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回来的世界——简帛古书的发现与中国学术史的改写

舶良指玄

李零  
   一
   近几年，由于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的发现，很多文史学科都来参与讨论，本来没有多少人关心的简帛古书，突然间成了显学，成了时髦话题。很多人都在谈论，我们是不是能够用简帛古书改写中国学术史，或怎样用简帛古书改写中国学术史。我记得，几年前，李学勤先生到北大演讲，他曾说，现在这些发现，它们对学术史的研究，影响非常深远，恐怕一时半会儿还看不清，或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还看不清。我很赞同他的说法。但我想补充的是，简帛古书的发现，现在就在改变着我们的学术史，我们现在就处于一场非常深刻的转变之中。
   说到学术史，我个人认为，作各门具体研究的人，每个人都该心里有数，或至少有大致的感觉。它的作用，就像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以随时随地让你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以免迷失方向，“找不到北”。但现在的学术史，本身就有许多误导，必须加以改写。我理解，研究学术史，也像研究其他历史，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别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特别是以“现代化”的短见和偏见去曲解漫长的古代历史），而且这种错误，还根本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总是从今天的材料，今天的立场，看待古人，看待过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记得1980年代，很多人都喜欢讲，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史学，今人立足点高，有理论和方法，优越性大得不得了，而完全看不到其负面影响，老把“不得已”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今人的看法，不管对不对，都不是“死无对证”，而是可以“开棺验尸”，加以检验和修正。而检验、修正的手段，就是考古学。古人说“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相冢书》）。简帛古书的发现，在我看来，其重大意义就在，它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古代知识体系的认识，而且可以调整现代研究的心理定势。眼睛和眼睛看到的东西在一起变化。
   为什么呢？我想讲三点理由：
   第一，简帛古书的研究是一门非常新，也非常重要的学问。这从现代学术史可以看得很清楚。近百年的学术史，我是说研究早期中国的学术史，最初是和“五大发现”及“罗王之学”有关。这“五大发现”，主要是世纪之交、庚子前后的发现，“地不爱宝”，是因为国运不昌。它们是:
   （1）殷墟甲骨文字（1899年发现）;
   （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1901年发现）；
   （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1900年发现）；
   （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1909年始为世人所知）；
   （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1901年发现）。
   这一百年，前50年和后50年大不一样。前50年，学者倡言“新史学”，其“新”不一（有各种各样的“新史学”，就像汉代以“新”为时髦，什么都要加上个“新”字，“新”是现代化的意思，卓别林叫“摩登时代”），固然是藉西学引入的“新概念”，但在研究基础上，是依赖中国自己的“新发现”。其学凡历四变。1900－1911年，是“五大发现”为世人瞩目的时期。这些发现是前五十年的共同背景。但当时，以学而言，还只有“罗”，没有“王”，王国维尽弃前学，转向古史研究，是始于辛亥东渡。这是第一变。然后，1911－1927年，是“罗王之学”和《古史辨》先后问世的时期。“罗王之学”是清室逊位的产物。《古史辨》是五四运动的产物，都是应运而生。当时，罗、王侧重铭刻史料，顾颉刚侧重文献史料，都可归入“二重史证”的研究。但当时，还没有考古研究。这是第二变。再下来，1927－1937年，是国共两党“新史学”问世的时期。1927年的史语所成立，1928年的郭沫若东渡，是标志性事件。其间，史料学的开拓，新学科的创立，在于中研院的十五次发掘。中研院的史语所，“史”是以西方的考古学改造中国的经史之学，“语”是以西方的比较语言学改造中国的小学和考据方法。这是它之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则是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演进学说，用这类新方法来重新解释中国历史，但它同样关注考古发现和铭刻史料，史料学的基础是一样的。