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港穗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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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一度任教于香港大学，传为香港学界的佳话。陈氏复于1949年春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在南方居留，直至去世为止，长达20年之久。在他的学术生涯之中，这两个阶段都有重大意义，但其间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至今仍鲜为人所知悉。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七册(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有数十处提到陈寅恪，日期和活动内容都较明确，相信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情形。
　　
　　到香港大学任教经过
　　陈君葆(1898－1982)，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工作。1934年起受聘于香港大学，担任中文学院教席及冯平山图书馆馆长之职，至1956年退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见证着时代的变迁。陈君葆长期有写日记习惯，而且日记都保存了下来。近年他的家人把日记整理出版，从中可见许地山(1893－1941)、陈寅恪二人到校任教始末和公开活动、起居生活等，日记均有记载。
　　陈寅恪早年曾在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美国游学，归国后应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翌年中文、历史二系合聘他为教授；与此同时，他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聘请为汉学教授，但以眼疾而未应聘。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攻入北平(今北京)，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2－1937)忧愤病发，拒不服药而死。陈寅恪料理父亲丧事完毕，便携家眷仓皇逃离北平，辗转到长沙。当时战火日渐逼近，清华大学决定迁往云南，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氏于是挈全家南行，乘船抵香港时，已接近农历新年。春节过后，便只身取道安南(今越南)，到云南蒙自授课，他的家人则仍留在香港。详细经过，可参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陈君葆日记全集》中，记录了陈寅恪在春节期间的一件事情。1938年2月3日载：向庚款会请款发展中文学系的详细计划书，今晨到图书馆打好送给许(地山)先生签字送到副校长处后，到中文学院来上课，许先生和陈寅恪、徐森玉等已在我的办公室等了好久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陈寅恪藏有光绪年间“福建台湾巡抚关防”银印一方及唐景崧回上海后手上李高阳书一通，均富有文献价值，因怕人家觊觎或别生枝节，遂拟寄存图书馆内。下午我把关防和北平等古斋收据(陈以二百二十金从古董铺买来)封交总务主任并附函说明来历，刚交出去后，芬尼颜(港大教授)已出席校务会议去了，这印因此不能不暂放写字间陈君处，因此心里有点不自在。
　　次日(即2月4日)陈君葆又写道：晨早到中文学院急致电话与芬尼颜问曾否收到银关防，他答说不曾，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后来请他查问一下才知写字间的陈某竟忘却交出与他了。这银印本来可以放在图书馆中的古物陈列室的，但陈寅恪也许是地山一定要把它送到总务处的夹万(编者注：保险柜)去，不审何故。

　　1940年代末的陈寅恪／谢荣滚供图
