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小说叙事

懵懂书生

一．大众传媒的泛文化批判



这是一个大众传媒统治地球的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的交流方式，正在经历着由口头文化、印刷文化向电子媒介文化的历史过渡。以电子媒介为主导的大众传媒借助卫星网络传输系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超时空地传播声象信息。它的传播速度和渗透广度使它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超级帝国，在相当程度上垄断着文化生活潮流的发展变化。故此，大众传媒已无可质疑地掌握了信息时代的“文化霸权”（正如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



大众传媒的过度发达，导致了导致了现代文化生活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它加速了信息流通的速度，扩大了人类交流的空间，促进了全球化统一的进程；另一方面，它又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深度，造成当代文化的“平面性”和“媚俗性”，不利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



由大众传媒一手哄抬起来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娱乐文化）在商业利益的驱谴下，极尽媚俗之能事，通过声色光影各种手段取媚于大众群体，从而掀起巨大的群体狂热。以影、视、歌三星的造神运动为核心，演唱会、歌友会、模仿秀、星姐选举、新闻发布会等好戏连台，报刊、杂志、电视台众星拱月，全方位炒作，由此，“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群体狂热再度复活，所不同的是，造神运动的核心已由革命领袖转为青春偶像，天安门前热血沸腾的万人喧嚣让位于露天广场万千歌迷的尖叫呐喊，没完没了的批斗会代之以不见不散的青春偶像见面会，唯一不变的，还是那群盲目狂热、趋之若骛的大众。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大众文化业已消解了传统文化带给人们的精神深度，使大众沉沦于感官欲望的放纵和当下性体验之中。自古希腊以降，重理性、重精神的传统已为当今的重感官游戏、重灵肉分离所取代，柏拉图笔下万人景仰的“哲人王”，已为传媒时代呼风唤雨的青春偶像所取代。这就是西美尔所说的“大众的悲剧”。



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科技的催生物，与现代科技这把所谓的“双刃剑”一样，其利弊二重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自从它诞生之初起，就已伴随了批判的声音。这些由远而近的批判声音尽管提出的角度不同，但却共同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本质性弊端。它们是知识分子良知的声音。



最早看到并理解了大众传媒“文化霸权” 的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大众传媒的偏见被装扮成“客观性”，其创造公众的作用被说成是“代表”或“请愿”。这里仅仅指的是报刊，因为克尔凯郭尔还处在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体（纸媒体）时代，他虽然无缘见到当今时代无孔不入的电子传媒，但他对纸传媒的批判依然表现出深刻的思想锋芒。克尔凯郭尔被认为是最早不遗余力对报刊展开批评的文化先驱之一。他大胆向世人揭示：报刊诉诸的是基本的欲望和好奇心，鼓励无聊的谈话和飞短流长，集中注意琐屑细事而丢掉事件的真正意义。这种敏锐的洞见其实在电子媒体时代的今天得到了更好的说明。由于媒体的进步，人们更便于展开公众性的无聊谈话，更便于打探明星的隐私，传播明星的绯闻，更便于将大量无聊琐事张扬成大众关注的“热点”。君不见电视传媒上形形色色的“清谈”节目吗？这些节目除了飞短流长、打探隐私、传播绯闻、炮制奇谈怪论还能剩下什么呢？这些拥有强大传播力量的电子媒体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大众的注意力，操纵了大众的趣味倾向，进一步说，它们影响了大众整个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心理结构。这正如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报刊（大众传媒）创造了一个“公众注意”的时代，它使行为贬值，并制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这个虚假的世界就是后来鲍德里亚所谓的“超真实”（鲍德里亚在克尔凯郭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现今传媒形象生产的扩张，在根本上取消了现实与虚拟，原型与摹本之间的区别，真实日趋消亡，我们已生活在一个虚拟形象代替真实事物的世界）。



在克尔凯郭尔这些零碎的传媒批判理论之后，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诸位理论大家手中得以成型和发展。可以说，所谓“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其真正的开端就是以法兰克福学派1923年的成立为标志的。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导致了过度的满足着“各种虚假的需要”的物质制造，也导致了文化的差异和物化现象。而大众传媒作为文化的生产工具，越发加速了文化的全面异化。大众传媒所体现的，是被异化了的文化，是一种商品的“拜物教”，它千篇一律，丧失自主的性格，完成不了“颠覆”、“否定”和“救赎”的使命。



