著名的徽标给人一丝亲切。



　　创办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成立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

教科书为主，后发展成为一家大型综合性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华大字典》、

《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具有深远影响的辞书和古籍。



　　1958年后，中华书局转变为以文史哲古籍整理及相关学术著作出版为主业的

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

文》、《全唐诗》、《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中华大藏经》、

《永乐大典》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语言文字的经典文献和古籍整理图书。

特别是历经20年时间，组织全国上百位专家学者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

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中国古典文学

基本丛刊”、“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新编诸子集成”等丛书，为传统文化研

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向阳春白雪的中华书局也尴尬地遭遇着“使命”和

“活命”的难题，图书销量下降，经营捉襟见肘。尽管从1982年开始，中华书局

每年都享受着国家独一份的古籍出版专项补贴，然而，20多年未变的50万元，如

今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1997年，中华书局新任总经理上任，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查看那段时间的新闻报道有点耸人听闻：“中华书局大张旗鼓杀入教辅书市

场”、“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系列旅游读物”。



　　1996年至2001年的5年内，中华书局出书品种由177种一跃到437种。《中华

时尚》杂志、《中华漫画选刊》、《高考专业填报指南》等与中华书局传统相去

甚远的书刊，也纷纷横空出世。



　　结果如何呢？



　　“一下推出了近200种教辅图书，却根本不了解教辅书的市场规律。”一年

前刚成立的中华书局市场部总监王军说，“一般情况下，教辅类图书每年六七月

份就要订货、铺货到位，而我们的到9月还没出来。”



　　中华书局原有的图书发行渠道，更不适于此类书的经销。新的销售网络建不

起来，于是就荒唐地出现了教辅类图书被发往古籍书店的情况。



　　一位已经调离的前中华书局编辑告诉记者，当时很多和经销商签的合同里，

都没有相应的制约条款，比如完不成包销数怎么办，“那经销商当然什么数字都

敢签”，于是有了《中华活页文选》订货码洋5000余万元的报道。但很快繁荣的

“数字泡沫”破灭了，大批量的退货让中华书局不堪重负。



　　作为1998年重点书的《中华漫画选刊》，出了三期就草草结束了。



　　共计百余种的《中国旅游指南》和《世界旅游指南》，都是中华书局在2000

年前后推出的重点图书。然而从英国AA出版公司引进版权的《世界旅游指南》翻

译粗糙，质量不高；《中国旅游指南》中不少内容是从别处摘转而来，不是第一

手资料，信息落后，甚至图文不符。



　　2000年中华书局还推出了“二十四史”简体横排本，全套63册，精装本定价

近2000元。



　　“当时讨论的时候，内部反对意见非常大。”一位已经退休的编辑说，主要

是对这部书的市场前景不看好。这位老编辑说，以《史记》为例，普通读者可能

会看里面的“列传”“本纪”，而不会看“表”“书”等内容，再说，繁体字不

能随意改成简体字，有很多会出现歧义。



　　“这样的书，真正做学问的人不会看，而一般读者也不可能去买，属于上下

够不着。”再加上资金投入巨大，出书时间太紧，质量更是难以保证。然而众多

的反对意见，都没有影响到最后的决策。



　　相反的，有些编辑一致看好的选题，却有中途夭折之忧。



　　1984年，王力先生以84岁高龄，应中华书局之约，编写一部古汉语字典，预

计分四册，四年完成。后来先生因病谢世，未能完成，由几位高足继承先师遗志，

分工继续编写。1999年，在这本字典最后定稿的过程中，时任总经理却以没有市

场为由，不想出版。



　　“当时吵得不可开交。”一位编辑说：“商务印书馆一直很看好，一顺手就

可以接过去。这真是煮熟的鸭子都会飞到别人锅里去。”



　　在众多编辑极力坚持下，《王力古汉语字典》终于在2000年6月问世，初版1

万册，极受欢迎，不到一年重印，2001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及国家辞书奖一等

奖。现在已经成为中华书局《中华字典》、《中华成语词典》之外的当家字典之

一。



　　按照中华书局一贯的传统，学术书稿一向是全稿审查，而且是责任编辑、编

辑室主任、局委会三级审稿通过，才会签合同，纳入出版计划。而在那几年，有

些书的出版合同仅凭一个题目或只看这个题目有多少资金支持就签订，根本不能

保证书稿质量。甚至还有一些合同是在2003年该总经理调离后，其他局委会成员

才知道的。



　　一位老编辑说：“不少学者尽管稿费低也愿意在‘中华’出书，就是因为我

们的编辑负责，品质有保证，中华书局的书代表着一种标准。而这样的短期短视

行为，大大降低了中华书局的学术门槛。”