　　1938年秋天，陈寅恪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他以手边幸存的眉注本《通典》等参考材料为基础，于翌年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可惜稿件不幸遗失。同年，牛津大学敦聘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职称。陈氏在昆明因不适应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欲与家人团聚，于是决定离开西南联大。暑假回到香港，准备全家乘搭轮船赴英，但以旅费难筹，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结果未能成行，遂于秋季开学前，折返昆明上课，直至次年夏季学期结束。陈寅恪到香港探亲，并等机会赴英，然而欧洲战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好在香港暂住，并应许地山之邀，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这对于陈氏一家的生计，是有一定帮助的。有关情形，可参阅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增订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
　　
　　在港初期的活动情形
　　陈君葆在1940年8月15日当天，记录了香港大学计划聘请陈寅恪为客座教授的情形，他说：“晨晤许先生，他说庚委会拨款若干与港大，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一年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这在目前情况倒不为过，惟陈为清华教授，能否接受仍须由清华决定。这事许变了作中间人。”9月26日写道：“林天任来访，他对于新文学和中英文化协会的活动都问到，我举实况语他后，并告以陈寅恪在港大任客座教授的事情，并着他把消息发表。”1940年的日记中，还记录了陈寅恪的几次活动：
　　其一，是陈寅恪于10月18日出席一个画展的开幕礼。“拾点来宾都齐集了，有罗旭和、罗文锦、傅士德和勃朗教授，陈寅恪也从九龙过来，这甚为难得。”陈氏一家住在九龙城附近的太子道，港大则在香港岛薄扶林道，返校必须先乘公共汽车到码头，渡海之后再乘电车到港大附近，路途遥远，全程需要近两小时。
　　其二，陈寅恪在10月23日有一个公开演讲，题目是“武则天与佛教”。当天陈君葆要参加一个课程委员会，“从英皇书院出来时已是四点半，来不及去听陈寅恪的演讲了。”据说他这次是用英文演讲，两个多月后，即1941年1月5日，陈君葆在日记中说“午前校读所成的陈寅恪先生武?与佛教一文的英译稿”，讲稿或许是陈君葆替陈寅恪译为英文的。
　　其三，陈君葆于11月1日下午与另外好些人到罗文锦的公馆，日记中说许多会员(但没有写是什么会)都齐集，史沫黎女史“和陈寅恪两人是今次游园会惟一的外宾”。随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于11月22日假薄扶林运动场欢迎陈寅恪，相信前此提到的“会员”，就是中文学会会员。欢迎会当日，陈君葆最早到达会场，而且颇有一番感触，他说：
　　好些时没有走进那里去了，今日天气陡变吹得很劲的东北风，向晚的云似乎表示做下雨的模样，我站在球场沿边的铁丝网里边望望，海面却异样的平静，默示着战时可怕的寂静。香港过去的繁荣，好些年前做学生时期的光景一时都呈现在回忆的脑际。运动场里今天没有人来玩球，觉得格外的孤寂，左顾右望不禁有点悲从中来，但这悲感也许是因为看见屠场里的牛群而引起的。世界岂不一样地是个屠场么？究竟谁是刀俎，谁为鱼肉！散会后许先生陪陈寅恪先走，我和吴正廷等冒雨步行回图书馆。
　　当时许地山是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陈君葆在公在私都与他时相往还。1941年2月4日的日记写道：“许先生请吃饭原来大排筵席，陈寅恪先生言几不知原来今日系许先生生日也。”但好景不长，许地山于这年8月4日逝世，对陈君葆打击很大，而且一面还要为许氏的身后事奔走。8月7日记载：“今日见史乐诗，报告他许先生身后情况。关于找继人教许先生的功课一层，他说，陈寅恪仍是要到牛津去的，便是留港也许不能很久。”许地山的追悼会在9月21日举行，陈君葆说“挽联中以陈寅恪的乙对为最亲切有味，可谓情文兼至”，挽联的内容如下：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1942年10月6日，陈君葆因许地山太太将要离港回去依她五姊，写了一首诗赠别，兼呈陈寅恪。诗云：萧萧草色被秋池，近识生儿错教迟；挥手送君愁日暮，更将何语慰想思！万里烽烟又到秋，赤城遥望愧骅骝。何时五管重开道，也与渔樵话旧游！
　　
　　出任港大中文系教授
　　许地山逝世后，港大中文系教授的职位，需要找人接替，陈寅恪自然是适合的人选之一。《陈君葆日记全集》对此事著录甚详，1941年8月14日写道：
　　清早陪了伍藻池到罗便臣道去看梁漱溟后，到图书馆，傅士德教授邀往谈话，他问我关于中文教授的继任人的意见，我说，就中国历史说自然以陈寅恪为最理想而且合适，至于行政方面仍以季明(马鉴)先生补缺为宜，他说很对，便决定如此向当局提出。回头我把这事对季明先生说了，并约好如有机会的话晚上也可以对杭立武(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一疏通。