法兰克福学派中，有几位理论大家的批判理论很值得一提。



首先是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在其《单面人》一著作中认为，大众传媒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它所使用的“单面语言”起到了压抑和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深刻地指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的人性是实现了还是异化了。



阿多诺的理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大众传媒混淆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的感知也变的越来越迟钝（这一点与米兰·昆德拉的看法暗合，下文将会提到米兰·昆德拉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本来，在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是保持了一定距离和张力的，而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渗透，则使这一切消失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消失后，大众的行为模式直接受传媒的影响和控制，并且深陷其中，无法摆脱。第二，大众传媒的迅速播散，使大众丧失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我决断的能力。大众的需求、思想和行为在“大众社会”里被齐一化和同质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称此为“个体的终结”。



   本雅明的理论使我们看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叙事性为主的古典艺术会自然走向终结。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本雅明指出，当社会由传统的手工劳动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转变，传统的以“叙说”为主的传播方式渐渐为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方式所取代，与之对应，先前以叙事为主的古典艺术（如小说）也无可避免为以机械复制为特点的现代艺术（如影视、摄影、广告等）所取代。信息的特点是迅速到来的瞬间性，无法对之进行后随检验，而叙说则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展现过程，在此过程中能不断对之进行后随检验。然而，大众传媒的高度发达，使过去那种古老的以叙说为主的传播方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叙事性为主的古典艺术就会自然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与信息传播方式对应的机械复制艺术。本雅明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叙事艺术成了很少存在的东西，那么，导致这一现象的决定性原因便是信息的传播。”（参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勇才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本雅明其人及其思想》王勇才）。



以上所介绍的这些理论不足以代表整个传媒批判理论的概貌，但我们仍能从中总结出几点：



第一，    传媒文化是一种平面的、媚俗的文化，它以吸引大众注意力，最大限度地谋取商业利润为旨归，这势必导致大众人群和整个当代文化的异化。



第二，异化的结果，就是“个体的终结”、主体性的剥夺和文化深度的消解，借用马丁·布伯的术语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由“我—你”关系转变为“我—它”关系，从此活生生的个体成为大众传媒操纵、利用和猎取的商业目标，大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三，传统文化和艺术在大众传媒的冲击和颠覆下走向边缘化，日益与大众疏远。而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文学，在影视、网络等媒体的冲击下，也开始了边缘化的过程（正如本雅明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敏锐地察觉了古典艺术的衰落）。传统文化如何自救？文学艺术如何自救？这是一个启人深思而又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二．塞万提斯遗产的危机



小说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自塞万提斯以降，小说这门独具魅力的艺术种类从西班牙的辽阔平原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短短几百年间蔚为大观，滋生繁茂，于十九世纪末臻至其古典形态的艺术顶峰。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它同样受到了现代科技潮流的强烈冲击，到今天，它已逐渐与大众人群分离，走向文化的边缘。早已有人预言：在大众传媒统领文化霸权的今天，小说——塞万提斯的遗产，很可能会丧失其存在的理由。



这个预言是捷克的米兰·昆德拉提出来的。他在其《小说的艺术》一书中冷峻地写到：“小说的死亡并不是个狂想。它已有发生。我们现在知道小说是怎么死的，它并不消失，它掉到了它的历史之外。因而它的死亡发生得很平静，不被察觉，也不使任何人有丑闻的感觉。”



小说为什么会忽然“掉到了它的历史之外”呢？昆德拉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 ，那不是因为它已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这就是说，如今的世界，已不再是塞万提斯笔下充满幻想和未知的可能性的世界，而是一个被大众传媒包围的世界。在大众传媒包围的世界里，一切存在都宿命般地卷入令人晕眩的“缩减”过程：“人的生活被缩减为它的社会职能；一个人民的历史被缩减为若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被缩减为若干有倾向的评论；社会生活被缩减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又被缩减为仅仅是地球上两大强国之间的对立。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旋涡之中，胡塞尔讲的‘生活的世界’在旋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堕入遗忘。”（《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6版，《第一章 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



由于“存在堕入遗忘”，生活已黯淡了往日的诗意，“异化”如洪水般四处流溢。小说世界里的意义随着现实世界意义的缩减而变得晦暗不明了，小说和整个传统文化一样，日益落入了传媒之手。



