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猫论”的由来及其蜀学文化基础ZT

夕阳秋草

猫论”的由来及其蜀学文化基础——读史随笔之五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书籍，目前在中国是汗牛充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哪本“邓小平理论”书籍中看到过有谁对邓小平的“猫论”进行过详细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理论界中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猫论”本是邓小平在1960年代某次内部会议讲话中所引用的一句他的家乡俗语，文革时期批判邓小平是机会主义者和搞“三自一包”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猫论”开始被社会所知，但是传播并不广泛。后来，在1975到1976年的全国性的“批邓反右”政治运动中，因毛泽东的一段批评邓小平的“猫论”的“最高指示”而广泛传播。

改革开放以后，大概是因为“猫论”太俗语化的原因，所以，邓小平即使成为了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也一直没有相关理论专家对“猫论”进行过详细论述和理论诠释，但是，无论党内党外，甚至国内国外，人们又几乎一致认为，“猫论”就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

“猫论”既然已经被人们公认为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那为什么又一直无人对其进行详细的论述呢？究其根源，这还是因为许多人对“猫论”的文化背景缺乏深刻理解的原因所致。这就是说，要解读开“猫论”的实质内涵，必须对产生“猫论”的四川俗语文化背景进行蜀学探源，否则，谁也说不清楚“猫论”，甚至连邓小平本人恐怕也难以说清楚“猫论”的理论本义！


一，邓小平的“猫论”的直接由来


由于1958年以来过激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1959年到1961年，中国城乡出现了很可怕的大饥荒问题。为了调整国家当时的农业和工业政策，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全国地市县级的工、农、党政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工作会议，毛泽东在本次大会上检讨了执政党和他个人在过去几年中所犯的政策错误。这次大会开完后的几天，刘少奇紧接着就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家农业政策调整问题，不久，中共中央下达了三级经济核算办法的通知，将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这样，就拓展了农村生产队的自救和自我生产经营决定权。

1960年代，中国尚处于意识形态框条束缚甚多的极左时期，那时候，不要说一般群众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心里话，就是那些制定政策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一旦说了“不合时宜”的话，也可能招来祸事。邓小平的“猫论”，就出于这样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成员的时候，谈到了农业生产管理政策的调整问题，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比如说，要尽量保持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选集》第1卷）


邓小平和刘伯承是一对军事老搭档，他们又都是四川同乡，但是，为什么邓小平会从刘伯承那里借取这个本源于四川俗语的“猫论”呢？

邓小平是四川广安人，但是，他16岁就离开家乡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一直到他45岁时，他才和刘伯承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打回了家乡，所以，邓小平本人对四川文化的了解没有刘伯承多。相比之下，四川开县籍的刘伯承在出川参加中共革命之前，就已经是川中名将了，刘伯承一生中的许多谈话，都有随手拈来四川俗语去说明问题的习惯，这就是说，刘伯承本人深受蜀文化的影响。

刘伯承到底在多少场合讲过“猫论”，这，我们不清楚，但是，从资料上看，他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0月10日的“在人民武装干部测验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过“猫论”，他说：“不管什么战术，第一便是武器问题，有了武器就要看技术如何！……其次说说如何打，打法只有三个，一个是袭击，一个是伏击，一个是急袭。这三种打法就是：敌人驻着，我找着去打它，叫袭击。等着敌人来，我们预先埋伏好打它，叫做伏击。这种打法也不能死板地等待着，也还要用勾头的办法来打它。急袭就是碰着时打，能击就击，不能击就游。麻雀仗就是游击战最小最散的战斗队形，其打法也是用这三个打法。我们不仅要白天打，而且要黑夜打击它。敌人白天行军疲劳，黑夜睡下象死猪一样。是最好打的。或者是白天选择好地点，夜晚去袭击它。能够打到它就坚决打，如打不到就走。游击战争就是：游，要拖垮敌人；击，就是要打垮敌人。要使得敌人处处挨打，敌人很少打得着我，敌人越打越少，我们越打越发展。‘不论黄猫黑猫，谁咬住老鼠就是好猫’”。（《刘伯承军事文选》 P356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邓小平在决策国家经济工作的时候，出于一种习惯自然而引用了同乡人刘伯承的谈话，这说明，他对这句来自于家乡的俗语中所表达的注重实用效果的文化含义，还是很认同的，否则，他不会在这样重要的场合时机去说这段“猫论”。

如果我们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两个谈话的背景和所针对的对象联系起来分析，就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在决策问题的方针政策的时候，反对死板教条，注重实用和实际效果。而这种淡化意识形态的框条和理论派系，注重解决问题的实用效果，恰好就是典型的蜀学思想文化成果表达。这点，也许邓小平和刘伯承本人都不太清楚。

