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神话的终结

胡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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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当今中国是以什么方式来纪念“五四”，“五四”是否还活着，它自由精神的因子，是否还在繁殖，我们已经找不到它的丝毫踪影。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都在以最快的速度逃逸这种方式的选择，这样的原因在于他们被一次次的政治浪潮所冲击后的成功龟缩。

    今年非典的疫情，光顾中国这片土地，像98年的洪水，我们在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这战争是否就意味着淹没一切，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纪念五四的文章，但五四的内核我们是否抓住？抓住之后，是否用在我们的建设上？我所指的不是有形建设，而是国民灵魂的成熟程度。五四纪念方式，不再是每年都抬出一大批已经作古的人如陈、李、鲁、胡等人。

    他们以自己火一样的激情批判一种落后的腐朽的制度，如果今天把他们列为我们纪念的内容，倒并不在于他们所批判的内容和他们本身，而是他们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封建、抵致西方文化侵略时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勇气与执着精神，这真正是我们要继承的。

    但我们呢？像九旬老太埋怨自己的后代一样，一个比一个轻，一个比一个失望，尤其是北大，这五四精神的发源地，一直被我们看作是继承五四精神的典范和代表，但是北大的官僚化速度令人痛心，与政府的关系过于暖昧，一些有个性的教授和学生都被体面的劝退和加以拒绝，其他学校的师生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放弃了激进的批判，改为温和的对话，或是集体投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坐标，就可以如鸟兽散，投入不同利益集团的怀抱，就是没有多少投入到工与农民的怀抱，这是缺乏温暖、缺乏懂得他们文明的民众，就像他们缺乏良知一样，让彼此都很失望，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立场的丧失，源于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分割不均，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并不能让他们获得后来没有的、或是加强他们已有的尊严感，政府控制媒体，他们表达的自由在一层又一层的官方检查之中被剥夺和筛选，已经失去了五四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耻，反以之为荣。与政府合作，可以使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并扩大化，当年的饶漱石、彭德怀，到当今的李昌平，他们连公平的对话机会都没有。

    知识分子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之后，分化或归于隐山林，潜心无用的学术而求明哲保身，或投身商海而无心独坐于青灯下剖析自我精神上的积土后，以求思想上的更新与时俱进；或走上仕途，戴着两张面具，亦官亦学，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可以随拿文凭，硕士、博士满天飞，君不见厅长、处长，这长那主任的不务公事，客串于一些大学之间，他们真的有资格当教授吗？势利的是一些大学的校长，总是拿热脸去贴人家的热屁股，双方在互贴的过程中，不亦乐乎，他们是拿公众利益作交换条件，这样下去，官学渗透，互为控制，中国还有独立而干净的大学吗？如果没有，你又怎么能奢求他们不丧失自己的立场。

    默认，或是可怕的承认，他们寻找到许多的理由与借口为自己开拓，就像我不承认我是知识分子，我就没有理由去必须承受一些东西一样。他们荒唐的借口，引起了工人与农民的愤怒，平民的眼睛，给予他们的自身足够的反省时间，总有一天能识破他们——知识分子身上的道貌岸然，知识分子的堕落是因为他们的不争气而导致的，人们的判断与批判能力也无时不在成长着。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所有的目光汇聚在一起，就构成历史评判的准绳：可以衡量一切的高尚与卑劣。

A．怀疑精神的丧失

    不是知识分子自作多情吗？纷纷投靠不同的政党或同一政党之内的不同利益集团，在那些称作集体的小团体中，他们获得安全感，同时无法排除危机感，服务不够好，随时有被抛弃的可能，来自其他利益集团的威胁。他们很少怀疑制度，而多半怀疑自身，投靠的主子是否有足够的利益潜力，这就决定他们呆在某个利益、权力区间的时间长短。

    认识不到民众的力量，过于相信自己，尾巴时而不时的翘起，可以说是骄傲，也可以说是向主子表忠心，以博得好感。当今大学里的教授博导们，有几多愿意走出高楼大厦到民间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地调查，而不是游山玩水。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坠落在低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可是我们那些不争气的东西，早已被当局收买，心安理得的做起国内人民的汉奸，害民的同时，又失去自己。对基层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又热衷于另外的一种称呼——他们是代表基层民众的利益，他们强奸民意，自以为是的他们有能力代表人民的利益，尽管这些形式与做作都很体面，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读懂他们用“学术论文”的模子印出来的垃圾文字。

    他们怀疑别人的能力总是大于怀疑自我的能力，他们缺少绝望感与自省精神，这种感觉可以折磨，过滤他们内心的杂质，但是他们拒绝在阳光下爆晒自己的心灵，以及许多的卑劣与阴影。