　　一位已经调离但仍称自己有“中华情结”的编辑，说到现在出版界的急功近

利：“不错，‘中华’可能是十年磨一剑，但这把‘剑’可以用10年、20年，而

不是三五个月就消失的气泡。”



　　无视文化品牌价值、独断专行、盲目决策带给中华书局的，不仅是巨额的债

务、惊人的库存，更有精神上的混乱和传统的迷失。



　　几年内，共有38位编辑室主任、副编审以上的骨干人员调离。一位在中华书

局工作多年的宋史专家在离开时说：“我觉得自己在这里是没有用的，找不到价

值，做的事得不到承认。”



　　用另一位编辑的话说：“那时候造成一种空气，赚不了钱的编辑都不是好编

辑。”通过几次内部机构的调整，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编辑力量被压缩了。在

当时的薪酬制度下，文化旅游中心和学生读物中心的人采取年薪制，而中华书局

的一些老编审，收入要远少于这些部门的人。



　　曾在中华书局工作了18年的一位编辑说起离开时的心情，眼泪掉了下来：

“就好像是背井离乡的感觉。”她说。



　　这位编辑说，中华书局一向是个文人气质很浓的地方，内敛、温文，虽然清

贫，但内心的荣誉感让很多人可以坚守着这份“中华情结”。



　　她说，那一段中华书局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有了“职务”的人不能参评

职称，有人放弃了“职务”选择了“职称”，而从待遇上来说职务的更好。“这

就是价值观不同，所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对官位不那么看重。”



　　这样的价值观由来已久。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

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

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1915年1月，《大中华》杂志创刊，陆费逵邀请梁启超主编。在对股东会的

报告中，陆费逵说，创办《大中华》“期于杂志世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

然精神上之利益实无穷也”。那样的气魄和胸怀，并非不追求盈利，否则，也不

可能有陆费逵主持业务30年间，中华书局虽屡历困境终化险为夷，至1937年抗战

前夕，在全国设分局40余处，沪港两地印刷厂职工达3000余人。



　　关键是，利从何来。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中华书局做的是“加法”，这一年多

来，则一直在集中精力做“减法”。现任副总编辑兼副总经理李岩认为，“知道

什么应该做固然重要，但知道舍弃什么、什么不应该做更重要。”



　　编辑部门的设置，从过去的12个板块，压缩到现在的4个：古籍整理和学术

著作、汉语工具书、大众文化读物、学生读物。



　　一年前，中华书局成立市场部，大概算是这个已有92年历史的老出版社表示

重视市场、研究市场的一个姿态。



　　2003年12月1日，中华书局网站上刊登“拟重印图书目录读者征求意见稿”，

不到10天，就收到读者来信近百封，对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目录中130余种市场

上断档已10年以上的图书，大部分已经出现在2004年图书订货会中华书局的书单上。



　　“这是我们向读者和市场发出的信号。”李岩说：“这些书，始终是‘中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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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由陆费逵（伯鸿）先生在上海创办。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局不久，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在国内出版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华书局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如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张相、舒新城等，并陆续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颇有影响的书籍，编辑出版了《大中华》、《新中华》、《学衡》、《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故事》等2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从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58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重要古籍、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局，1000多家分销处还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并海外发展。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大型综合出版企业之一。

陆费逵



《新中华》



《中华故事》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华书局台湾分局



上海总店



《二十四史》



《资治通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

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21世纪，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在汉语的世界化方面，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中华书局将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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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与中华书局的交往



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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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推出一套颇有创意的《往事与沉思》

传记丛书，第一辑收有谭其骧、顾颉刚、傅振伦、何兹全、吕思勉五

位史学大师的传记，这套书于出版社可能盈利无几，却可传之久远，

令人们在对学术往事的沉思中记起出版社的功德。近日翻读顾潮著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书中记述了顾先生与中华