由此，昆德拉感慨唏嘘地说：“完全被大众传媒包围的世界，唉，也是答案的世界，而不是疑问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小说，塞万提斯的遗产，很可能会不再有它的位置。”进而，他不无偏激地为小说指出了一条惊世骇俗的出路：小说“只能对抗世界的进步从而实现自己的进步”。



为小说的未来指出这样的出路，近乎等于宣布小说没有出路。昆德拉为何如此悲观？笔者认为，理解这一点需要联系到他的独特的传媒批判理论（虽然仅仅只是只言片语）。



昆德拉认为，在被大众传媒包围的世界里，被新闻控制便是被“遗忘”控制。漫天飞舞、转瞬即逝的新闻碎片交织成一个巨大的“遗忘的系统”，在这个“遗忘的系统”中，“文化的连续性转变成一系列转瞬即逝、各自分离的事件，有如持枪抢劫或橄榄球比赛”。胡塞尔所说的“生活的世界”被大量“转瞬即逝、各自分离的事件”分割的支离破碎，于是，人们的视线渐渐模糊，感觉渐渐麻木，渐渐对生活中的事件视而不见。他们白天生活，晚上便已遗忘。昆德拉说：“我们越来越生活在存在的遗忘中。”



昆德拉这一以“遗忘”为切入点的传媒批判理论与其关于小说艺术的理论是一致的，因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揭示小说与传媒的二元对立性。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被大众传媒主宰的时代精神与真正的小说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与复杂性，而传媒的精神却是零碎性与简单化（将存在的持续性人为切碎，揭除存在混融性的面纱，同时将一切精神价值缩减为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官能享受）；小说提出疑问，传媒却给出答案；小说是游戏与假说的领地，传媒是确定与解析的工具；小说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传媒将世界暴露到透明；小说是偶然性的家园，传媒是必然性的仓库；小说是上帝发笑的回声，传媒是现世人群的喧嚣；小说统领于文化艺术，传媒归附于意识形态；小说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传媒则导致同一性；小说是记忆的守卫（反抗遗忘），传媒则是新闻的猎人（遗忘的制造者）；小说致力于发现未知的存在，传媒则专注于占有现成的“真理”。笔者认为，小说与传媒的对峙，本质上是以审美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以流行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对峙。正是基于这种精神性对峙，昆德拉才会说，小说“只能对抗世界的进步从而实现自己的进步”，因为大众传媒很大程度上已代表了“世界的进步”。



然而，在这场精神性的对峙中，正如昆德拉早已指出的，“小说”，塞万提斯的遗产，很可能会失去它存在的位置，随同雪片般纷飞的新闻事件一同被人“遗忘”。



三．叙事——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



小说究竟以什么来自救？昆德拉的看法是：“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很显然，昆德拉在这里极力张扬小说的“认识”功能，将小说作为勘探未知的存在境况的工具，实际上是把小说拉向了哲学。然而，小说毕竟不能等同于哲学，其认识功能自然不能与哲学相提并论，更不用说科学了。那么，小说的优势究竟何在呢？



昆德拉似乎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还是刘小枫给出了答案：“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喃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迷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 （《沉重的肉身》刘小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



这才是哲学和科学做不到的。刘小枫说：“哲学和科学可以把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撞见的显露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悖论理析得清清楚楚，可是生活在被悖论撕裂的伤痛时刻中的个人需要的并不是清清楚楚的理析——更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是理智的，而是叙述性的陪伴和倾听：难受的时候，听一个命运相似的人的故事或讲讲自己经历的故事，心里就好受多了。” 就象远古人类围聚在岩洞里的火堆旁，洞外野兽嗥嚎，他们正是靠讲故事（叙事）安慰每一个颤栗的灵魂，于“叙事性的陪伴和倾听”中捱过人类文明的漫漫长夜——这才是小说无可比拟的优势所在。



可是，叙事何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刘小枫精辟地告诉我们：“叙事是一种生存伦理”，“一种叙事，也就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



这实际上是将叙事上升到了伦理学的高度。所谓“伦理”，据刘小枫解释，“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这种说法恰恰与小说的叙事艺术一拍即合。因为小说叙事的本质特征即在于虚构，在于通过虚构构建出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世界”，帮助人们实践种种“伦理构想”。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借助虚构的翅膀和对“偶然性”的编织营构，可以描绘出“生活的世界”的无限多种可能性，所以，一种小说叙事，也就是一种可能性生存，虽然这种生存，仅仅停留在“伦理构想”的层面——其实恰恰因为是一种“伦理构想”，人们才得以挣脱现实世界唯一性的束缚，于小说文本的可能性世界中获得心灵和感官的极大的驰骋自由；只有如此，人们才能从充满遗忘的传媒世界的沉沦中觉醒过来，进而反抗大众传媒的“遗忘的系统”。这是小说独一无二的“伦理学”功能，这种功能是由叙事赋予的。