考古学的引入，其重要性就在于，它增加了“第三重史证”。这是第三变。再下来，1937－1945年，1945－1949年，都是战争时期，没有大变化。关键一变是1949年。因为，我们都知道，1949年以前，中国虽有考古发掘，但主要限于新石器时代和商代，其他时段的发现，几乎都是来自探险、盗掘和地面调查。1949年后，史语所迁台，只能整理过去的发掘资料和在台湾作原住民考古，中国考古的重镇在大陆。这第四变是天崩地裂。它在台海之间划了一条线，在世纪当中划了一条线。20世纪的后50年，考古学突飞猛进，在广度和深度上，要远远超过前50年。比如，西周和东周，秦代和两汉，几乎是全新的领域；战国文字研究、出土古书研究，都是50年代以来的新学问。虽然简牍发现很早，“五大发现”中的第二项和第五项，都和它有关。但前50年，主要发现是文书;后50年，才有大批古书出土。特别是近30年，它的发展尤快。我们应该明白，简帛古书的研究，完全是一门新学问。当年，王国维写《古史新证》，他的“二重史证”，地下史料完全是铭刻，只有甲骨文和金文，没有简帛，更没有地下发现的古书。研究早期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过去，大家看重的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史语所和郭沫若，吉德炜和夏含夷，大家都是拿甲骨文当“商代史料”，金文当“西周史料”。这是前50年的史料给我们造成的格局。虽然到今天，托考古之福，我们对商代、西周的知识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认真讲，这种研究还是粗活，没法和战国秦汉相比，社会史的研究，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勉为其难。简帛发现，包括文书和古书，过去重视不够。其实，文书才是研究早期社会史的关键史料，古书才是研究早期学术史的关键史料。它们提供的信息虽晚，但重要性一点不差，其实是史料的主体。特别是作学术史，出土古书才是第一手资料。它所涉及的图书种类，各个方面都有标本，支点性的东西已经大致齐全。我们可以说，有志改写中国学术史者，此其时也。现在不写，更待何时。
   第二，过去我们读古书，主要是传世古书，宋以来的古书。简帛古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订正。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古书，年代最早的古书，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书的创作、古书的构成、古书的阅读、古书的解释，古书的选取和淘汰，古书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图书分类，与之有关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改变尤大。因为过去的图书分类，甲乙部目之中，历史漏斗之下，有意识形态存焉，很多藏匿掩盖、窜改歪曲，以及后来居上、冠履倒置，在所难免。比如《汉志》六类，“尊经抑子”；《隋志》四部，“尊学抑术”，就是导向性的东西。这种结构一定，很多想法也就固定下来。其后果，是阅读趣味的偏废，大家只读一半书或只读一种书，“有学无术”（只读六艺、诸子、诗赋，不读兵书、数术、方技）或“不学无术”（只读经书，不读诸子、诗赋和其他书），无异焚书坑儒（知识分子也是古书之杀手）。这个历史包袱很沉重。它不仅造成近代历史的嘲讽（自诩“道德文章将大行于天下”，但毕竟技不如人，势不如人，连从前的崇拜者，如日本、朝鲜，都白眼相向看不起），对早期历史也是很大歪曲。简帛古书的发现，使我们对“倒读的历史倒读”，把很多压在下面的东西翻到上面来（考古的地层关系和发掘程序正符合这一逻辑）。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第三，简帛发现的另一个意义是，它对近百年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巨大冲击。因为我们都知道，近百年的学术史，是旧学不旧，新学不新，所有学问，不管个人的态度向背，都是“古今中外一锅粥”，阵脚大乱。王国维倡言“学不分古今中外”，当然很有胸襟，但从当时的形势看，从当时的心理看，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它的背后有激烈冲突，“古”与“今”、“中”与“外”，总是陷于二元对立:后者对前者有优越感，前者对后者不服气，“古今中外摆不平”。其实，这些在“现代一言堂”里没法对话的事，放到古代，反而易于沟通，不仅古人和今人易于沟通，中国和外国也易于沟通。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对双方，都是必要的校正，而且是从根子上的校正。比如，中国和西方，双方的政教结构不一样，有根本不同，但西方的“教皇”对理解中国的“皇帝”有帮助，中国的“皇帝”对理解西方的“教皇”也有帮助。互相比较，彼此的理解都会有所加深，既看到其人心同理的起点相似，又看到其趋舍异路的选择不同。简帛古书，表面上看，只是对研究“古”、“中”有用，对研究“今”、“外”无用，但实际上，它却对调整我们对“古今中外”的看法有帮助，对调整我们的心理结构有帮助。因为，这些返本溯源的探讨，对中外双方都是解毒剂。它对恢复“古今中外”的平等对话，对重建有中国自信的世界眼光有革命意义。
