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思想界的崛起

豺狼医生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广东社会呈现出两大特色：一是高涨的爱国主义热忱，二是向西方学习的社会风气。

　　广东是最早遭受鸦片烟走私泛滥毒害的地区。早在１６世纪，葡萄牙商人便利用澳门作为基地向广东输入鸦片。至１８世纪，英美等列强国家争相把鸦片走私作为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致使广东社会烟毒泛滥，民生涂炭。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积极参加了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抗英斗争，林则徐被逼离粤以后，广东人民不顾清朝政府以及广东当局投降主义路线的压制，十多万城乡群众先后参加了以社学为中心而发动的请愿示威、义勇军、水军等斗争，时刻准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进犯，迫使英军放弃了在广州河南强划租界以及入驻广州城的企图。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以及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的抗英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反侵略斗争的开端。

　　林则徐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不仅影响了广东社会的广大群众，同时也影响到广东文化界。作为中国近代史早期最重要的改革派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的好友，林则徐也具有强烈的改革时弊、振兴国家的愿望。来到广东以后，他组织人力翻译了大批外国书刊、资料，写成《四洲志》初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倡导者，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楠积极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成为他在粤主政期间最重要的助手，以后，梁廷楠写成《夷氛纪闻》，忠实地记录了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全过程。广东四乡的士绅组织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社学斗争，在近代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广东思想界打下了深刻烙印，近代广东思想界的思想家们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反侵略的精神。

　　清朝初年，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东沿海地区的居民很早就与海外各国有所接触，强烈地感受到海外世界的大不相同。卒于１８２１年的嘉应州人士谢清高，早年即随客商下南洋，晚年回乡，请人将其海外经历记录整理成《海录》一书，刊行于世，向世人介绍南洋诸国的情况。①１８３５年，今中山市年仅７岁的幼童容闳来到与家乡菠萝岛南屏乡一水之隔的澳门，入读一所传教士开办的英文小学。１２年以后，他与另外两位广东青年一道，赴美留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留学生。１８３６年，２２岁的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时无意间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这是中国第一位基督教布道者梁发编写的布道小册子，以后洪秀全又进入广州浸礼会教堂学习基督教教义。生于１８４９年的邓世昌少年时即向欧洲人学习算术，１８６７年福州船政学堂开学时，从广东专门招收了已经精通英文的邓世昌、林国祥、李和等１０名学生入读。般政学堂的创始人左宗棠听说广东某些乡绅专门聘请“深明艺事者”教育子弟，深感欣慰，说：“此风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般坚ｐàｏ＠①利，可以制海寇，则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有而余”②。

　　鸦片战争以后，强烈不满清朝腐败统治的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中的天国平等思想作为外衣，组织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后期，在香港、上海等地逗留过较长时间的洪仁ｇāｎ＠②，参加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编》。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虽然脱离当时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但却表明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希望把这场旧式的农民战争引向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方向。

　　当时的时代潮流便是林则徐、魏源通过在广东的政治实践以及社会考察，在坚定的反侵略爱国主义立场上提出的向西方追求真理、实现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伟大思想。广东的农民领袖们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农民战争，揭开了实践这一伟大理想的斗争序幕，广东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懈地追求实现这一伟大理想，在中国近代社会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社会改革的政治运动。

　　继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以及思想家洪秀全、洪仁ｇāｎ＠②之后，活跃在中国近代史舞台的广东思想家是容闳与郑观应。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由于掌握了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被太平天国后期兴起的洋务派官僚看中，邀请入幕参加了洋务运动。但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洋务派有很大区别，洋务派的目的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③，亦即修补千疮百孔的封建统治大夏，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而容闳、郑观应则是希望从根本上或部分地改造封建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

　　容闳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美学生，对封建专制极其反感。他曾前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会见洪仁ｇāｎ＠②提出七点资本主义内容的改革建议，他热切希望“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朝，使我的宿愿得以实现”④。但是太平天国的现实状况使他失望，他没有接受洪仁ｇāｎ＠②的挽留。以后容闳参加了曾国藩主持的洋务活动。在洋务运动中，容闳的杰出贡献是：主持完成了我国近代第一次较大规模引进外国机械设备的工作，提议并组织了我国近代大规模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活动，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便是容闳在广东选拔的第一批赴美官费留学生之一。

　　容闳的思想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也没有专门的理论性评著，他提出的多是一些具体的行动方案，有的脱离中国实际，但他的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民主进步与热爱祖国。他同情和肯定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晚年还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临终时叮嘱自己两个在美国成长的儿子回报祖国。美国友人评论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⑤。

