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

寒柳轩客

作者：枕戈 [版务组版主成员] 发表于:2005-03-27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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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二）



（三）唐朝的朝廷和希腊的城邦
  中国是一个家天下的国家，我们最终要从普天之下遴选一个英雄来治理天下；现在我们既然遴选了这个“天子”，我们并不是去选择服从或不服从，而是要问：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吗？
  盛唐时代不仅是一个诞生了英雄的时代，而且他们真正拥有一个“天”的胸怀。我们面对的这个李唐家族，据说不是纯粹的汉族血统，乃是华夏和蛮夷之族的混血统。因此他们能够抛弃汉种族的正统论，定天下为一家，视华夷为一族。那个以救世济民为理想的唐太宗李世民，后来被北方蛮族拥戴为“天可汗”，即北方可汗的共同可汗，或者说是中国天子和蛮族可汗的结合体。一次，唐太宗看到天下的士子从他的大殿下鱼贯出入，他喜滋滋的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我想，要是今天还有这样的“彀”，我们也不妨一试。就是这个李唐王朝，还诞生了中国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又岂非咄咄怪事。这位女皇帝，当诗人骆宾王撰写檄文讨伐她篡位：骂它狐媚惑主，骂她豺狼成性，骂她弑君鸩母，她居然还能欣赏他的才华，赞叹道：“宰相安得失此人！此宰相之过也！”说明这位女皇帝唯才是重，并不以意识形态为取人标准。本来我是坚决反对女人当皇帝的，听了她这席话，我的怒意大减。
  中国，即世界中心之国，谁能取得中国的统治权，也就没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威性。“天”在中国是一种笼罩性的力量，自然的“天”决定了社会的“天”的合规律性。通过战争，尽可能占有空间并以牺牲时间的方式来换取空间上的和谐秩序，这是中国皇帝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人说：虽然我们在时间上不曾前进一步，但我们毕竟一度拥有空间上的优势。
  这种观点体现在“天人合一”中，中国不断更换的朝代也就是为了前赴后继地实践这个理论模式。 唐朝，是实践这个模式的榜样。 我们首先要确认，天子本人是道德理性的代表，他确实体现了天的意志。他必须对他的子民一视同仁。
  八世纪时，中国的家族业已取代宗族成为国家的基础。贵族和平民的严格界限打破了。这就为什么在盛唐时代我们很少感到等级的森严，也无乏闷的宗教气氛。在唐朝人看来，“礼”并不成为其追逐诗性自由的藩篱。“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的场景在今天看来也不失诙谐，他的潇洒态度岂又是现代人能够学来的？才华成为出身低微的士人追逐政治权力的利剑。男女地位趋于平等，或者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父性势力和母性势力是一种正常的关系。武则天的牝鸡司晨也就不成为咄咄怪事。“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唐朝诗人如是感叹到。也只有在这时，把女人当作审美杰作是一种健康的事业，但不像今天表现得那么世俗。美貌如花的女人会向诗人投递姣好的笑容，唐朝女子的天生丽质通过诗人的生花妙笔重现在人们的想象中，“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大唐的天子采取了信仰自由的方式。儒释道并存。儒家思想作为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居于信仰的中心，它激励了人们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儒家的士有着为社会担当十字架的悲剧精神。道家以审美境界和精神超越为个体获得安身立命的处所。佛教则提供一种超越空间、时间和个体的恍惚境界，使人们把生命感觉寄托在消灭欲望的修持中。这些信仰方式在唐朝诗歌中有体现。唐朝的诗歌则作为一种更广大的想象空间，为净化唐朝人的心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信仰的自由消除了社会上更多的矛盾、对立和现实苦难，为唐朝的和谐生存立下了汗马功劳。以一个权力实体为中心，以各种意识形态为拱卫，唐朝的天子可谓眼光远大。  
