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学里,对施米特这样一些话语的接受分寸的掌握,叫做取modality,作modalisation。我们知道,印欧语句子里有can, could, might, might as well, could have been等等情态,我们知道每一句话都有各种情态或分寸的,你要在何种模态上理解施米特,是要把他的某句话定在can上, 还是could上, 还是could have上,而这本身是需要我们定分寸的--也是一种司法。宪政写作的模态我认为是奥斯汀所说的suggestive式, 而不是assertoric 式。甘阳的阅读斯特劳斯和施米特时和自身障碍,恰恰在于他想用斯特劳斯和施 米特来吓人,不顾了这种模态分辩和对陈述句的语用分寸的拿捏。
〖7〗德里达实际上是很同情甚至着迷于这个法学家的文字地来读这个其实是他的这个观点上的敌人的。我想举这个例子来表明德里达是如何用他的读来深入敌后,将一种文本做进新装置里,轻轻解构着地利用它的。
施米特说政治是关于兄弟残杀的故事。被盟军关进牢里,,从个人此在层面上看,是一种荒谬。他深深感到,在祖国才有政治。在母语里才有政治--他与美军看管人员之间无法开展政治。施米特在牢里写道:这就是牢里得来的智慧:失去了时间却得到了空间(施米特惊 奇地发现,Raum与Rom(罗马)在德语里是同音,字(Wort)和地(Ort)是同音)。他进入不了真正的政治,他见到的只是仪式性的政治。敌人,也就是盟军战士是“送饭给我吃的人”。他怀念他的真正的敌人。甚至怀念他的德语:侵略者无法占领我的祖国,正如他们无法快意地运用德语的优美的韵脚;政治必须押韵,敌人是能押韵地与我争辩的人。政治只发生在母语里,只发生在祖 国的怀抱里。〖德里达《友》,1994:191-3〗
德里达从施自己说的“敌人即是我的他者”这句话出发,来将施的文本和立场翻译到我们当代语境里。“施米特只是法学家,不是神学家”,“施米特自己就说过,‘只有神学家才会将敌 人定义会必须消灭(vernichtet)的人’”。德里达特别重视施米特在《政治神学》里的这句话:“使我真正成问题的,只是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兄弟。这就是一切。他者是我兄弟。他者原来是我兄弟。兄弟原来是我的敌人。”〖《友》,Galilée,1994:187〗德里达认为施米特这句话正是他在《友》中想说的话,施替他说出了心声--德里达的这种解读很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会注意到,德里达和施米特刚好在“他者是我兄弟”这句话上交叉而过。从这同一句话里两人得出了相反的看法:德里达用它指出了那种无条件的好客,施米特用它指出使政治真实的明确敌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里达没做任何批判,光引用了施米特下面这段牢里感言,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对施米特的同情和阐释的要点在什么地方:德里达并不是要去驳倒施米特,而是要将我们拖进更大更广的上下文,来看施米特。在这样一种解构眼光下,下面这段施米特文字读上去就象是德里达自己写的那样(德里达将它译成了自己的母语):
(所以要审慎,不要看小说小了敌人。人以敌聚或人以敌分。人是根据自己所识别到的敌意来自我定位的。那些要消来敌人的太恶毒,他们居然以敌必须被消灭这一点为理由,来证明敌人的必须被消灭。但一切的消灭都是自我或自动消灭。而相反,敌人却是他者〖德里达对这一句大做文章〗。你应记起那一个哲学家〖可能是指黑格尔〗那些惊人的提法:在他者之中才有与自我的关系〖在他者之中人才自己相关?〗,这是真正的无限性。否定之否定,好个哲学家说,并不是中立化,真正无限的东西依赖于与此相反的东西。而真正无限的东西,是他那一哲学的那个根本性的概念〖上面说的他者之中我才与我相关〗)Prudence, donc, et ne parle pas la légède lennemi. On se classe selon son ennemi. On se situe selon ce que l’on recon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