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面对新世纪的承当——关于作家使命感的再思考

姐姐

樊   星

[内容提要] 论文通过回顾1990年代部分作家在社会巨变的背景下继续保持了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保卫文化的良知，论证了“启蒙”没有过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世俗化浪潮中依然可以有所作为的思想文化主题。
[关键词]  当代作家  使命感

[作者简介] 樊星，男，1957年生于武汉。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化思潮与当代思想史研究。

我们的基本问题：如何防止毁灭思想特性的心理手段？
                    ——马尔罗：《对知识分子的呼吁》

   1990年代以来，关于“新时期的终结”、“启蒙的终结”、“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失语症”和“众声喧哗”、“狂欢”之类议论一直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从前关于“作家是社会的良心”、“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说法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取而代之的，是王朔关于“写字师傅”的说法的不胫而走。这些现象的出现也许真的昭示了时代的巨变。但问题是：时代的巨变真的是采取了与昨天一刀两断的方式了吗？还有：“新时期的终结”、“启蒙的终结”是否意味着新时期的“中国问题”也随着“后新时期”的来临而烟消云散了？
   而历史的高深莫测正在于：上述建立在“后现代”理论话语基础上的种种说法在1990年代就没有能够接受住事实的检验。“理性的狡黠”在此再次嘲弄了目光狭窄、自以为是的人们。这样，在1990年代已经成为历史，回过头来梳理一下一部分当代作家在“众声喧哗”中坚持承担知识分子批判现实、关怀社会、建设文化的使命的思想成果，对于新世纪精英文化的建设，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文化批判的旗帜
   在“众声喧哗”的“狂欢”年代里，许多作家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新写实小说”在1990年代的风行一时和“王朔热”、“张爱玲热”的持续升温都成为文学走向世俗化的绝好证明。
   但是，仍然有作家坚持了批判现实的立场。
   例如梁晓声就一方面在小说创作中关注着商品经济大潮“吃人”的悲剧（《翟子卿》、《激杀》），一方面写下了一部又一部激烈批判现实问题的长篇“杂感”：在《龙年一九八八》中，他为“社会本身已变得厚颜无耻甚至下流”、“种种不平等现象呈现出咄咄逼人的狰狞。民心崩散宛如沙器成沙”而愤怒，为“自我正在死亡”而悲叹，为“农民问题”而忧心忡忡； 在《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中，他指出：“一九九三年的疯狂，体现在瓜分欲和占有欲方面”，并发问：“谁们在进行如此之放肆的公然的掠夺，瓜分和占有？”同时，他还由两个“准流氓”的劣迹暴露了“国民性”的问题：“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白不骗、不敲诈白不敲诈、不勒索白不勒索……” 他声明：“我是一个一贯坚持写现实的作家——不是什么坚持不坚持现实主义——而是坚持反映现实生活，坚持反映最广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的作家” 。这样，他就有意使自己与文学的批判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的传统联系到了一起，而与“新写实小说”写“原生态”的潮流，也与“玩文学”的潮流区别了开来。而他对于“文化的‘倒置现象’”（即“成熟对浅薄媚俗，思考对时髦媚俗，文化品格对市侩哲学媚俗，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对玩世不恭的街头痞子的‘理论’媚俗”）的批判也是相当有力的。 这些“杂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的杂感，联想到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思想家、文学家一脉相传的“为民请命”的人道主义传统。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梁晓声的这些长篇“杂感”正好写于1980—1990年代之交。这一现象恰好成为了一个文化的象征：1980年代的批判精神没有在1990年代中断。
   而且，梁晓声的批判之声绝非孤例。张承志、韩少功都没有在新的喧哗面前放弃自己的批判现实的立场。张承志针对“文学界……一天天推广着一种即使当亡国奴也先乐喝乐喝的哲学”的现象，呼唤“今天需要抗战文学。需要指出危机和揭破危机。需要自尊和高贵的文学”。 张承志的愤激常常给人以有点“过”的感觉。但他在1990年代仍然成为理想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旗帜（例如在1990年代众所周知的以“两张”——张承志、张炜——作为理想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的说法，就是证明），又显示了他在世俗化年代里的独特意义。他在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一书在文学界的流行也证明：批判现实、高扬理想的声音，在1990年代仍然具有相当的感召力。韩少功由《心灵史》发现了张承志的“赤子之血与全人类相通”，并进一步发现了文学的真谛：“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