  天子通过“士”的中介，有力地维系了整个帝国的统治。有唐一代忠臣贤相层出不穷，保证了唐帝国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最著名的故事是唐太宗和名相魏征的故事。唐太宗不计前嫌，任用忠诤之士魏征，有计必听从善如流。后来，魏征病死在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地说：“如果以铜为镜子，可以修正衣冠；以古人为镜子，可以知道兴衰亡替；以贤人为镜子，可以照出自己的过失。我常常持有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的过失。今天魏征溘然长逝，从此我丢失了一面镜子啊！”通过科举考试，大批发奋激昂的低微之士进入了权力机构。“士”和“诗人”的角色可以互相转化。唐朝的“士”是道德理性的体现。
  我们知道，和谐生存的条件是通过取消时间的方式进入空间的闲适。唐朝人是深知时间秘密的，这种秘密就是通过纯粹不变的天空体现出来的。中国人在自然的天中进入审美境界，在社会的天中进入道德境界。中国人业已把科学理性摒除在自己的想象空间之外。取消了科学亦即取消了时间。可是谁又知道，通过科学运转起来的世界已经把人带进了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的深渊。在技术理性的驱动下，我们现代人既害怕因为沉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又害怕那聪明的人发明的先进武器把我们的物质基础毁于一旦。而纵观世界，惟有希腊人对世界的本质表现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希腊人在面对茫茫大海时一定有更多的困惑，而困惑是一切求知的开始。通过清澈的海洋体现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区别于中国精神的最显著的地方之一。最终是希腊人的精神把整个世界带到了现代社会。
  中国人努力追求的中心和谐，首先从中心和谐处崩溃。我们决不相信，一种没有经过痛苦反省的乐感文化能够长治久安。自唐朝以后，中国文化开始以守为攻，当北方的蛮族冲决万里长城进入中央帝国的腹地时，他们又被中国的文化吞噬。而一切后代人在这天空下建立的生存方式，不过是对唐朝生活的拙劣模仿。直到用希腊精神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彻底击败了中国的文化。也就是用希腊的悲剧精神击败了中国的和谐精神。中国人陷入了痛苦的反思。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希腊的城邦了。
  希腊城邦的民主制也可称作军事民主制，即由英雄领导的动员全民参战的制度，这种制度旨在激发城邦人民的参政激情和献身精神。希腊城邦雅典从公元前六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依次经历了梭伦立法、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和克里斯梯尼改革，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参政热情，为日后希波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民众基础。
  唐朝的“士”是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并凭借道德理性进入官僚机构，唐帝国的庞大需要一个稳定而渐进的选拔人才方式。希腊的执政官则是通过辩论演讲和民主选举进入执政集团，希腊炽热的军事生活需要一种直接的选举方式。希腊的民主意识还和众多林立的城邦有关。当我们遇到众多敌手时，我们常常期望折中和订立协约来处理事情。
这种民主制度使整个城邦成为炽热的一团。希腊人既已具备了一种酒神精神，战斗起来带着唯他正义的气势，经过选举出来的人民更有着主人翁的自豪感，终于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少胜多击败波斯人。
我们称赞希腊人的民主制度，我们惊叹希腊人为整个世界发明的民主选举方式，成为有史记载有案可寻的范例。但以希腊优越的民主制度，却宣判“哲学之父”苏格拉底死刑，这也成为一桩千古悬案。现在我们通过分析这场审判深入希腊的民主制度。
