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讨论文章提出的问题: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风石堰

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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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近照

　　在商品经济时代，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在沙化时期，有鹦鹉
学舌式的全盘西化；还有产自本土的市井帮会气；有被极大地庸俗化和歪曲纂改了的儒学，即一般意义上的“孔孟之道”；也还有“公社文化”，就是我们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建立人民公社以来形成的特殊文化。这一切都空前复杂地糅合一起。这个沙漠化呈现出永恒的销蚀力和吸纳力，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思想和创见偶然显现，就会像一滴水洒到沙漠上一样，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无声无臭。

　　在沙化时期，写作和出版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时期只能是卖，是大肆叫卖，直到“卖掉一切”。我们不可能有第二种结局。有什么样的写作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反过来也是一样。出版和写作都是被消费所决定的，被环境所决定的。整个世界的商品化、物质主义，只会导致精神和伦理上的无底线。

　　所以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或艺术家会惊讶地发现：他如此生存，简直是在与整个世界对立。这种感受很正常。问题是这个发现之后是否恐慌。人处于第三世界就会有格外的恐慌。他突然发现了这么冷酷的一个事实：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有一点和整个世界发生对立的那种感觉。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遍，终于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惊怵。

　　现在的写作已不再是一些专门家的事情，而是越来越社会化、生活化，这当然很好。“作家”如今更多地被赋予职业的意义，它标明的仅仅是一个职业而已。只要是写了一点作品、或者有这个努力和爱好的，都被他视和自视为“作家”。与其他行当和职业不同，如从来没有把股长或科长说成是政治家，也没有把一个在部队干的人叫成军事家。作家在职业的意义上被如此轻浮地界定，事出有因。所以现在，商人、政客、主持人、艺人、道德家，无论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因为自己的理由去写作，并产生卖点，成为“名作家”。从商品社会里看，这很正常。美国一个杀人犯，出来后把杀人的过程写出来，畅销并已致富。原来此刻一切都是为了卖，能卖即是成功。

　　所以，正因为如此，有一些人在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公然地宣称自己是美和善的敌人。比如美国的一个歌手，一登台就侮辱自己的母亲，诅咒自己的亲人，反而不可思议地博得了满堂彩。中国也有类似者。一些日思夜想走红的人，一上来就骂自己的母亲，不惜使用最下流的语言。不仅骂自己的母亲，还骂自己的兄妹、骂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我们从生存伦理上本能地知道，人的最后底线就是———母亲。

　　诅咒爱情，诅咒道德，践踏一切维持我们人类生存下去的那些东西，以求得自己不光彩的生存。那个美国歌手，他到了哪里都博得满堂彩，好多年轻人跟着起哄，后来终于惹起了众怒，被一个强力人物制止了。可是在中国，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公然站出或有力地指斥。没有怒不可遏，甚至没有了惊愕和愤怒。我们没有自己青筋暴跳的批评家，至少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批评家得到大面积的响应。好像那种暴怒和批评才是多余的，可笑的，好像重大问题更不必发言，因为越来越专业化了，每个人只需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只需要随时准备出卖即可。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人连这种最基本的第一反应都没有，还会有真正的希望吗？的确，一部分时刻追赶时髦的所谓的先锋，已经先自背叛了。连中国的道德家也转向了。中国现在的文学界已经没有了道德家，没有了顽强的保守主义。然而作为一个道德的宣讲者，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他们，一个时期的精神背景就有问题，这个滋生思想和艺术的文化土壤就会有问题。我们现在呢？先锋们背叛了，道德家转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浑然状态。

　　从此理想主义者开始了自嘲。因为他不可能、也无力进行长期的坚持。与这些相对应的是流氓文人的自得，是充斥一切角落的性和暴力。伴随这些的，偶有故做斯文和矜持的叫好者，还有总不缺席的忘情吹捧者。流氓文人的自得，再加上吃精神垃圾长成的一拨轻浮浪子，他们纽合一起，竟使一些不道德的出版者大喜过望。他们从来没有禁忌，抓到篮子里就是菜。他们绝不怕下流，不怕惊愕，能卖就是一切。

　　所以，当精神和思想被出卖的时候，当它们在极力使自己成为卖方市场的时候，也就不能奢谈精神了。当中国作家像今天这样直言不讳地嘲笑理想和意义的时候，当那些不久前还在极力追求体面的所谓知识分子、艺术家，躲在“大众”这块幕布后面干尽无耻之事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只好背离他们，远离再远离，以至于成为踽踽独行者。