　　与容闳一样，郑观应参加社会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救国。中法战争期间，他辞商从戎，任职于广东总理湘军营务处，前往东南亚诸国了解敌情，联络华侨，以后又参予了整顿琼州防务和救援台湾的工作。甲午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向当局出谋划策，利用中外亲朋关系了解敌情，报告当局。战前他已出版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战后又专门出版《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反复宣传富强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郑观应出身于封建士绅家庭，自幼熟读经史，成年后在上海经商期间，又钻研了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参加洋务运动后，处身于上层社会，熟知当代事务。因此，他的思想观点较为成熟，而且明确地代表了随着洋务运动而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富强救国，具体内容是：振兴民族工商业，反对洋务派的官办和官督商办政策，主张放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要求：“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⑥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目的是为了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捍卫国家的经济权益。在政治上，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的君主专制，设立议会，他认为议会政治才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高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枪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③！”⑦。他批评洋务派不懂得学习议会政治这个根本，所以不可能使国家富强。因此，郑观应大力呼吁实行议会政治，成为甲午战争以前明确主张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最激烈的思想家。

　　如果说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近代思想界看清楚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大方向的话，那么１８９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则促成了广东近代思想界的进一步崛起，使自从鸦片战争以来酝酿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改革思想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治行动。

　　黄海海战是操练多年的北洋水师与敌交锋的第一战。在作战过程中，北洋水师指挥混乱，炮弹短缺，发射的多是练习用弹，舰艇失修，致使长期在封建官僚制度治理下的种种弊病暴露无遗。但广大水师将士们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以邓世昌为代表的一批广东籍将领，他们都是船政学堂早期的毕业生，掌握了近代军舰的指挥技术，不畏强敌，英勇作战，以身殉国，赢得了举国上下的称颂，发扬和光大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使得邓世昌成为又一位具有广东社会背景的著名民族英雄。

豺狼医生

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和卖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正在北京应试的广东籍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奔走联络，组织粤湘籍应试举人赴总理衙门请愿，反对割台求和。接着又由康有为起草上清帝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改革要求。全国１８省１３００名在京应试的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名，投递都察院。这次上书虽然未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上，但却广为传抄，震动巨大，使默默无闻的康有为脱颖而出，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

　　同年秋冬之际，羊城富文斋刊印了广东爱国诗人，清朝首届驻日公使使馆参赞黄遵宪的史学著作《日本国志》。《日本国志》于１８８７年成书，共４０卷，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内容丰富翔实的日本研究著作，正好适应了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爱国知识分子了解日本国情的需要。早在黄遵宪之前，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都先后向国内思想界介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但他们仅仅是把明治维新看作是一场采用西式军备学习西方技术的技术改革运动。而黄遵宪在日本任职多年，研读了在日本流行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著作，较准确地看到了明治维新的反封建性质。他在《日本国志》中将明治维新前期的改革事项逐年逐月分条胪举，记载了幕府将军奉还政权、明治天皇嗣位、改革等级、封禄制度，禁止人身买卖、撤除关卡、允许自由贸易，改革官制、兵制、学制，改革地税、地方制度、殖产兴业等种种反封建的除旧布新措施。

　　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对明治维新的改革过程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指出明治维新的起因是由于封建幕府的腐败统治，使“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⑧，激发了爱国志士的变法热情。明治维新的结果表明：在弱肉强食的当今世界，如不变法自强，必遭亡国灭种之祸。印度、埃及、波兰因守旧不变而遭瓜分亡国，日本蕞尔小国，由于变法维新而励精图治，已成富强之势。因此，日本的成功便是中国最好的榜样。通过深入剖析明治维新而表达自己的改革思想，使得黄遵宪成为近代中国主张仿效明治维新的首倡者。

　　《日本国志》出版以后，时人辗转传抄，书局多次重印、翻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积极向国内知识界推荐介绍《日本国志》，康有为称其“耸语国人，用意尤深”⑨。梁启超在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将其指定为学员必读之书。戊戌年间（１８９８年），该书翻刻、重印的次数最多，共有三种版本。光绪皇帝催促他的师傅翁同和进呈《日本国志》，康有为则进呈根据《日本国志》而写成的《日本变政考》。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诏令，首先强调经济改革、其次是官制改革、最后才是军事改革，与《日本国志》所记载的明治维新的改革程序大致相同，可见《日本国志》对于戊戌变法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与容闳、郑观应精通西学、经商显才而进入官僚集团的道路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一个立志走上科甲仕途报效国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出身于世代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研习封建典籍，仰慕晚清中兴功臣曾国藩等人的丰功伟业，对于当代事务具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他曾拜广东名儒朱次琦为师，接受朱次琦注重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后，他深感时势艰难，考据帖括之学不能拯救中国，思想一度极端苦闷，闭门静坐，哭笑无常。以后又专门攻读佛道著作，寻求思想上的自由解放，同时又结识了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张延秋，了解到当时知识界正在酝酿的维新思潮。