莱布尼兹告诉我们，一个世界如与逻辑规律不相矛盾，就是“可能性世界”；现实世界也是神所创造的“可能性世界”之一，但却是无限个“可能性世界”中唯一实现了的“可能性世界”。所以现实世界只有一种可能性，正如昆德拉所言，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生命中的任何一个行动都不可重复，因而也无从选择和比较每个行动的利弊，生命永远是一张草稿。但人们通过阅读小说，却能徜徉于无限可能性的虚构世界，这便在精神上挣脱了现实世界唯一性的束缚，从而获得了探索存在之谜的极大自由。在叙事的接受过程中，每个人都在潜意识中自觉地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营构着各种生活的可能性，触摸和体味着各种生命感觉，并以最大的热情在幻想中予以实践。这样，人们内心深处压抑的欲望便在无声息中得以宣泄和满足，久为尘世俗务所累的灵魂得以恢复久违的生命感觉和生存意志。



大众传媒使人们堕入“存在的被遗忘”，而小说存在的意义恰恰是通过叙事恢复人们对生存的敏感，对巧合（偶然性）的注意，进而抗衡“存在的被遗忘”。



如前所述，人们生活在大众传媒制造的雪片般漫天飞舞的新闻事件中，这些“新闻事件”制造的一个个“热点”、“焦点”像电影胶片一样在人们眼前匆匆而过，使人目不暇接却又转瞬即忘。这种情况一方面加快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生命感觉渐趋麻木。而小说叙事却能抗衡大众传媒给我们人为拨快的生活节奏。小说将随“新闻事件”一同行将逝去的“现在时刻”凝固冷冻在小说文本中，使人们于“现在时刻”的把玩中感悟生命，沉醉于自己的生存晕眩。小说叙事不受现实世界物理时间的束缚，因为它有自己的“叙事时间”（文本时间）。刘小枫指出：“叙事时间不仅挽留住、而且延长了兴奋的现在时刻。”这种“延长”是通过暂停叙事时间的钟摆得以实现的，在叙述学中称为“停叙”。譬如《红楼梦》第3回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文本中就出现了一段“停叙”



“宝玉……归坐了细看（林黛玉）时，真是与众各别。只见：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笑道……”



在这里，故事时间停滞了，而文本篇幅却在耗费，实质上是将“现在时刻”这一时间点掰开揉碎来供人细细品味。我们于这一凝固的时间点中不仅看到了林黛玉之美，更看到了贾宝玉之痴。而这仅仅还是一小段的停叙。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的开篇竟用了几万字叙述伏盖公寓的外形、地理位置内部格局及其主人与房客，几十页文本篇幅过去，故事时间仍未开始流动。此外，冈察洛夫的《悬崖》用了四十多页仅叙述一个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床的现在时刻；《尤利西斯》用九百页描写十八小时的生活——在这里，兴奋的现在时刻不仅被挽留住了，也被放大了；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事则把兴奋的现在时间带入了无时间的生存晕眩。通过对现在时刻的保存和延长，我们得以尽情体味当下的每一个生存瞬间，找回遗忘了的生命感觉，恢复对生存的敏感和对巧合的注意，从而深刻地理解“生活的世界”原本就存在的丰富的生活可能性。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小说通过叙事这一独一无二的堂吉诃德之矛，能够恢复人们对生存的敏感和对巧合的注意，实践无限丰富的伦理构想，对抗“存在的被遗忘”，实现小说“存在的意义”，这就将大众传媒制造的“遗忘的系统”刺了一个窟窿——小说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唯一理由。



由此可见，小说凭借叙事，不仅实现了自救，还拥有了与大众传媒对峙进而反抗其文化霸权的资本，这就为传统文化实现全面自救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



小说叙事代表了小说艺术的精神，而小说艺术的精神恰恰与传媒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只要小说还在进行叙事，小说艺术的精神就不会消失，塞万提斯的遗产就还有存在的理由，传统文化也就还有复兴的希望。

pping

虽然是外行，不过帮你顶

柳下会

这种说明性的理论文字，最郁闷了....
还是顶一下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