　　不仅是出版，打开电视，看看所谓的生活娱乐频道，一些网站，所有最庸俗、最不堪入目的那些东西，收视率和点击率都非常高。人们一朝发现并大肆倡扬动物性，把商业运作和精神价值完全混淆。畅销等于一切。我们看不到严厉的权威，看不到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那儿青筋毕露地呼喊。相反，一部分批评家和作家出版者，与这样的环境合作良好，完成了一次卑鄙的合谋。

　　既然走进了如此悲观消极的黄昏，就不可避免地期待起黎明的曙色。于是这里发现了一种从昏暗的背景中凸出的文学。整个混浊的部分是背景，垂在那儿像一道沉重的幕布。如果这个时期还有什么正在与这道幕布分离出来，那么就是一小部分文学———当然还有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是商品时代的敌人。但商品时代作为一个大背景，又是文学的母体和悲凉的恩师。正是因为它，一种物质和欲望筑成的不可穿凿的壁垒，才使精神和文学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一次彻底的决绝。

　　从文学和精神的历史上看，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都是尽可能地把一个时期芜杂的精神现象作为背景意义来对待，而不是急欲化进这一背景、融进这一背景。中国世俗文化中有一个“藏”的智慧，是极易被等而下之地运用的。其实最大的“藏”是文化上的“藏”，即是化入这个非常芜杂的精神和现实的背景里，让自己构成这个背景的一部分。但今天的问题正好相反，是作为一个知识者，怎样鼓足勇气从这个背景里走出来，走得遥远，跟背景拉开一个尽可能长远的距离。

　　作家和思想者———这里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的个体，一定是站在背景前面的个人。

　　身后是空前的喧哗，跳跃和劲舞，翻滚折腾，嘶嚎，伴以整个时代的乐队。背景越大，舞台越开阔，越是预示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偌大的一个背景下，凸显出一种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存在，这就是个性的力量。因为他们一定不是思想和艺术的平均数，也不是一个时期的最大公约数，更不会是夹在芜杂里的和声，而仅仅是自由和执著的自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多么阔大的背景就有多么阔大的精神，有多么厚实的背景就有多么厚实的思想。我们在真正悲观的土壤上生长出真正的乐观，并为自己拥有如此斑驳丰富的背景而庆幸。

　　极度的浮躁，泥沙俱下，空前的媚俗，这一切都是激活思想和创造的条件。一旦失去了这种条件，苍白的季节就会到来。真正的创造也许需要互相刺激，包括彼此欣赏和厌恶、拒绝，甚至是极大的痛苦和藐视，还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精神的流放感———这些都不怕，这些都是催生的菌母。

　　然而，一个时期真正的精神危机却是心灵上的慌乱和庸俗的喜乐，那样的结果只能是正在发生的悲剧：太多的作家正以自己的努力融进那个“背景”，唯恐被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所抛弃。

　　怎样综合和吸纳这个时期的所有经验和经历，在营养丰富的腐殖土中茁壮成长，这才是时代的课题。

　　九百年前苏轼说过一句话：“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聪明的玩泡者其实也是最愚蠢的人。如果一本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我们可以理解为：幸亏十几亿人口当中只有一百万个读者；反过来一本深刻的著作卖掉了一万本，那可以理解为：毕竟还有一万个读者能够阅读这样的书。这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掩耳盗铃。相信文明的薪火，文明的力量，正是一种商业时代的乐观主义。（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寒柳轩客

现在的这些知识分子实在很奇怪,口口声声启蒙,但是当"写作"与"思想"开始"普及"的时候,又生出了敌视的情绪.大众文化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说为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制造了缓冲地带.也为精英文化的进化提供了可能.
所谓的诅咒爱情，诅咒道德，践踏一切维持我们人类生存下去的那些东西，以求得自己不光彩的生存。这个恐怕和消费时代的到来,大众文化的兴起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我想这个不应该是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的,相反应该是反思的.任何时候都不要奢望社会\历史来适应你,只有知识分子不断进化,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恐怕才是要误.自己隔离与社会,隔离与大众,却要埋怨社会与大众,很可笑,为什么不反思一下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自己,为什么会逐渐丧失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所谓的知识分子集体失语以及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解体,这些都无不昭示着问题出在知识分子自身.老张这篇文章少了基本的理性,有的只是书生意气,满腹牢骚,提出的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

listen

从一个比较悲观的视角来看，大多数总是沉默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其实总是少数人的力量所支配的
在一个消费时代，少数经济上的强势者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强有力的推动能够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塑造沉默的大多数，而且这样也有符合当局的利益，自然能够得到政治权力的协作

月光笑侠

同我们需要培育经济消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一样,我们也需要培育文化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健康的经济或文化体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