中国是个多元文化集合的国家文明形态，历史上，儒学的三纲伦常文化在蜀地一直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儒学纲常文化却在中国北方和东南部地区有很大影响。同时，近代史以来，崇尚西方基督教意识形态文化的太平天国运动，对远在西南地区的四川人影响很小，却对中国长江和珠江中下游一带的革命者和部分群众有很大影响，这点，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中共由于种种原因，在建党以后一直注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但是，党内也一直就存在着一大批象邓小平和刘伯承这样的注重实用且反对教条的人的存在。由于种种原因，邓小平借取“猫论”俗语文化内涵而赞同的“包产到户”，在文革时期因为其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典”格式，而大遭批判；而刘伯承这样的持“猫论”军事思想的人，也早就被一些坚持某种军事思想路线的人所排挤开了。这说明，中共几十年来反映的一系列所谓的党内斗争，其实一直就蕴藏着一种中国内部的文化冲突背景内涵在其中！只不过，直到今天，许多人依然没有注意到这点罢了。


二，“猫论”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理论标志？


出于政治宣传的原因，现在的人们往往都是认定安徽风阳县小岗村几十个农民在1978年私下签定的“包产到户”合同，是中国农村实现包产到户的改革开放的序曲。但是根据笔者以上所谈就知道，早在1962年，就因为邓小平等人的“猫论”而在农村实行过“包产到户”的生产方法。文革中，“包产到户”被批判，中国农村又回到了集体生产制度中，但是，农村三级核算的机制却一直是存在的。

由于农村三级核算机制的存在，所以，即使在文革极左时代，一些偏远农村也还在延续着种种变相的“包产到户”制度。笔者当年在农村当农民的时候，我们那方农村就一度实行过私下把田土包产到户头上的生产措施，而且，这样的措施还长期所存在，并没有遭到上级的否定，甚至还得到过省县的一些领导的肯定，而那时是1971年左右。这就是说，由于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生产实际和田土地制度文化习惯，家庭生产一直就是中国经济生活的一个具体表达；这样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生产习惯和制度，即使在人民公社运动时期，也并没有被彻底消灭掉，邓小平根据“猫论”所倡导的“包产到户”，本质上并不是他发明发现了什么适合中国生产发展的先进生产方法，而是他注重实用效果而恢复了适应当时中国农村现实的有效传统生产方式。这点，应该是现在的人们所注意到的。

谁都知道，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注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破旧立新”斗争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究竟什么是“新”和“旧”，可以说，文革十年一直就是混沌的，许多人在这样混沌时局的惯性作用下，自觉和不自觉地按照时间概念去理解了“新；旧”，似乎过去历史存在的，就都是错误的，似乎反传统的，就都是正确的。这种思维误区是文革时期的重大表达，而且，这种思维误区直到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彻底清除掉，继续在左右着一些人的思想行为。

1975年，“批林批孔”运动达到高潮，许多人再次陷入到了意识形态斗争旋涡中，在四人帮的推波助澜下，一些昔日的造反组织的遗老遗少和一些在校中小学生中的“革命小闯将”，也包括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中的“梁效”等大批判组织，再次在中国掀起了“抓革命”的政治高潮。该时期，正在中央主持经济生产的副总理邓小平与热衷于“抓革命”的 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借用毛主席关于钢铁工作的一段批复而大力宣传“三项指示为纲”，要求全国各级部门加强经济秩序整顿，把生产和教育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去。1975年，中国各个领域里的注重意识形态斗争的“抓革命”和注重经济生产发展的“促生产”，已经到了决斗阶段了。显然，在当时，四人帮代表了注重意识形态斗争的“抓革命”的一方，而邓小平则代表了注重经济发展的“促生产”的一方。当时的毛泽东则处在中间位置，他的重心偏向谁，时局就将朝哪边偏移变化。

1975年11月，由清华大学发起了针对邓小平教育秩序整顿思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这场纯粹无中生有搞意识形态大批判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在社会中普及开来，即使在教育界中也遭到了许多师生员工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变相抵制。

1976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毛泽东的诗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这种具有强烈政治暗示作用的文艺举动，表明了毛泽东注重“阶级斗争为纲”的态度，国家政治重心顿时发生了偏移，也使得许多人的心境紧张起来了。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2月，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就开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三项指示为纲”》，紧接着，《红旗》杂志发表了《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重头文章。邓小平的处境已经处于非常困难境地。