   这不是吹牛。
   
   二
   我们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忘本”，现代人，特别是身处现代化漩涡的中国人，更是如此。他们对古代的优越感很大，动不动就讲同传统绝裂，同它划清界线（比如1980年代，这个气氛就很浓，而且完全是一边倒），其实这个界线是划不了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个电视剧，叫《寻找回来的世界》，内容是讲工读生的改造，题目很好。我们研究历史也有这种心情，就是总想把已经失去的世界再找回来。陈子昂登幽州台，发思古之幽情，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泪刷刷往下掉。古人死掉了，没有录音机，没有录像机，怎么办？碰到这类问题，考古的作用就显出来了。因为它能把“古”、“今”的距离缩小，把它们一下子拉到一块，让我们重见古代，触摸古代，作用就像科幻小说讲的“时空隧道”。
   考古和历史的关系很微妙。历史如大浪淘沙，有些东西冲走了，有些东西留下来。我们用剩下的东西研究丢掉的东西，很难，有如凭蛛丝马迹破无头公案，故事层出不穷。美国电视有一种节目，叫“mystery”，就是讲这类“疑案”和“悬案”，国内流行的说法是“谜团”。西方的很多考古文物展也喜欢用这个词。比如前几年，大英博物馆举办过一个中国出土文物展，名字叫“中国古代之谜”（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它所谓的“谜”也是这个词。这个展览，《泰晤士报》是赞助者。它的主编给图录作序，说它不仅展现了中国远古时代的丰富多彩，还让人们在绵延不绝的中国文明背后可以窥见其“深藏的灵魂”。探索中国文明背后“深藏的灵魂”，这是考古学家视为畏途的神秘领域，也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最高境界。历史是“疑案”或“谜团”，考古是破案和解谜的手段，它使历史成为一门开放的学问。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用新材料做新学问，常做常新，可以有大成就，也容易犯大错误。在这个领域中，谁也别想“功德圆满”，谁也别想当“学术霸王”，我看考古学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考古发现的世界是“寻找回来的世界”。过去我们讲王国维了不起，总是说他发明了一个“二重证据法”，把考古引进了历史研究，大家一点都不怀疑。后来，读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文章，我才发现，这个讲法并不正确。因为王国维讲的“二重证据法”，所谓“纸上之史料”是《诗》、《书》等古书；“地下之材料”是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时间扩大一点，再加上西域汉简、敦煌卷子，其研究也还是以文字为中心（他对器物的关心不如罗振玉）。这些发现基本上都是非发掘品，或者虽经发掘（如斯坦因发掘的西域汉简），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和后来的考古发掘有缘，但严格讲还是属于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只能叫“新金石学”，还不是“真考古学”。后来的考古学，其实是外来的学问。它提供的是又一种证据，即第三重证据。
   从考古学的眼光看出土古书，出土古书只是出土文字的一部分，出土文字只是古代遗物的一部分，古代遗物只是古代遗址的一部分，在考古学的知识系统中，它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比其他出土物更大，时间也比较晚和比较短。这点搞考古的人都知道。但对文史哲方面的人来说，情况可不太一样。因为文史哲都是以文字材料为主。在文字材料中，这些古书，它们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地位很突出。如果我们把古书的发展比作一条龙，那么战国秦汉的简帛古书就是“龙头”，魏晋隋唐的纸本古书就是“龙身”，宋元以来刻版印刷的古书就是“龙尾”。过去我们的知识很可怜，看见的只是“龙尾巴”。前人也知道“龙脑袋”和“龙身子”还藏在云里头，但在没有考古发现的情况下，只能靠古书的引文和佚文。例如清代学者就很重视搜辑古书佚文和用古书引文考订传世本。出土发现使古书变成了一门新学问，既救活了以版本为依托的传世古书，也救活了这些古书中的早期引文和佚文。对于古书的研究，它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
   
   三
