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中国核电的爱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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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的爱与痛

实习记者 欧阳波 本刊记者 郭宇宽

10月20日，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主席尼尔斯迪亚兹在美国驻华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该委员会将就AP1000型号核反应堆向中国出口一事进行表决，“目前，我还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
中美两国在核技术转让方面长期存在的分歧如果能在近期内解决，将意味着美国公司可以向中国出口用于发电的核反应堆。《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美国政府政策开始松动，9月份已经颁发向中国核反应堆出口核能部件的执照，批准对华民用项目的核能技术转移。
美国的相关政策没有理由不变，各国政府和核电公司很难不为中国庞大的核电发展计划心动。按照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规划，到2020年，核电的装机容量要达到4000万千瓦。而目前如果把明年田湾投产的两个机组加起来，中国总装机容量还不到1000万千瓦。照此推算，约3000万千瓦的缺口意味着从现在起的未来16年，中国将每年建设2～3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中国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核电发展计划。

核电纳入发展视野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升起的蘑菇云，向世人宣告中国跻身拥有核武器国家的行列；随后的40年间，中国核能利用的发展一直体现为核弹头的增长。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核事业开始部分转向民用，尝试发展核电。但当时国际上出现了核电站建设低谷期，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将更多的核电站建设计划搁浅。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能源供应逐渐吃紧，对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日益增加，大型核电站的建设计划重新浮上水面。
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2004年的统计，去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是890万千瓦，占整个电力装机容量的比例不到2.2%，离国际通行比例16%相去甚远，无法与水电、火电一起构成我国电力供应的三大支柱。
判断一种能源的优势，无外乎是从技术、经济、环保、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衡量。按照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陈书云的说法，我国目前在兴建30万和60万千瓦核电机组方面不存在技术难度，而在兴建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上，还不能完全掌握技术。中国在此技术级上，需要少许的国际咨询和稍微的国际合作就可以开工兴建，维护与运行不存在问题。
“考察能源的经济性要考虑到外部成本问题，核电站可以把整个燃料链的成本都打到电价里，其他发电方式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核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郑玉辉教授解释说。来自欧盟的报告显示，欧洲通过比较各种燃料循环的外部成本得出的结论是，燃煤和燃油发电，相关的外部成本5美分左右，天然气约1美分，核电的平均成本在0.35美分左右，风能是0.15美分。
与煤电相比，核电的环保是有目共睹的。核电既不排放二氧化硫，也不排放二氧化碳，对环境污染影响相对小很多。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中国环境科学院和清华大学2003年的一次调查，由于二氧化硫的排放导致酸雨污染，每年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在1100亿元，整个大气污染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2%～3%，燃煤电厂恐难辞其咎。

公众眼中的核电安全

中国的能源多元化战略启动后，伴随核电项目的不断上马，公众不久或许就将发现，自己居住的区域可能会隆起一座反应堆。
“长期以来公众对核电站认识有些误区，这和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有关。”陈书云认为。尽管如此，中国公众并没有反对核电站建设。国外有些国家的部分公众成立了“绿色组织”，强力反对核电站建设。
事实上，世界上核电站已经有一万多堆年的运行经验了，其间发生过比较严重的事故就是美国的三厘岛事故以及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专家早就指出，其中危害最大的切尔诺贝利惨剧的发生主要是由堆芯熔化而起，更严重的是，发生事故后又层层推诿并试图向公众隐瞒严重性。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只要管理科学，类似事故将不会重现。
我国在《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中要求，要使辐射防护最优化，遵循“可合理达到尽量低”的原则。记者就此致电地处山西太原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放射医学与环境医学研究所的王仲文所长解释说，按照ICRP（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所提供的标准，在日常工作中不接触辐射性物质的人，每年的最多摄取量是1毫西弗特（计量辐射度的单位）；在工作中必须接触辐射性物质的人，每年的最多摄取量是20毫西弗特。一般拍一张胸部X光片，肺部组织大约接收0.1毫西弗特剂量。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的辐射来源包括地表辐射、宇宙线辐射等，辐射的存在在所难免，关键是剂量是否超过一定的标准额。按照王所长的看法，现在我国所建设的核电站，其核辐射剂量是按照国际辐射防护协会的规定执行的，因此，公众可能受到的辐射都在控制范围内。国外并没有对建设核电站地区人群进行补偿的措施，也是因为辐射都在可控制范围内。
而有关工作人员受到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在辐射环境中工作，麻痹大意导致操作不当。比如1994年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对皮肤污染的监测结果就表明，15名皮肤污染者均是没有按照要求穿戴必须的防护衣具，或是操作阀门不慎造成污染等。
众所周知，核电站如果发生严重的核泄漏或者核爆炸，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核电站所经历的选址、报告、招标、设计、制造、运行等环节都需要经过严格控制，光是选址处的气象观察就需要一年时间。国际上，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在国内，国家环保总局制订了《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民用核材料管制条例》、《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等一系列详细规则。核电站建设项目的最终上马，需要经过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核安全局、国家发改委等诸多部门的审批。
国家的核电政策有所松动后，山东、湖南、四川、湖北等省跃跃欲试，纷纷提出要在本省上马核电项目，以弥补电力缺口。“各省发展核电的热情不容抹杀，但现在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时代，不能一窝蜂发展核电。”陈书云审慎地指出。