   韩少功本人也在19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现实的文化随笔：《夜行者梦语》对流行的“后现代”思潮进行了辛辣的批判：“解构主义的刀斧手们，最终消灭了人的神圣感，一切都被允许，好就是坏，坏就是好。”“后现代将会留下流氓。”“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分解和破碎，是现代主义猛烈燃烧的尾声，它对金灿灿社会主流的批判性，正在被妥协性和认同倾向所悄悄质变。” 《性而上的迷失》尖锐指出了“性解放”的危机：“所谓性解放非但没有缓释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倒使危机更加深重……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性的期待。” 《感觉跟着什么走？》则发现，当代人的“一些重要感觉正在悄悄消失”：对自然的感动、对弱者的关注、对个性的感觉，等等。这样，就出现了“把感觉仅仅当作身体欲望到场的产物”的“感觉崇拜”，而这样的“感觉崇拜”其实是“感觉的蜕变”。他甚至认为，“一切向钱看的利欲专制切堵了个性生成的很多可能性方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地域、民族、宗教等诸多界限的迅速铲除，也毁灭着个性生成的某些传统资源，与法西斯主义和革命造神运动的文化扫荡没有什么两样。” 这些一针见血的批判指出了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潜伏的危机，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如果说张承志的批判更富有民粹主义的激情，那么，韩少功的文化批判显然更具有理性的力量。他的作品表明：在世俗化的浪潮中，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坚守住理性批判的立场；当人们迷失在欲望的旋涡中时，有思想、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仍然能够发出理性的启蒙声音，为驱除新的物欲崇拜、感觉迷信而奋斗。“关注世道人心这样的大问题”，是他的文化评论的立足点。 韩少功因此成为1990年代“新左派”的重要人物。
   在1980年代，梁晓声、张承志、韩少功都曾经为人道主义的回归、为深入反思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到了1990年代，他们仍然在批判现实的弊端、深入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而努力着。他们的文化批判，一方面呼应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化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延续了近代以来梁启超、鲁迅等人对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梁晓声对“准流氓”的剖析，张承志对“即使当亡国奴也先乐喝乐喝的哲学”的抨击，韩少功对“感觉崇拜”的针砭，都足以使人联想到“改造国民性”的使命还远远没有终结。不错，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运动的折腾，又经过二十年社会转型、经济风浪的刺激，中国人的国民性已经发生了许多有目共睹的巨变：变得不那么麻木而相当敏感了；变得不那么封闭而相当开放了；变得不那么虚伪而相当直露了……然而，另一方面，“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盲目狂热、纵欲狂欢的可怕、赌博吸毒的沉渣泛起、“法轮功”迷信的流行、“官本位”的痼疾病入膏肓等等弊端的存在又告诉人们：当年鲁迅批判的那些国民性问题至今阴魂不散。既然如此，作家作为“社会的良心”，作为思想家和批判家的使命又怎么能说过时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王朔热”、“张爱玲热”流行的同时，张承志又记起了鲁迅的原因所在吧。在《再致先生》一文中，他认为：“研究鲁迅最有力的参考……就近在眼前。它就是不变的中国、不平的世间，和不义的智识阶级”。“大众但求温饱而已，但他们需要知识分子始终对社会和权力保持基本的批判火力。否则，底层的处境不堪设想。”虽然，“一种病态的传统会稳定长存。一种实用、冷漠、毫无大义的气质，会稳定地统治中国人。但是同时，……受到压抑的人、流了鲜血的人、得不到知识分子正义支援的人、不能容忍麻木的国民性的人——都可能自认感到了鲁迅的亲切。”因此，他认为：“关于个性的命题、关于民族气质的命题，已经愈来愈严肃地被提上了中国思想史的前台。” 这样的信念，连同那些在1990年代继续在小说中反映民生疾苦、现实忧患的作品一起，与那些报道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一起，为世纪之交的深广忧患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刘醒龙的《凤凰琴》那样的民间教师咏叹调、谈歌的《大厂》和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那样的大厂工人辛酸曲、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那样的民工苦难录、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那样记录苦难与抗争的乡土文学、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何建明的《落泪是金》那样反映社会底层苦难和教育危机的报告学…… 这些作品中记录的无情事实，岂是谎言抹杀得了的，又岂是“狂欢”的声浪掩没得了的？
   而张承志在1990年代已经停止了小说创作，梁晓声、韩少功虽然还在继续着小说创作，却同时在杂感和随笔的写作中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这一切似乎也在冥冥中昭示了在1990年代，他们更倾向于倾诉自己的思考。显然，相对于小说而言，杂感和随笔无疑更具有匕首与投枪的意义。