1976年4月发生了天安门四五事件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吕达的《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不仅公开点名批判了邓小平，还在该文中透露出了毛泽东曾经批判过邓小平的猫论，该文说：“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的时候，尖锐地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要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批邓反右中，这个“猫论”几乎就成为了注重经济发展的代名词了，尽管那时候社会是在大批判邓小平的“猫论”，但是，由于那时人民群众的生活已经处于很困难境地，所以，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却又在内心非常支持主张发展经济生产的邓小平；可以这样说，文革十年，在政治高压之下，人民群众一般是不敢反对中央发动的任何政治运动的，但是，在“批邓反右”的政治运动中，中国的人民群众却开始使用各种不同方式去支持邓小平了。这样，就使得“猫论”成为了中国上下注重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抓革命”和注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焦点。自然而然，伴随着四人帮的被打倒和中共实行改革开放，“猫论”也就成为了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了。

但是，这里，笔者不能不指出一个问题，即使当时人民群众普遍从情感上支持“猫论”，但是，真正理解了“猫论”深刻文化内涵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的人们还只是出于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的愤恨和出于对邓小平的同情而去支持“猫论”的，而邓小平的“猫论”中究竟蕴涵着什么样的理论文化含义？恐怕在全国各个地区中，只有部分四川人理解了，即使是四川人，也未必就都清楚理解了这个带有深刻蜀学文化含义的俗语。但是，在当时的“批邓反右”中，四川人所表达出来的极其强烈的反感该运动宗旨的情绪和各种支持邓小平的举动，不仅仅反映了四川人民对老乡邓小平的理解支持，更反映出了四川人对“猫论”的认同！因为，四川人去理解“猫论”，毕竟要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容易引起心灵的共鸣。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邓小平复出继续主持国家工作，在批判“两个凡是”的理论建设中，一些理论工作者所开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虽然对思想文化界的人士有相当的思想解放作用，但是，这样的理论毕竟还嫌文绉绉了一些。相比之下，俗语化的“猫论”更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所以，“猫论”这个十分通俗化的实用理论，一度有更大的传播效应，后来甚至成为了中国农村重新实行包产到户的理论号角标志，也为当时群众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起到了通俗化的注解作用，就这样，“猫论”就象开场前的锣鼓声，敲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帷幕。

三，“猫论”是实用主义吗？


笔者清楚记得，在198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党政直属机关在搞政治理论考试的时候，出过这样的题目：“猫论”是不是实用主义理论？“猫论”和美国实用主义有什么区别？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许多人对美国实用主义的理论并不了解，所以，当时许多人是胡乱回答这个题例的，不少人似是而非的认为邓小平的“猫论”与美国实用主义是相仿的理论表达。

美国实用主义理论的理论本质是什么呢？这里，笔者对其简单说几句。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的一种重视经验的哲学思潮，这样的哲学思潮有这样几种理论来源，一是欧洲的进化论社会学思潮；二是欧洲近代重视经验感受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三是欧洲的享乐功利主义社会学思潮；四是乐观的科学主义思潮。美国一直是西方实用主义的发源地和中心，代表人有注重形而上学的皮尔士、注重心理学的詹姆士、注重科学主义的杜威等人。实用主义认为理论、学说、制度、政策和意识形态主张，都不过是人类是一种经验感觉，世界是依据人的主体而存在的，所以，人类不应该被这样的社会表象所制约，应该一切都以人类自己的需要效果为最终目的，人类可以自由的思想和探索及其创造一切。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在理论上虽然叛逆于过去以往的西方基督教理性主义，但是，其内涵又很明显地隐藏着相对主义的悖论和享乐功利主义倾向的问题。

美国之所以会产生实用主义思潮及其美国之所以会成为西方的实用主义的中心策源地，主要是与美国这个国家的一些特殊性质有很大关系。美国是个很年轻的移民国家，什么样的外来历史传统思潮，都在这里都很难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伦常，同时，美国从一产生起，其就是个带有强烈开发进取和追求全民功利欲望目的文明形态，所以，19世纪的美国国民的思想基本没有任何来自于历史传统的束缚，他们全民信仰和追求个人身心理的享乐主义，同时，他们全民对实用工具的科学技术的作用非常崇拜，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西部牛崽伦常现象。

根据以上对美国实用主义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说，出自于四川民间俗语的“猫论”，虽然在语言表达上可能与美国实用主义有一定的相近之处，但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更大，甚至，这两者根本上就不是一种类型的理论。

四，“猫论”的蜀学文化分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严重缺乏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历史渐进准备过程的，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是立足于社会和人民群众被文革那样热衷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抓革命”搞到极端贫困境地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所以，这样的改革开放前提，必然要导致社会出现极端反弹现象，一些人一旦从文革注重意识形态斗争的“抓革命”的框条中走出来，很容易就会走向另一个忽视方法和纵欲的极端思想行为的框条中去，似乎过去错了，现在搞“以金钱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和放纵自己欲望的享乐主义，就是正确的了，于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度出现了腐败贪婪和忽视方法过程的极端功利主义现象；而一些理论素养不足且又持正义感的人，则将这样的反弹社会现象归咎于到“猫论”上去，认为“猫论”就是美国那样的注重功利享乐和工具主义至上的实用主义表达；有的人甚至认为“猫论”是导致中国出现大规模腐败的理论原因，这，就更荒唐了。