体制之困

“我们前段时间核电发展比较缓慢，和我们的核电发展规划也很有关系，”郑玉辉教授直言，“长期以来我们也订了不少核电发展规划，但都是国家领导人批一个项目才建一个项目，没有列入国家的整体规划当中去，人家说我们的核电站多个国家引进、多个品牌，实际上是缺乏统一规划造成的。”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体制，有工程才有科研经费。而核电项目不完全是一般的产品，所以中国核工业所有的实验室、实验器材，主要是从军用转为民用，进展比较缓慢。
核电站项目都是需要国家领导人进行决策的，对核电站的接受程度，造价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核电如果单纯靠引进，那么投资兴建的造价为每千瓦2000美元，而火电的造价大概在每千瓦4000到5000元人民币，相对低很多。现有的核电站选址在东南沿海，一是考虑到当地电力需求量大但资源稀缺，另一方面就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能够承受相对高的电价。
中国的核电站从建设初期开始，一直都在争论到底该自主开发还是全部引进国外技术。旷日持久的争论使中央很难下决定，至今仍困扰我国核电站的建设。就技术和建造核电站能力而言，中国目前有实力的核电集团主要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广东核电集团，这从中国的核电招标书的草拟标书单位可以看出来。高度垄断的核电行业无论在技术还是在行业开放上，依然很难开始自己的破冰之旅。
有人认为核工业关系国家安全，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与此观点相对照的是，国外的核电企业大部分是私有的，核电企业大都形成竞争态势，以避免低效率的垄断。尽管国外核电站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众多的私营电力公司手中，但核技术的非法转移和滥用却受到诸多的限制和管制。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防止核技术由民用转为军用。此次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主席到访中国，重要任务就是向中国兜售美国民用核技术，但美国的民用核技术出口，不仅要具备有关核技术转让政府担保的外交换文，而且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内部要进行投票表决。
现在中国核电发展面临的困境是，庞大的核电计划不仅需要技术的引进，而且需要注入大量资金，巨额的资金缺口单靠国家投资势必负担沉重，扩大融资渠道填补资金缺口就成为不二选择。每一座核电站都造价不菲，美国匹兹堡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报价是每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耗资11亿美元，这还只是单纯的建设造价。按照保守估计，中国达到2020年的核电发展目标，资金缺口大概在350亿美元左右。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核电企业的资金来源其实已经在尝试多元化。大亚湾核电站就是由大陆和香港的中华电力公司合资建设的。完全垄断的行业现状也在不断改变，广东核电集团前年发行了企业债券，就属于一种融资行为。“原来担心核电公司上市接受公众闲散资金，怕公众不接受，但随着公众和领导层核文化意识的提升，上市融资是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的。” 郑玉辉教授说。
这只是社会参与的开端，未来核产业将如同通讯、铁路等所有计划经济年代的高垄断部门一样，把改制提到全社会的议事日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