                   文化关怀的承担

   当代这些有思想、有批判精神的作家继承了鲁迅的精神。他们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的发现与质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文化意义。他们那些锋芒锐利的杂感、随笔与思想界“新左派”的思潮互为呼应，成为1990年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忘记苦难、没有忘记启蒙、没有迷失自我立场的有力证明。
   但这还不是一切。
   当年，鲁迅那一代人因为民族的落后而愤激，而发出“改造国民性”的呐喊。今天，旧的积弊尚未根除，新的民族危机又摆在了已经在现代化道路上狂奔的人们的面前：其中之一，便是随着现代化浪潮高涨而出现的“西化”风潮。经过1980年代的开放，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急起直追的成就已为举世公认。但与此同时，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和文学界“寻根思潮”的风靡一时也共同表达了中国的文化人在西方文化浪潮冲击下的民族自尊。在这一方面，作家们又为1990年代的思想史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虽然文学界的“寻根思潮”似乎没风光几年就被后来的“新写实小说”所淹没，而几位“寻根思潮”的大将的悄悄淡出文坛好象也可以作为“寻根思潮”退出历史舞台的证明，但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1990年代，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辞典》、贾平凹的《怀念狼》、张炜的《九月寓言》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精神上和题材上，其实仍然是“寻根思潮”的延续。当我们注意到更年轻的一代作家也纷纷走上了“寻根”之路时——如苏童、迟子建、阿来、毕飞宇的故乡回忆、红柯对新疆文化魅力的讴歌……我们是不难看出1990年代的“寻根思潮”的发展轨迹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韩少功对于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在他看来，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国的文化危机特别值得关注：“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诗经》……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我们的许多学科，至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更多表现为鄙俗化倾向，表现为市井腔……它诱发油滑、散漫、贪婪、媚俗的语气和表情，总是倾心于金钱，以时代的新的权势中心为最大的词根……它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神圣的光彩，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意义。……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他相信：“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表现出下贱的语言暗流，如果一个民族的大报小报都充斥这种语言的繁殖，那么就已经病相深重。”在“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主义的时代里”，“面对世界文化的日益中心化，我们将选择什么？” 对语言问题的兴趣，对本土文化命运的关注，使他写出了《马桥辞典》那样的辞典体小说。在那部小说的“后记”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思考：“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销，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在西化的浪潮十分强劲之时，保护民族文化可以在语言方面有所作为。而这样一来，他也就使人联想起了许多优秀作家在继承民族语言、并使之发扬光大方面作出的贡献。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韩少功对于西方流行理论的警惕和质疑。在《夜行者梦语》中，他指出了罗兰•巴尔特的问题所在：“罗兰•巴尔特干脆用‘身体’一词来取代‘自我’。人就是身体，人不过就是身体。‘身体’一词意味着人与上帝的彻底决裂，物人与心人的彻底决裂，意味着人对动物性生存的向往与认同——你别把我当人。” 在长篇小说（实际上是长篇文化笔记）《暗示》中，他批判了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和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哈贝马斯的失误：“弗洛伊德支持奥地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战争……寒意逼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就其本质来说，与纳粹军队的铁蹄声和全球法西斯侵略战火形成了并非巧合的呼应——他是对战争的学术许可和学术宽赦。”而“大战的终止则打击了弗洛伊德恶的理性，击碎了非理性主义迷乱……弗洛伊德也许没法解释，一场‘人对人是豺狼’的战争……一场在他看来完全是生命本质体现的战争，为什么终究山穷水尽不得人心？……在他所描述的‘潜意识’这个心理密柜里，人们除了恶就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哈贝马斯那里，他发现了思想家的书生气：“他倡导‘对话’，倡导‘真诚宣称’、‘正确宣称’等对话原则，仍有太多的书斋和沙龙的气味，局限在理性层面的‘明言’，没有注意到对‘隐象’的心会”，因此，他“反对对话者低估对话的难度”，主张“使对话获得实践的坚实基础”。 这样的批判没有像流行的风气那样，在文本中寻找学术的依据，而是以“知人论世”的眼光去批判地审视那些重要的理论，进而实现对于流行的西方理论的超越。这样的思考，对于走出言必称“马列”的“现代迷信”以后又走入言必称“西方新学”的“唯新主义”误区的当代思潮，是一个必要的提醒。的确，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包治百病的良方、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
   而张承志则一直致力于“秘史”的发掘。早在1985年，他就在《历史与心史》一文中倡导“心史”的研究：“心史——人类历史中成为精神文化的底层基础的感情、情绪、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等等，应当是更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 这样的思考与西方“新史学”的有关主张相通，但无疑更具有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他的《心灵史》就既是一部“和底层民众结为一体的文章”，又是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一直追求的理想。” 接着，他还翻译了回族的历史文献《热什哈尔》，一部“非官方的、被禁绝的、底层民众的历史文献。”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张承志的努力并不孤独。许多青年纪录片爱好者已经以相当一批记录底层艰难人生的优秀纪录片为这时代留下了人民的心灵史——虽然这一部心灵史常常不似张承志眼中的“哲合忍耶”那么崇高。
   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还有冯骥才一直在为保护被现代化建设猛烈冲击的文化古迹、考察民俗遗风而四处奔波呼吁；还有张贤亮在小说创作之外还写了《小说中国》那样的思想录；还有杨显惠在坚韧地发掘着1957年的政治遗迹，以《告别夹边沟》那样的厚重之作提醒人们勿忘历史；还有《天涯》杂志开辟的《民间语文》专栏对于民间文化史料的抢救与收集……一切，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保护传统遗迹、保持历史记忆、保存民间文化方面，这些作家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对于他们，“纯文学”不是一切。他们在“纯文学”之外还承担了难以忘怀的文化使命。
   就像苏东坡在诗文创作之外也是书法家、政治家一样；就像鲁迅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也从事过历史文献的整理（如七校《嵇康集》）和学术的研究（如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一样；就像托尔斯泰在文学创作之外还从事教育实践一样；就像萨特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从事哲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一样，优秀作家可以为承担起保护文化的历史责任作出积极的贡献。