　　同日又载：晚七点五十分到大华，杭立武已先在，而罗文锦、许乃波都还没来。略寒暄后，便谈到许先生来，最后他竟问到继任人的问题来，我只得把早上对傅士德说的话大略对他一述，他不作一语，我觉得难于说下去，便转道“固然陈寅恪先生身体不好，但学校也许不会多给他钟点的”。他点头道：“正是。”这样大家又复默然，我因接着说“不晓得庚委会和先生的意见怎样？”他说，我一时还不能发表。我觉得事情这样又起了波折，深悔当时不应该来的这样早，所以终席都觉得有点不快。
　　次日(即8月15日)陈君葆续记：
　　上午往见副校长报告了那天许先生身后事宜讨论会经过情形。关于龄仲请求免费的一层，他说可由我与马先生具函，更由他副署递与教育司。他又问了好些关于樊新的话，我都一一答复了；我心里正怪他何以知的这样多。关于陈寅恪，他说，寅恪是一定要到内地去了，这是今天杭立武说的；我听了，没甚可说，只应了一个“是”。出来时，闷闷不乐，想道：难道是我为人谋而不忠乎？现在如何补救呢？想了又想，只得去告诉马先生，请他和徐森玉商量看可否请誉虎(叶恭绰)一设法。
　　接着，在8月16日晨，陈君葆到图书馆，叶恭绰已先在。“说起陈寅恪事，他说昨天看到杭立武，据谓港大无表示，所以不能为谋，我因把几次和史乐诗谈话经过并和傅士德、杭立武交换意见时情形向他细细说述，结果大家认定关键在杭立武一人，只要他不加以阻力，港大方面是不会有问题的。”陈君葆接着写道：
　　我们谈了很久，结果仍请誉老下午再向杭立武方面疏通一下，同时也不妨请他解释信里“人事”究何指。徐森玉请午饭，我因十二点要去见史乐诗，所以只好后去。出乎意料之外的，史乐诗告诉我，樊新的事，已由重庆国际学生会去完全关照，陈寅恪呢，则决定由大学聘他为中国史教授，详细办法回头由他和杭商量。闻言之下我一时觉得乐不可支，出来急坐车到牛奶公司去告诉森玉和季明。“好极了，好极了”。下午大家并去告诉誉虎。
　　到了8月19日晨，陈君葆“到文学院的办公室去会齐季明(马鉴)先生和傅士德教授。一同往见史乐诗，商量聘请陈寅恪的事情，同时并谈到他的功课一问题。结果一切进行均甚顺利。”出来时马鉴说：“这样我们倒干了一件快意的事呢。”陈君葆说：“真是‘天意欲怜才’了。”隔了一天，即8月21日，陈君葆“依约在尖沙咀码头会齐李凤坡、陈寅恪同到牛奶公司去午餐。季明已在那里早等，徐森玉也同来了”。
　　从上引几段日记，可以清楚看到港大聘任陈寅恪接替许地山的经过，而陈君葆在此事上，是尽过一番力的。但只几个月的光景，日本于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旋即进侵香港，同年年底香港沦陷，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陈寅恪困居香港，至次年5月5日，由香港取道广州返回内地，其后在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
　　
　　沦陷期间的艰苦生活
　　香港沦陷期间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陈君葆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陈寅恪当时的情况，可补一般传记的不足，内容异常珍贵。1942年4月22日这样写：“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米粮是陈君葆安排，着刘、孙两位冯平山图书馆职员送去的。次日又载：
　　季明今天来说，昨天的计划，想设法替寅恪在港大的住宅找个住的地方，现在他又以为可以从缓了，我想他也是心里把持不定，审判很受一时的局势太骤剧的转移，不过在他现在的环境中，这样的心理变化是有理由的。
　　4月26日，陈君葆写道：“本来预备今天去看陈寅恪先生，早上吃完了粥后便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过海访友的兴趣给打断了。”翌日说：“陈寅恪送我长衣料一件，信笺一盒，令人受之甚过意不去。”到了5月1日，更有以下一段关键性的记载：
　　早上接到寅恪先生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鯻(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死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午饭后从总督部出来，径往过海放渡趁船，谁知一登船便遇到海上戒严，比到达尖沙咀已两点多。长途汽车挤满了人，因预备步行至九龙城去看陈寅恪。沿弥敦道一直走到太子道，已觉有点累倦，不晓甚么缘故，没法只得到冯太太那里去谈了一回。看时间已近四点，再步行到九龙城也来不及，只好半途而废，放弃了去看陈(寅恪)、杨(士端)的本意，转由深水?渡海回港。
　　5月3日，陈君葆“在中环勾留时，三次到大东(旅馆)去访寅恪，到下午还不见他搬进，不晓甚么缘故，敢真在他离港之前，大家终无一见之缘吗？”5月7日，“傍晚在马先生家里坐了许久才回家，这时又微雨霏霏了。陈寅恪在时，路费问题倒解决了，真使我欢喜不过，不过他前几个礼拜有好几天捱饿了，回想起来也可怜！”