    他们以众多的文字来证明自己的狂妄自信：他们清白、高尚，他们的奉献，可是他为我们的老百姓奉献过什么？不是一腔热血，而是一堆垃圾。

    怀疑能力的丧失，是知识分子死亡或堕落的第二个标志。集体性可以看出，但现在成为个体行为，也无法逃出民众的眼睛。

B．转移视线：终极关怀成为不可忽视的神话

    中国很少产生唐吉柯德式的人物，五四时期的热血沸腾的青年，任何一种冲动都渴望激情，尽管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供我们批判的很多，但是肯定的更多。他们为了某种理想与主义的视死如归，所表现出的气概和执着，当后来的徒子徒孙们只能望其项背，而无法超越，过多的理性思维抑制了激情的爆发，最后连心灵一起都冷却时间过长而无法启动。89年北京学潮，是人民知识分子渴望民主、追求民主的一次爆发，但是后来的人都已死去，政府采用不同的形式迫使他们妥协，从此相安无事，知识分子的成长比田园风光还美丽，即使看到污秽，他们还是三缄其口，与政府对抗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对理想的追求从迷茫到放弃，及时行乐，从80年代开始，电视、广播、文学中流传最多的就是，“过把瘾就死”，“潇洒走一回”，精神领域的颓废引起执政党的重视，“两个文明”一起抓，抓什么？正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文明才要抓，抓黄色文明，而放弃蓝色文明，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形态，可我们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曾经出现全盘西化与民粹派，但是后来都放弃了。

    认为争论成为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还不如眼前的利益重要，如是许多知识分子调转头，下海、经商、物质论、享乐主义向精神领域渗透，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
政治裤带的大小与宽松程度左右着他们的精神弹性，长期缺乏精神运动，又使得他们的精神动脉硬化，干脆绝口不提，每天为衣、食、住、行忙碌着，以庸俗来掩饰自己在理想与精神启蒙上的缺位与逃避。

    我们不再提理想主义，除了官方的宣传机构需要之外，我们已经没有理想与主义。

    我们期待觉醒，以及觉醒之后的迷茫，物质与欲望似乎能够填充一切，包括我们的信仰空间，你以为我们真的是有志青年啊！我们不是五四青年，这就是我们的宣言。

    我们是物质青年。

C．信仰成为神话的牺牲品。

    “文革”让人们厌恶政治，偏偏政治要给我们强加某种信仰，比如共产主义，当然他们本身没有什么错误，错误在于他不是我们出自内心的选择，而是高压下违心地提前选择。在这里我并未丝毫贬低共产主义这种信仰，信仰本是个人行为，成为被迫的集体选择，源于政治高压与强迫，它就须预示着后来的精神危机的必然爆发。

    价值观的多元化是民众主体选择行为自由化、个人化的结果，奇怪的是它并未带来思想和文化上的繁荣，原因在于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物化的结果，而不是服从自己的内心真实选择，如果坚持某种价值观的代价是：流放、妻离子散、被社会抛弃，打入另册，像古代封建社会：“永世不得录用”的圣旨一出，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就像建上沙滩上的雕像，不堪一击，纷纷溃退，你还能指望他们来指导或引导民众的精神走向或价值取向吗？

    显然不能，中国知识分子过于成熟与世故，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我们在超越的路上都不能放弃批判、怀疑、信仰、追求，还有对科学的献身，为民众的赴死精神，如果五四要继承或发扬光大的话，就是上面这一些。

    五四是封建神话的终结，也是中国人心灵启蒙的开端，夜正长，路也正长。

寒柳轩客

师兄的自省与忧虑让寒某钦佩.我记得师兄另外2篇文章<有感知识分子的：失语症＂><大学的前言，写的很痛心！>也是类似的反思.



""如果今天把他们列为我们纪念的内容，倒并不在于他们所批判的内容和他们本身，而是他们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封建、抵致西方文化侵略时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勇气与执着精神，这真正是我们要继承的。""我倒觉得,五四一代,可贵的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批判与建设,都来得那么真切

做人难,做知识分子更难,做个对得起先贤的知识分子更是难上加难.很大程度上不是你原不愿意,而是这个生存环境压根几不需要出现这样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经过进化,以传统的思维是很难适应现代的生存空间的.一直以来我觉得"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责任感=现代知识分子"

最近大家在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我觉得正是因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结症带来了血的教训才促使我们去研究这个话题.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力大概就是"结社"与"清议"
然而弊端就在于结社靠的是人情来维系,清议靠的是名望..如是则大多出现意气之争和内讧..只有把结社进化为组党,把清议进化为宪章运动.这样才可能对现代社会有切实的积极意义.实现了这个恐怕才能造就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huhua197615

说得很好，要是今天的大学生有兄弟这样的见识，中国肯定会进步不少

listen

人们以实现历史的政治实在为出发点，“虚构”历史，人们以历史真理为出发点，“虚构”尚不存在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