  希腊时代本质上是一个尚力的时代，一个喷发生命激情的时代。在连年爆发战争的间隙，一个哲学家探索玄乎的形而上问题，这表明希腊人有着不同凡俗的情趣。苏格拉底的哲学精神和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对立，首先是因为，苏格拉底坚决认为人天生是有等级差别的，有的人是铜做的，有的人是铁做的，而有的人是黄金做的。（这是从人的洋溢着生命力的体魄，从人的理性力量，还是从人的道德力量来划分的？）让金银做的高贵者做统治者，而让铜铁做的卑贱者做被统治者，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民主制度取消人的天然差别，加上他认为希腊人是仅凭着生命本能行事，苏格拉底从理论的气势上能够蔑视他们。
  先从苏格拉底的哲学观谈起。他说：“知识即美德；罪恶仅仅源于无知；有德者即幸福者。”可见苏格拉底的哲学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与中国的孔孟学说倒有点相似。他追求的是一种开明专制。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但他认为自然界是神所创造的，人的理性不能够也不应该去认识的。鉴于他判断事物的方式不是凭直观感知而是凭抽象的逻辑分析，苏格拉底又是半个自然科学家。殊不知整个雅典城邦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旨在发扬战斗激情的政治体系，连同希腊的悲剧，他们的全部学说是一种从整体上提高人的精神的生命意志哲学。我们知道，哲学后来分解成自然科学，政治伦理哲学和生命意志哲学。苏格拉底和雅典城邦的对立就表现为政治伦理哲学和生命意志哲学的对立。
  苏格拉底和雅典城邦的斗争不可避免。他的开明专制的政治学说业已获得部分雅典人的支持，在审判苏格拉底以前，已经发生了有他的学生领导的三十僭主事变。雅典人为保卫民主制度不得不审判苏格拉底。后人从苏格拉底的言论自由和雅典民主制度不能兼容的角度来观看这场事件。但当一种言论足以威胁到自由的民主制度的存亡时，整个事情势必回走向它的反面--以另一种更甚的独裁压制一切自由民主。雅典法庭有权审判他。后人不必为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扼腕叹息，不必为他以哲学的彻底性殉道而黯然失色，或把他推向哲学理想的楼阁，毋宁说，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件政治事件，而非哲学史上的大事。
  尚未完结的是当代哲学家尼采竖起苏格拉底这个靶子作为批判对象时，第二次苏格拉底事件发生了。尼采认为，是苏格拉底精神毁灭了酒神精神。抽象的概念推理掠夺了丰富的现象世界，求知欲的泛滥导致了生命力量的下降，科学的乐观主义精神遮蔽了更加深刻的悲剧精神。正是通过科学运转起来的现代社会导致了现代人的浅薄。其实，苏格拉底追求抽象真理并非罪不可赦（奇怪，苏格拉底为了让人们认识自己而毅然赴死，本身是一种殉道的悲剧精神，但他为什么反对人们旺盛的生命本能即强健的体魄？），毋宁说，尼采的通过批判苏格拉底而呼唤一种酒神精神是为了唤起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意志。第二次苏格拉底事件正好证明，早期的希腊城邦是凭着一种斗志昂扬的酒神精神战胜了外敌入侵，他们的文化是一种悲剧精神主导的文化。当尼采的唯意志哲学响彻二十世纪时，他是为生命意志衰落的现代人敲响了警钟。而在苏格拉底身上聚集了如此多的纠缠不清的说法，这是因为，古代人在判断世界时，既想发明一种彻底的看法，但又无法做到内在逻辑的整体统一：即不能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以人为中心，做到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完整统一。最后只能凭着一种人格统一的精神殉道。
  希腊的衰落出于希腊城邦的内讧，或者说因为斗争精神的过于旺盛，求取生存空间的欲望过度膨胀。当雅典人取得了海上霸权，和另一斗志昂扬的城邦斯巴达决一雌雄时，他们损毁的不仅仅是整个希腊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元气，从此希腊文化的火炬也日渐衰微了。
  就如大唐帝国，谁要在中央帝国取得永久的和谐，帝国的大厦首先从中心和谐处崩溃。当唐玄宗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腐朽生活时，在帝国的另一边上演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一幕。
           (四)和谐生存和悲剧生存的二重奏
  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同是主人种族的生存方式。希腊人依恃体魄的强健和英武，通过痛苦的征服达到奴役他人的目的。为了达到这种主人生存，他们并不以你死我活为累。唐朝人守护着他们的"天下"，他们广阔的家园：唐朝人也有着强健的体魄，但他们更多地是凭借一种"道德理性"，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更高境界。四方的藩国望着中央帝国的旌旗：伏首称臣，四时进贡。