　　马鉴以陈寅恪引李商隐“他生未卜此生休”一语，写成两绝。5月12日，陈君葆“读后耿耿于怀不能忘梦寐。深宵苦雨，坐对孤檠，以义山句，成辘轳体四绝哦咏，未惬余怀也”。5月14日，“和辛庵送陈寅恪先生归桂林诗四绝既成，余意未尽，因续赋一绝呈寅恪先生。”诗云：
　　白云一片去悠悠，春色天涯独倚楼，尚有欲归人未得，鹧鸪声里送行舟。

　　动乱时代仍研究不辍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陈寅恪的重要著作之一，但此书稿件在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时遗失，再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却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被烧毁。据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所述，后来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子，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将旧稿凑成，并不是陈寅恪的定稿。至于另一重要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1941年间在香港完成的，序末署“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次年在桂林抄改后交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出版。此书是陈寅恪的代表作，对唐史研究甚具启发性，香港在动乱时代为陈寅恪提供了短暂的研究空间，使他得以完成此巨著，其事虽属偶然，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缘。
　　《陈君葆日记全集》中，此后还有数处提到陈寅恪。首先是1944年2月19日，当天的日记如下：
　　下午三时许到东亚研究所赴小原的约。先是我对小原说，松荣此君，前曾闻马鉴屡道其人，日前在饯小川的席上匆匆未及细谈至怅，因而约定今日下午到他住所坚尼地道去看他，昨天小原打电话来说他下午刚要市里来处理事务，因此改在东亚研究所叙谈。我想这也好。结果我们说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的话。松荣前曾努力过中日文化协进的工作，而且曾帮忙过不少中国文化人，如从前他曾送过米与陈寅恪，又据他自己说，战后几个月间林绍文也困苦异常，且无米，也由他资助不少。林卒到了昆明去，他似有点那个！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曾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其一，是送面粉给陈氏。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陈君葆的日记，再一次印证了此事。其二，是“闻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流求笔记》，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45年11月18日，陈君葆又载，当天下午“六点许，到王国栋中校家里去，秉芬夫妇与李学良夫妇已早在了，王国栋太太颇慈祥和蔼。他们今晨曾说起陈寅恪来，可是忘却他的名字，晚餐席上我说起他来才省悟过来，原来寅恪仍要到牛津去，但他的肝病恐不治，目恐失明为可虑耳。此公用功太苦了”。
　　事实上，在这年春天，陈寅恪因生活艰苦，营养很差，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以致失明。住进成都存仁医院，医生施手术亦未奏效。当时陈寅恪56岁，在他的学术生涯上是极严重的打击。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战败投降，八年抗战结束，未几中国又爆发国共内战。1949年春，陈寅恪到广州岭南大学担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指出：“早在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在广东惠阳登陆，不久广州陷落。岭南大学搬迁到香港。校方与香港总督协商，港督同意岭大暂借香港大学的校舍继续上课。正是这一点缘分，八年后陈寅恪以岭南大学为归宿也就有了某种内在的因素了。”