书局交往中的人和事，读来饶有意味，令人感怀。

　　“风雨飘摇九十年”，这是顾颉刚先生在“文革”浩劫结束后行

进到生命尽头时在笔记本上用颤抖的手迹留下的一个自传的题目；

“历劫终教志不灰”，是顾先生1944年8月6日挽朱希祖先生诗中的一

句。这两句可视作顾先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从顾先生五十年代至

八十年代初与中华书局的学术交往与际遇的一个侧面可以折射出学术

传统的承传与隆替，映现出一代学术大师孜孜以求、自强不息的人格

感召力。



　　1954年8月22日，顾先生怀着“专心治学”的期望，从上海迁居北

京，任职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这与同年自沪迁京的

中华书局相差仅三个月。物换星移，开始了与北京中华书局长达近三

十年的往来。



　　1954年11月，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成立了标点《资治通鉴》

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翦伯赞、侯

外庐、向达、尹达、刘大年、黎澍、金灿然、王崇武、顾颉刚等为委

员。标点《资治通鉴》，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为总校对。参加

标点的有聂崇歧、齐思和、张政(火良)、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

容肇祖、何兹全。1955年底，标点完成，古籍出版社于1956年6月出版。

此后转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今日流行的定本。



　　五、六十年代顾先生曾有几部著作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

9月曾接受中华书局的邀约，标点《史记》三家注，并加校勘。请其弟

子贺次君协助整理，贺氏到北图遍校《史记》三十多种版本。1958年

底校点完毕，1959年9月《史记》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顾氏又应中华

之邀，编校《辨伪丛刊》（后改名《古籍考辨丛刊》）。1958年又将

三十年前标点的姚际恒《诗经通论》交中华出版。自1959年始，顾先

生应历史所、中华书局要求，开始整理《尚书》。顾先生的学术笔记

们《浪口村随笔》先交上海人民社，后因专业分工转中华，改名《史

林杂识》于1962年出版。



　　当时，顾先生与中华有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即“顾氏学习由民

进领导，业务由中华领导，工资归历史所发给”。1962年7月曾议定秋

后到中华书局办公。同年，应顾先生多次要求，刘起

cdxiaohe

中华书局：可庆亦复可叹
看到有文章纪念中华书局九十年，始想到这家对中国学术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出版机构，已走过了九十年的历程。中华书局不独在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出版方面，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且以其学术力量，在文史哲传统学科方面，在北京，半个世纪以来已形成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三家鼎立的局面。所以自己作为一名读者，对中华书局一直情有独钟。买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放心。架上之书，中华书局的也就最多。尽管近年每埋怨中华书局的书贵了些，但对于该书局的书，凡有用者，还是照买不误。缘于此，中华书局九十周年之际，也有几句话想说。



　　可惜自己要说的，却是感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许多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包括不少名牌大学，给学术刊物划分了等级。教师和科研人员学术成果的评定和职称晋升，不是考察论文质量之优劣，而是看论文发表于什么刊物。许多单位还煞费心机地将学术刊物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每级里又再分甲、乙或A、B，足以反映出我们学术机构管理干部的聪明才智。奇怪的是，在好些单位规定的一级二级社会科学刊物中，居然没有中华书局的《文史》。一所大学科研处颁布的规定，文科学术刊物中，《文史》的“身份”竟然不如各大学学报和地方社科院的刊物。在某省社科院科研处的规定中，《文史》学术水平甚至连一些非学术性刊物（如大众性的法治刊物）也不如。在有的规定中，《文史》连最末等也算不上，真可谓不入流。我曾询问过有关人员，有的回答说，中华书局是出版社而非学术研究机构，言外之意是，中华书局的刊物能有什么学术水平。有的压根儿就不知道中华书局多年来一直出有《文史》。



　　《文史》的分量，行内人是知道的，其水准绝不在被列为一级甲等的《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之下，多年来一直为国外汉学界所注重。中华书局前些年将《文史》改用繁体字排印，便是为了照顾海外学人的阅读。



　　《文史》这样最具学术水平与质量的丛刊，不被许多科研管理干部所知，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华书局及《文史》品位太高的缘故。九十年来，中华书局始终追求的是学术质量和学术贡献，是学人的青睐，而不是“畅销”、“码洋”，更不是轰动效应，近年更是成为抵制学界浮躁风气的典范。学术上的阳春白雪，自然不可能拥有众多的读者。许多普通读者，包括那些科研管理干部，并不读中华书局的书刊，甚至不知道中华书局还有《文史》这样的刊物，本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我以为，这其实正是中华书局的可敬可爱之处。



　　虽说如此，作为一名读者，我还是不知道，究竟是该为中华书局庆幸呢，还是该为中华书局一叹。

cdxiaohe

我买书很注重出版社的，一直很喜欢中华书局的书，以后要多多支持中华书局！

寒笛

下面是引用cdxiaohe于2004-12-29 19:17发表的:
我买书很注重出版社的，一直很喜欢中华书局的书，以后要多多支持中华书局！

恩...支持....

高三那一年，就是《中华活页文选》陪我走过来的。
半月一期，总是嫌少。
薄薄的几张纸，捏在手里，手感特别好..

cdxiaohe

下面是引用寒笛于2004-12-30 05:53发表的:


恩...支持....


现在该买成人版的拉：）
高三那一年，就是《中华活页文选》陪我走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