　　１８７９年冬，康有为第一次游历香港，亲眼看见当地社会秩序井然、经济繁荣，以后在上海他又目睹外国租界的情形，于是，他重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著作，并购买了大批西学书籍，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康有为是由一个胸怀救国壮志，勇于追求真理的旧式封建知识分子转化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他的变法维新思想具有完整的体系，其核心是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但其理论依据却是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

　　康有为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原因在于中国的贫弱；而中国的贫弱，则在于中国封建旧制度的腐败。面对清朝所沿袭的汉唐元明以来的法度所产生的弊政，清朝又守旧不变。因此，中国必须变法，必须另立堂构，彻底改革。洋务派只不过是“变事”而不是“变法”，洋务派办的企业十分腐败，徒糜巨款，无救危亡。他指出俄、日皆是效法欧美改革有成效的国家，他希望光绪皇帝“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使欧美日国家的成就出现在中华大地，使中国走向富强、超越西方，他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充满了民族自信心。

　　在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的过程中，康有为反复陈述了自己的变法方案：１＞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变中国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２＞以工业立国，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３＞编练新式陆海军，增强国防，抵御外侮，保护商务，维护主权。４＞效法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派员出国留学，开设报馆，翻译欧美日等国书籍，开办大中小学堂，设立工农医等各类专门学堂。

　　但康有为毕竟是饱受封建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思维习惯以及心理感情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变法理论中西糅合，内容是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却是中国传统的变易法则。１８９１年，康有为先后编著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并写成《大同书》初稿，为变法运动寻求理论依据。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价值，不在于学术水平，而在于政治思想。《新学伪经考》用公羊学派的思想否定古经是孔子删定的真经，而古文经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家的正统，是持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康有为将其宣布为伪经，实际上是否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合法性，破除人们对于祖宗成法的盲目迷信。从封建旧营垒里反叛出来的思想家，对于封建制度的攻击是命中要害的，因此《新学伪经考》一再遭到朝廷下令毁版，顽固派官员弹劾作者“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１０）］。

　　《新学伪经考》在于破除正统儒学的统治地位，《孔子改制考》则阐发孔子变法改制的“微言大义”，两者具有破与立的关系。《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所著的六经之中的先王之道，并无历史依据，是孔子为了改革社会现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于尧舜文武等先王的言行以改制变法。孔子托古改制的代表作是《春秋》，《公羊传》阐释了《春秋》的真义，公羊学说有“通三统”、“张三世”的说法。康有为据此论述：“通三统”即夏、商、周三代都在因时变革，并非沿袭旧制一成不变。“张三世”即人类社会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渐进；据乱世为君主专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制，太平世为民主共和制，中国现阶段仍处于据乱世，应该变革到升平世，而实现太平世则为时尚早，太平世即是大同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的极乐世界。《孔子改制考》对思想界的震动更为巨大，顽固派极为仇视，张之洞特写《劝学篇》与之抗衡，企图抵销它的影响力。

　　由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及其阶层成份都未完全成熟，康有为的救国方案和理论依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政治上未能彻底否定君权，在经济上未能触及封建土地制，在军事上未能改造封建军阀；破除对于古文经学的迷信的同时却又树立对于今文经学的信仰，借孔子的权威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陷入混乱；只承认人类社会的顺序渐进，不承认突变革命。思想认识上的种种缺陷最终导致康有为从鼓吹改良走向保守复古，成为民主革命的绊脚石。但他把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思想界酝酿了半个多世纪的维新变法思想变成实际行动，发动了具有全国性政治运动性质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甲午战争还使近代广东思想界、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位革命家实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战前，孙中山接受何启、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们的影响，上书当道、游说权贵。甲午年六月份，经郑观应、王韬介绍，孙中山与陆皓东携带八千余言的《上李鸿章书》往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能够通过游说促使李鸿章推动清朝改良政治、自强自立。但李拒见，使孙中山的幻想破灭。在此期间，孙中山亲眼目睹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清廷官吏的腐败，深感民族危机的严峻。他毅然抛开了多年以来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同年１１月份，孙中山在海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第一个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在封建社会日趋没落腐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刻，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向西方追求真理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伟大思想。广东思想界得天独厚、最先看清楚了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不懈地追求实现改革派先驱者们的伟大理想。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清朝封建统治不可逆转的衰败，广东思想界毅然将近代中国酝酿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维新思想变成实际行动，相继发动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推进和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使广东思想界前所未有地走到了时代发展的最前列。

寒柳轩客

近代岭南学派与湖湘学派\江浙学派共同构成了学术主流,岭南学派尤擅长思想哲学的建树,一时间,学人辈出.

闲鸭蛋

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