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浅说

懵懂书生

谈“以意逆志”就不能不先提“断章取义”。断章取义作为阐释学的方法之一，是指就诗文的部分词句之意另做发挥。《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中，卢蒲葵以“断章取义”自辩，可见断章取义之风在当时已颇为普遍。人们从用诗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是可以断章取义，就其字面意义做引申理解的。这种情况生发开来，人们便渐渐习惯了随意引用经典以附会己说。咸丘蒙、公孙丑、万章等人的疑问就是这一现象的侧面反映。
这一现象发展下去，就出现有人以《诗》、《书》之言来反驳儒家政治伦理。孟子作为儒家的“亚圣”当然不能对此保持缄默。于是，他在与咸丘蒙的一次对谈中提出了对断章取义的反拨：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万章上》）

    显然，“以意逆志”反对的是死扣字眼式的拘泥于个别词句，因为对字句的机械阅读把握不住文本在本来的语境中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在孟子看来，要把握文本的真正意思，只能根据“作者之意”（一说读者之意，见汉赵岐《孟子注疏》）去恢复其历史背景和上下文关系，从发明全诗主旨的角度去理解“诗人之志”。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说明孟子看到了“辞”与“志”的距离，正如张隆溪所言“当诗中的句子对某一点进行了夸张以期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时，作者的意图应该是通向正确理解的指南。”（张隆溪《道与逻各斯》P224.）诗人之志，在这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无论是作者之意还是读者之意，两者的落脚点都是“逆”，“逆”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与诗人（即作者）之志的一致，或者说对诗人之志进行重新体验和心理认同。这种对诗人之志的重视和强调，一方面抬高了作者（诗人）的地位，将著作权还给了作者；另一方面为阐释的必要性提供了不可动摇的理由。虽然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原本意图是维护儒家伦理学说的经典地位，但却无意中开了中国意图论阐释学的先河。
    《毛诗正义·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十三经注疏》）诗人之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认为是诗的起源。“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内在意向的外在表达，它受志的激发也受志的制约。这种起源说不同于希腊人的“灵感说”。在柏拉图的《伊安篇》中，苏格拉底温文尔雅却又明白直率地指出：诗不是起源于知识而是起源于灵感。诗人是神的代言人，他们的创作更多依赖于神赐的灵感，而非自己运用语言所能企及。这种思想同样为阐释的必要性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取消了诗人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而中国诗人却幸运地被认为是意义的创造者。于是一切阐释皆以“诗人之志”为终极参照；最大限度地追溯（“逆”）并恢复它，成为历代批评家毕生竭力追求的目标。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序中就不无悲苦地浩叹：

是故注杜者必反覆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

    这段话被张隆溪视为“中国传统意图论阐释学的一个经典性表述”。从这里我们看到，注释者通过在文本中“反复沉潜”以求在精神时空中与诗人约会，从而窥得诗人之志的面影。为其苦心孤诣感动之余我们也更为清澈地看到诗人之志在文本阐释中的最高权威性，而这种最高权威性，恰是孟子赋予给诗人的。

    然而，“以意逆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实性？也就是说，通过“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对“志”的把握和恢复，它是否真如孟子所说“是为得之”？
这个问题不仅困惑过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在西方意图论阐释学中也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赫施（E．D．Hirsch）就认为，作者的意思（meaning）种类事实上取决于批评家——批评家事先已对作者及其世界形成了自己最初的理解，换句话说，意图论阐释学包含着来自批评家的主观因素，而不可能完成“客观性批评”，“没有人能够确切地重建别人的意思。解释者的目标不过是证明某一种特定的读解比另一种读解更为可能罢了。在阐释学中，证明即是去建立种种相对可能性的过程。”（赫施《阐释的效力》，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P.236）这当然也适用于中国的意图论阐释学。仍以仇兆鳌为例。尽管仇兆鳌力图重新体验杜甫本人的情感和思想，但他事先已对其有了自己的明确看法，故其注释出来的意思，已是颇具偏见的解释。他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自己的历史条件、意识原则和个人信念的影响。当然，还有前人对杜诗注释的影响。
对“以意逆志”的质疑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我们开阔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视阈。“以意逆志”的过程是否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主观性的尘埃？这个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暴露了“以意逆志”本身方法论上的缺陷，提醒我们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还应结合进另一种阐释策略——“知人论世”来共同探询“诗人之志”；另一方面也为“六经注我”式的借原始文本阐发注释者之意别开生面地提供了支点，在这里，意义成了文本频频更换的情人，“文本之意”不断被引申、更换，阐释的主体由作者蜕变为注释者，由诗人蜕变为说诗者。这种情况演绎成中国阐释学的另一大传统，古之学者大多藉着这一传统躲在儒家经典的外衣下经营着自己的情志。

闹闹

太过在意
就反而失去他的意义了

木木鱼

即诗人创作过程当中的主体体验融合与创作后一种转换视角的客体观察之间的矛盾

于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hunu263

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