  我们放眼希腊衰弱后的罗马，越过漫长的中世纪的欧洲，直达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乃至轰轰烈烈的世界大战中的列强，一颗帝国之星升起了，另一颗帝国之星沉沦了，我们即可发现：四分五裂的西方世界是一个放大了的希腊。西方人丝毫没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敢于拿自己的国家命运打赌。一个国家方始称霸世界，另一个国家即把它赶下历史舞台，哪怕是仅仅体验到一种片刻辉煌的感觉。深陷于悲剧怆烈的生存之海中，直到他们把整个地球都翻转起来。而在太阳升起的东方，中华帝国巍然屹立，不为外界的变化所动，竟在这纯粹不变的天空下悠然飘过几千年，放射出童话般诡异的光芒。
  自从中国结束了战国七雄的纷纷扰扰，中国的勇士们为一种国家信念所激励，鲜红的热血喷浇在北方的藩篱上，并逐渐培育了中心和谐的"天"的观念，终于在唐朝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气象。今天，我们毕竟一度拥有如此美好的回忆，我们的先人毕竟拥有文化创造上的自信。唐朝的诗人，天真地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做着永恒的梦--其实，能做梦的人是幸福的人。以此为起点，明朗的天空下滋生出大量幻象的诗歌、象形的语言。相对于希腊人，唐朝人舍弃了人类精神的理性认知的部分，而对世界采取了更加彻底的审美的态度。在美的幻影中，世界似乎永远处于若即若离、如梦如幻的神秘状态。唐朝人快乐自由的天性契合着大自然的美，我们今天读着唐诗，已经分不出哪些是出自大自然的美，哪些是出自他们梦幻中的美。但一切又是那么明朗清晰！--而现代诗歌中的元素和变形，已经使我们不能窥见诗歌形象的美了。盛唐时代的诗人们歌唱起来丝毫没有厌倦之感，即使到了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们的歌声似乎还是出自不变的青春。不像今天，当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正欲尽兴歌唱时，即被现实的苦难和现代赤裸裸的技术世界掠夺了他们的迷梦。即使到了大唐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刻，那些诗歌天才们还是用绚烂凄迷的音调唱出了最后的挽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中国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是不是已经看出了"天"的虚幻性，而退出"天"的迷梦，从此中国人创造艺术的激情移注到世俗层面，并最终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无可挽回的衰败？或曰：从此中国只有模仿的艺术，而没有原始生命力的、创造性的艺术。
  在这似睡未睡、酣梦犹醒的大地上，生长出大批王子型的诗人。在王子向王的道路、集体祭司的道路行进的过程中，他们未能达到终点，其歌唱便悠然终止。其实，自大一统的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后，中国再没有出现像屈原一样的集体祭司的悲剧诗人，诗歌中的悲剧气氛大为减弱。李白是一个有王的气概而没有悲剧命运感的诗人。杜甫是一个有悲壮气氛却缺乏王性的诗人.他们都没有达到纯粹的集体祭司的悲剧生存.王子和集体祭司分别由诗人和政治家担当。抒情和道德理性这两个轮子在诗人的内心中时而齐头并进，时而合而为一。越过出仕的此岸到达归隐的另一边，其间设有一个"消解"的屏障：从集体生存进入到个体生存。那些才华卓绝、摇曳多姿、在悲剧命运的弦索上上下摆动的诗歌王子，未来得及和命运之神做最后的搏斗，便隐匿向历史舞台的背后。他们无人与战，无矛可投，无粮可食，成为人类悲哀之中的最悲哀。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表现出：恢弘磅礴的乐感氛围和悲剧性危机并存。最初的就如在天空中作宏伟漫游和告别叹息的屈原--他诗歌中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和个体孤独的哭告无应；近的就如在天空的迷梦中挣扎不能自拔、却吐出奇瑰如锦绣般文章的李贺--他的"梦天"、"天荒地老无人识"。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诞生于土地而通向天空之路的过程。中国文化的高度取决于"天"的高度，王的政治气概和道德理性赋予它以乐感气息，而个体的茫无着落就导致诗人陷入悲剧性精神深渊。