　　1949年解放前夕，曾有人提议陈寅恪去国，或到香港，或去台湾，结果陈氏决定留下来。陈君葆在这年8月23日，有以下一段叙述：“一位姓邓的说，陈寅恪先生有几十件行李要搬到图书馆来，问我能否接纳，我说若在二十件以下倒还可以，太多不成。我有点疑惑并不是完全陈的东西，因此我问为甚么不见有陈寅恪信来，他说信快要来了，但我有点疑惑。”其事详情如何，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不过陈君葆的日记，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从后来的发展推断，可以相信，陈寅恪并没有决心离开，他的夫人唐郰似曾萌去意。
　　1950年初，岭南大学中文系冼玉清(1895－1965)到香港，以陈寅恪近作示陈君葆，其事载于1月24日陈君葆的日记中。诗云：我来只及见残梅，太息今年特早开，花事已随尘世改，苔根尤是旧时栽；名山讲席谁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游览总嫌天地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陈寅恪在岭南大学任教期间，曾担任中文系学生李炎全的毕业论文导师。其事详见李炎全的回忆录《康乐园》(作者自印本，2002年在美国华盛顿出版)，笔者曾有一篇文章予以介绍；陈氏对该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所写的评语，原件存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室。1952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岭南大学的校名取消，有关科系分别并入中山大学等院校，中大迁入岭大校舍。陈氏自此改在中山大学任教，但据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所载，陈氏再没有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
　　
　　晚年“税驾”南方的原因
　　1951年间，陈君葆曾到广州，乘南郊线往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谈甚久。8月31日载：“寅恪无意于入京，他以为重回清华未必得住如现在岭大所住那样宽敞的房子，而岭大也的确待遇他不坏，这在许多人说是陈序经在那里弄手腕。但无论如何，若强寅恪入京反不如任其在岭大之为愈耳，寅恪的短处也许他的长处！”当时陈寅恪的太太要到香港取东西，陈君葆在9月3日向香港大学教务长梅洛提到此事，梅洛欣然答应写信到移民局替她申请入境证。9月8日，梅洛将信件副本交给陈君葆，刚好陈寅恪的女儿来了，陈君葆便交代她自己去检行李等东西，“一面也依旧把信寄发，因为也许陈太太自己要来一趟。”9月17日，“又写了一封信给寅恪太太，把梅洛送来的移民局的复函的副本寄去，她大概除向沙面(广州)英领事申请没有别的办法。”
　　1951年12月2日，陈君葆致函陈寅恪，略谓：“得读大著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若有所感，欲就剖疑，道阻未易言也！虽然，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然事之演变则有其不变者之逻辑在焉，若执彼以例此，疑或过当耳。”当天的日记写道：“这话我想不提起，然卒不能。”12月14日，得陈寅恪信，托为购药，即复。翌年2月1日，“闻寅恪太太病甚。”至6月24日，陈君葆又接陈寅恪信，嘱为买维他命丸。同年数次提到陈寅恪，都是有关买药和托人带药事宜。
　　1953年4月，陈君葆向友人打听中山大学各友人的消息，得知大家都对陈寅恪非常看重，说他是“国宝”，这使陈君葆非常快慰。同年10月18日，他到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夫妇二人均抱病，又诉说几个孩子的不良状况，因此交给他的事情又是买药了。陈君葆接着记述：“于寅恪自己事，他把十月七日郭沫若拍给他的电报，并他的覆电给我看。科学院是要聘他担任历史研究所中古史一部分的领导，并约他为明年春出版的历史学一类刊物的头一期撰文；他覆电坚决地推辞主任，理由是病，但推陈援庵(垣)继。这态度似乎很难说得过去，但我想了一下，又不便对他提出甚么意见，同时也怕一旦辩论起来，激起他生气更不方便，再则我也不是为中央作说客，非与他天天见面，更何从谈到劝驾呢？自然，我也很愿意寅恪能到北京去，南方岂是他税驾(编者注：原意解驾、停车，此指休息、定居)的地方！
　　1954年8月25日，陈君葆再访陈寅恪，见“他卧病在床上，他的太太也病了，是流行感冒；……他颇想得到中文系出版的东西，台湾出版的东西也曾看到过。我问他为甚么不到北京去，他仍是以前的理由，说到那没有较宽大的房子，不能静养，病便要加剧了。这理由仍太牵强，难道他到京，他们不会给他颐和园养病吗？”陈君葆显然不大了解陈寅恪的想法。此后陈君葆日记中也间有关于陈寅恪的零碎记载，但彼此往来已告减少。陈寅恪晚年的情形，坊间专著不下数种，论者甚多，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