   简帛古书来自考古发现。考古发现包括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实物资料主要归考古学研究。文字资料分两种，文书档案对研究社会史最有用，古书对研究学术史最有用。对于重建古代，这些资料都重要。但要谈中国“深藏的灵魂”，要谈学术史和思想史，大家还得靠古书，特别是出土的古书。过去《读书》杂志组织过一场“考古”“围城”的讨论，我是参加者。平原、兆光呼唤考古界“芝麻芝麻开门”，但考古学家说，对不起，我们有太多的局限性，这个门开不了，我们不打算出去，你们也甭想进来。我是学考古的，当然知道“开门”很难，特别是用考古材料讲社会史和思想史，很难，但并不认为事无可为。中国考古界，不是所有人，但也不是一两个人，过去是有“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毛病（我听说，宿白先生对考古专业的学生不读书也是很有批评）。他们以为，除年代早晚，地理分布，文化关系，其他都是“伪问题”。这个毛病是跟考古学一起从西方传过来的。但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西方的学术传统，老汉学（本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汉学），他们的“philology”跟我们的考据学有点接近，就很重视文字和文献，但作艺术史（在西方是一种类似金石学或古物学的学问）或考古的，他们对文字和文献确有拒斥态度，有些人干脆就是说，他（或她）是“用眼睛研究中国”。这种态度可能有它一定的道理，比如全靠眼睛，可以突出直观感受；不懂文字，也少受成见干扰。但谁要说他是“用眼睛研究学术史”，我看是门儿也没有。
   现在我们说的“学术史”，它的概念很值得研究。因为古代用它是什么意思，现在用它是什么意思，两者并不一样。古人说的“学术”，本来只是模糊字眼。后来有些校雠学家用它指图书分类，才把它变成古代知识的总汇，古代学问的总汇。如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通志·校雠略》），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其实都是这个意思。这种概念的“学术”，它和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有关，既可按经、史、子、集各讲各的“学”，也可按数术、方技、兵书各讲各的“术”，无论四分还是六分，和西方的概念都不太一样。西方的分类，他们有文、史、哲三分法（出自培根）。文学有“文学史”，史学有“史学史”，哲学有“哲学史”。此外，还有“宗教史”、“科学史”、“思想史”。这些“史”和我们的“学术史”，当然会有某种重叠，如很多人都以为子部是哲学类，史部是史学类，集部是文学类，数术、方技是科学类，农学是技术类，兵书是军事类，释、道是宗教类，但很多方面没法“对号入座”（我国的图书分类法，现在是两者并存）。近年来，陈平原先生力倡“重写学术史”，对“学术史”的概念又有一番讨论。中国近代，我们引进了一大堆西方的概念、西方的术语、西方的规范（而且往往是经日文借中国古书中的词汇转译），语言和思想被搞得一团乱，这个过程很值得研究，也很值得反省。几乎所有领域都要查病和消毒，特别是文艺复兴和18、19世纪的毒（很多西方学者也在消这个毒）。比如“哲学史”的概念就很成问题（其实“科学史”和“宗教史”的概念也有问题），不但让人觉得削足适履，而且显得过于狭窄。现在的“思想史”，有些只是“哲学史”的别名，或大号“哲学史”。所谓“大号”，就是在“哲学史”之上，再加上“经学史”、“宗教史”（道教史和佛教史）、“科技史”、“政治思想史”，等等。其实是大杂烩。最近，葛兆光先生写了一部《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卷，1998年；第二卷，2000年），他不喜欢“哲学史”，更偏爱“思想史”，所以用“思想史”为自己的著作题名。他说的“思想史”，和我一样，也很强调被遗忘和被忽略的东西，特别是压在正统学术和主流学术下面的东西；强调要把某些自然淘汰或有意删削，因而似乎是注定失去的东西（不是所有，也不可能是所有），通过狭义和广义的“考古发掘”，把它们重新找回来，加上去。但我不想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来解释它，也不想用common religion的概念去说明它。我说的“学术史”，其实是再简单不过。前两年，在美国达慕思学院（Dartmouth College）开会，法国的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跟我说，中国的“学术史”这个词，要想译成西方语言是大问题。他们是用“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指咱们的“学术史”，但“intellectual history”是偏重心智的历史，即有别于各种社会史的历史。葛兆光先生使用的“思想史”，按他自己的说法，正是对应于英文的这个词。我觉得，我自己提倡的研究目的，也许还不在于为思想的空中楼阁提供下面的地基，而是以恢复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来解构层累形成的意识形态，戳穿很多“倒写历史”的谎言。因此，加来加去，也许并不是把原来的房子扩大，而是干脆把原来的房子拆掉。
   我要讲的“学术史”，并没有什么深文奥义，范围可能比较接近章学诚的说法，也是属于“即类求书，因书求学”的研究（《校雠通义·互著》）。只不过，我更强调古代知识系统和文化心理的探讨。我们是从古书的分类入手，研究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在它的基础上，再研究古人的思想特点。中国的“学术”，“学”是出于“书”，“术”也是出于“书”，它与中国语汇中的“书”直接有关。“书”的范围有多大，它也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