  从道德理性的集体氛围中遁入归隐山水的孤独之途中，人就真正进入个体生存中。以审美和天地淼茫为归宿。而个体痛苦的炽烈和众生酣梦的巨大反差导致了中国诗人大多走向消解和隐逸之途。这成为主导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导致中国在十九世纪溃败的最严重的精神。纯粹不变的天空下倒映出山影苍翠和云水荡漾。诗人融合在大自然的空无和逍遥中。"那个天空是中国人固有的，是中国文人的人格保存的，虽然现在只能从形式的趣味上才能隐隐看出……中国人用漫长的正史把核心包围起来了，所以文人最终由山林、酒杯和月亮导向反射灵魂的天空。"
  相反，若我们剥去道德理性的自保外壳，从集体祭司的位置下降到个体孤独的命运中，并以痛苦为生存本体，且加之以外界压迫的危机意识，就进入希腊的悲剧生存。"希腊在这颗星球上永远如岛屿一样在茫茫海水中代表个体与经验的诗歌……代表了个体与经验的最高范例和最初结合"。它首先是个体之战，是诸神之争，其次是城与城、邦与邦之间的联盟和战争。既然一个国家尚且不以毁灭为事，那么个体的毁灭就更是正常的世界现象。个体生存真正意味着：生命权力、自由意志、与命运之战的盲目的火焰和灰烬。整个希腊岂不就是海水包围的一座辉煌的营寨之火？
  希腊文化表现了与中国文化相反的过程和特点：悲剧挣扎的痛苦气息和战胜命运时的英雄主义凯歌。恐惧和内心爆炸的压力加速了这一文化的进程。死神与之相伴。死神注视着这场战斗和毁灭。但希腊的焚毁只意味着短暂的失败。由希腊生长出来的悲剧精神却驱动着历史作波浪起伏跌荡的前行，--试想,人类的每次自我戕伐都只能前进那么微小一步.以痛苦为起始，西方世界向历史作巨大的飞跃和攀升。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成果都是经由理性痛苦（哲学、自然科学）和情感痛苦（宗教、艺术）所得，那么我们就收获了西方世界为我们贡献的多少痛苦的祭品。
  和中国圣人先在地融合在国家的浑然一体中不同，希腊哲人却首先是从国家和民众中剥离而出的。在世界的晦暗不明中信任一个神明。在痛苦的此岸设想一个彼岸之神。那是行进在人们内心之道上的唯一的神。他们不是神却替神代言，暗暗行使集体祭司的权力。神性的自信和献身命运的悲剧性姿态，是镌刻在他们头冠上的闪亮之星。由个神组合成诸神景象。诸神混战。一神取代诸神。先假设一个上帝，然后用理性之剑杀死上帝。再次陷入诸神混战。神是人的映射。神（启）和真理合一。“神圣逻各斯”、“理念至上”。本体在诸现象中脱颖而出，譬如哲人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替神代言。到底本体和现象谁更真实，神和人谁是万物的主宰？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怎样紧张的对立和对话？承担这虚无缥缈的和根本不能实现的神的承诺，本身是一种悲剧的信仰。惟其信仰是悲剧的，才是向前的。中国文化的不能前进，是因为中国的圣人到底生活在一个现实之帝王的阴影下，他们的"天"也不是一个超验的"天",西方文化能够最终胜利是因为他们在诸现象之上悬置了一个未知的“本体”或一个超验的“神”，从而能够不断求索不断趋进。西方文化从整体上而言是一种承负式的悲剧文化。
  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为死刑后，迎着曙光从容地奔赴死亡，说：“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是雅典法庭审判苏格拉底,还是苏格拉底审判雅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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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海”之间差异的形成，源于不同的民族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塑造，政治生活的历史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天”的想象空间之下，和谐才得以产生。而唐不同于希腊的一点，就是其历史时段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中点，此前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为其塑造了“天”的想象，唐的和谐生存立足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中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