   通过上面这个匆匆的扫描，不难看出：在一个“知识分子边缘化”、许多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批判社会、锻造思想、保护文化的使命的年代里，仍然有一部分作家没有忘记古代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责任，在“狂欢”的喧哗之外继续传递着人文精神的火种。他们的奋斗与评论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思想界的“新左派”捍卫公平、正义的人文理想的声音、学术界重新整理、出版、阐释传统经典的工程，重新发现陈寅恪、熊十力、钱穆的文化遗产一起，汇成了世纪之交抗拒“狂欢”声浪的忧患之声、浩然之气。
   是的，即使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大业，也很难想象社会的丑恶与不公平现象会随着现代化的实现而消失。而既然人世间正义与邪恶的搏斗不会终结，知识分子启蒙大众、批判社会的使命怎么可能过时？
   是的，即使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也很难想象中国的传统文化（从经典作品到民间风俗、从地域文化到神秘文化）会因为全球化而随风而逝。而既然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已经占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知识分子保卫文化传统的使命又怎么可能过时？
   只要我们还认同五四的精神（虽然已经有人公开宣称与五四精神断裂了），我们就应该认识到：五四的传统不仅仅是“科学与民主”，还有“学贯中西”。
   只要我们还认同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我们就应该记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古训，不被时髦所欺，不被奇谈所惑。
   而当我注意到，在更年轻的作家中，也产生了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盛可以的小说《活下去》）和追怀理想主义的作品（如黄纪苏、张广天等人的剧作《切•格瓦拉》）时，我感到新生代中也出现了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思想者……
                        
  《钟山》1990年第1期。
  《山西文学》1994年第4期。
  《钟山》1994年第3期。
  《无援的思想》，《花城》1994年第1期。
  《灵魂的声音》，《小说界》1992年第1期。
  《读书》1993年第5期。
  《读书》1994年第1期。
  《读书》1999年第6期。
  对话录：《文化的游击战或者游乐场》，《天涯》2003年第5期。
  《读书》1999年第7期。
  《世界》，《花城》1994年第6期。
  《小说界》1996年第2期。
  《读书》1993年第5期。
  《钟山》2002年第5期。
  《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7、10页。
  《热什哈尔》，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页。

姐姐

呵呵，他本来就是研究20世纪文学文化思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