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历史的先声》序

kelee

(注:真的很值得一看)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

　　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是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的时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然而它毕竟太真实。收在这里面的上百篇文章，还有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学习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与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曾经据以领导过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就是我们当时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虽然我是新手，轮不上我写这书里面收的文章，我现在也没有能力辨认这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但是我还分明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了：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就是当时的一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G.C.D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

　　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

　　但是谁又骗了我呢？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的时候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

　　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经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先声》第3页）；“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先声》第6页）。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

　　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1937—1945）而言，毛泽东和G.C.D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在1937年5月中国G.C.D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又说：“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264页）

　　凭这些，怎么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G.C.D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相应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G.C.D方面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以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而且自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G.C.D就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约略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655页）。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因此合作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时，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是就是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会议在庆祝成功半年之后终归破裂。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的戊戌（1898）维新。第二次是辛亥（1911）革命，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却并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是1927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是1937年的抗战开始以后，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民党与G.C.D的矛盾也越来越大而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的时候，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以后，百年国耻已经洗尽，租界已经收回，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领事裁判权已经撤销，中国已经以五大强国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手中握有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人们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G.C.D领导的解放军完全消灭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

　　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十一年以后，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了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 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并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说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 条件是什么？所有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就根本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盈中国，实际上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就是把“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是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1920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G.C.D的前一年，就在《新青年》（8卷4号）上发表文章《民主党与G.C.D》，反对起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 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6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无产阶级民主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陈独秀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从此以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是他十年前的思想已不是他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

　　在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此外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

　　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前的思想已经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地扎下根了。当时的陈独秀已是“刑余之身”，贫病衰老，僻处江津小城内。他的话已经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可能知道，以他当时“托派”的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看一看《先声》就可以发现，许多模模糊糊鼓吹民主的文章中还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典型的是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其中说“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 （《先声》第157页）〖HT〗最严密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经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而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

　　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是我们当时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报上登的他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也把他写进自己的社论（《先声》第67到69页）。

总之，读者要是仔细研究本书，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不妨打开本书第十五页到第二十三页，看看当时名望很高的张申府写的《民主原则》，就可以发现，这位中国G.C.D最早的党员、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罗素的朋友、著名的民主人士对于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与前面所引陈独秀言论的干脆明了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他还肯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作为左派学生的我们，水平可能更低，信心反而更足。尤其是苏联在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

　　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由革命初期规定的，工人阶级五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二十五万人选一名代表开始，此时已发展出一套称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我虽然年纪还小，倒也似乎曾经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加“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当然也不能说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懂得民主的人都没有。五四以前，至少严复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适和由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学生，如萧公权、钱瑞升、张奚若、罗隆基、储安平……应该是懂得的。但是，首先从数量上说，在当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就不过是零头的零头，不但不足万分之一，也许不足百万分之一。这批人在一个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国家里也许都足以有为，但是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国民思维定势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有。严复晚年归于保守，拥戴袁皇帝，也许也是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有出路。至于胡适等人一辈子只能痴心于改良而又始终等不到改良的机会。国共谈判的时候，胡适曾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共转变为一个不凭借武力的议会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然而这话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机会。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的话。在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国民党“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

　　根据马列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这样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上面陈独秀所悟到的民主的定义，也就是现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认识。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了。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牺牲的。

　　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一辈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1957年，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中发明了一个“反面教员”的概念。不过这个概念事实上并没有使他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处，反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为人为地制造反面教员而逐步败坏了他自己的威信。不过在抗战开始以后的整个四十年代，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面教员”却实实在在地帮了他的大忙。无数的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因为反蒋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了G.C.D这边来。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月光笑侠

记得当时丘吉尔败选卸任的时候说:一个不会感恩呆德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深推崇之.

checkpoint

汕头大学出版，主编是《中国改革》的笑蜀，已经被禁。

checkpoint

《中国改革》已经被责令停刊，笑蜀也曾经被请去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