那么，邓小平的“猫论”真的和美国实用主义相仿么？！

如果简单的将“猫论”孤立起来看，其的确有点象美国那样的实用主义。但是，如果把“猫论”放到四川语境背景中去分析，人们就会发现，四川本土语境中的“猫论”有这样两个重大特征：

1，四川本土语境中，“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还有许多其他注重方法和过程的俗语与之相匹配，比如：摸着石头过河——求稳当；做啥子象啥子，拣狗屎都要个篾夹子；量体裁衣，比脚做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抓到就要；见啥子都抓，谨防猫抓糍粑；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

2，四川本土文化中之所以能够产生出注重实际效果的“猫论”，主要是因为四川本土文化中一直将人的生存发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点，四川本土文化和中国其他地方中的注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常文化很不一样。了解这点，有助于大家了解邓小平的“猫论”的更深层次原因。四川俗语中有很多注重发展人民生活的俗语，比如：槽内无食猪拱猪，家中无粮人吵人；手中有粮，心头不慌；家有千金，不如勤干；民以食为天，钱是人胆，衣是人脸……

同时，四川本土文化中还非常鄙视那些“嘴子”，特别鄙视那些喜爱仅仅为了一些意识形态问题就要死要活地争论不休的“误事包经”之徒，也就是鄙视那些把意识形态问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自己在自己设置的思想框条中自我折磨和折磨他人的人，比如：猪吵卖，人吵败；吵吵闹闹，砸锅烂灶；闹喳了的麻雀没有二两重；砍了树子免得老鸦叫…… 从这些四川俗语上，我们也可以知道当1980年代社会中一些人热衷于姓资姓社的争吵的时候，，邓小平之所以要提出“不争论”的策略的原因了。这就是说，这个“不争论”，其实也来自于四川本土中的经验文化背景。

综上所述，是不是可以说四川文化中缺乏伦理纲常文化内涵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四川是中国道教发源地，过去的四川人有句口头语叫“落教”，这个“教”就是规矩的意思，“落”就是符合的意思，人们交往很看重对方是否“落教”，也就是要看对方的道德伦理素养好不好，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四川本土文化中的注重实际效果的实用伦常，是和注重规矩法制是匹配的。人们还少有人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早专著“法言”和“法制”文献的，也就是系统讨论和论证方法和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的人，就是四川人扬雄和苏洵，所以，四川本土文化中的“猫论”与美国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思潮，很不一样，美国实用主义是实用先于法，而四川文化中，实用和法制是对待并用的！

四川本土文化中即将发展人民经济生活看得至高无上，但是，同时又非常注重“法制”和道德？而这两者，在美国实用主义理论实践中，却是无法融会起来的。由此可见，即使说“猫论”是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而这个实用主义，也和美国实用主义是相似而不相同的，之所以不相同，就在于“猫论”在注重人的生存发展实用效果的时候，同时还注重讲实用的方法和人的道德表现。

“猫论”即注重人的经济发展和功利需要，又很重视人的伦常道德和行动的方法要符合天地人的和平原则，这，似乎很矛盾。但是，只要了解了四川的文明文化历史，就知道这样的“猫论”是必然的了。

四川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进入稻作文明形态的地区，同时，四川还是在世界还未进入工业文明之前，最早实现自流灌溉农业生产的地区，蜀地之所以叫“天府之国”，就是因为蜀地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农业水利建设过程。如今都江堰上还留有古人治水的三对真言：“深淘滩，低作堰”；“遇湾截角，逢正抽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这就是说，只要了解了都江堰古代水利农业建设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就可以全解“猫论”的文化内涵了！

中国古代蜀民在蜀王的带领下，开辟都江堰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发展和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但是，开辟都江堰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是必须讲方法和纪律的，一招方法不当，工程建设中任何个人和单位不讲配合伦常，这样的水利工程不仅仅建设不成，还可能造成势不可挡的水患，从而给所有的人造成生命险情。所以，如果说都江堰水利农业工程是和平发展的现实模型，那么，这个模型本身就是个人和集体、发展与和平、实用和道德、民生和法制等一系列人间理论实践的最佳统一。所以说，读懂了都江堰，就读懂了中国的“道”，当然也就读懂了邓小平的“猫论”了！

中国的许多重大思想文化命题，往往都是深深扎根于自己民族历史文化文明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之中的 ，这就是说，我们今人只有在深刻了解了中国本土文化以后，才可以创新出一系列适合现实和平发展的新理论新实践路子来，除此之外，我们别无其他任何捷径可走！

作于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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