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宋教仁之死

cdxiaohe

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刚刚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的宋教仁在准备北上时倒下了，为他送行的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他对于右任说：“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他在痛苦中仍念念不忘国事，要求他的同志在他死后“总要往前做”，并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的电报，陈述自己中弹经过，及革命生涯，真诚地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电报到京，章士钊正和袁世凯一起吃饭，袁叹息说：“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的叹息是意味深长的。

    ３月２２日，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民国成立仅仅一年就黯然离世，年仅３２岁。临终之际，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在场的朋友，无不失声痛哭。宋教仁之死引起举国震惊，几乎所有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远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当天就给国内发电报：“闻钝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袁世凯在得知宋教仁的死讯前后多次“慰令”、“慰电”、“慰唁”，称宋“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在假惺惺表示哀悼、愤怒的同时，抑制不住的是内心的喜悦。黎元洪、赵秉钧、章太炎，共和党、民主党等政见不同的个人、政党、团体都纷纷发出唁电，黄兴、国民党的通电则充满了悲愤之情。在近代史上政治人物被暗杀几乎是常见的，但各界反应之强烈以宋教仁之死为最。

奇特的赏格

    宋教仁心脏停止跳动的当天，黄兴、陈其美就以宋的朋友身份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果拿获正凶，他们准备赏银一万元，作为酬劳。这个由个人所出的奇特的赏格，恐怕历史上罕见。

    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各自发出悬赏，赏格一样，都是抓住凶手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因此拿获的，赏洋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发出了悬赏。

民众的悲悼

    根据当时的报纸所载，宋教仁被刺，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自发地赶到沪宁铁路医院问讯。两天后，他的噩耗一传出，医院门前更是车马喧阗，吊唁者络绎不绝。第二天灵柩移往湖南会馆，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莫不为之哀悼”。一路祭者不绝，吊客之多，秩序之整，观者之挤，可谓盛况空前，人们目睹遗像莫不肃然起敬。

    此后，有两万多人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追悼会，挽联挂满整个会场四周。陈其美代表黄兴致悼词，总商会代表王一亭、海军总司令代表李鼎新、民主党南京支部代表、民国大学代表、国民党各地支部代表等依次在灵前一鞠躬。期间，“风云变色，天地亦现阴忧之状。又忽作微雨，一时来会者，无不唏嘘感叹，谓为天泣。”

    北京新闻界召开的哀悼宋渔父先生大会，有千数百人到场，其中还有日本、法国人。陈家鼎、程家柽、日本和法国的来宾等都发表了演说。统一党也召开追悼会。其他许多地方（如武汉）分别举行了追悼会。全国各地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宋教仁遇刺的噩耗，宋案的各种情况和举国上下的哀悼。不同政见的人异口同声，一致称宋教仁为大政治家，对他的被刺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宋教仁的死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共和所遭受的挫折与屈辱，给整个百年史留下了无限的哀思与痛苦，所以我们读百年史每一页都浸透了血和泪。

挽联
　　  
    试看几幅当时的挽联，虽然时代相隔，却仍能感受到人们的心情，想见宋教仁的音容笑貌，和他在民国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只身系安危，为先生哭，为吾党哭，为民国哭；
大名垂宇宙，是文学家，是道德家，是政治家。（张子通）


血泪洗河山，今对河山挥血泪；英雄造时势，我为时势哭英雄。（孙润宇）

言满天下，行满天下，大业未成，毕命仅三十二岁；
为一家哭，为一路哭，良心不死，报仇有四百兆人。（爱国女校全体职员）

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问如此奇才，古今有几？
道德发为文章，英雄造成时势，痛横来惨祸，天地不仁。（徐元章）

哲人其萎乎，莽莽神州，更有谁为医国手？
死者长已矣，迢迢湘水，不堪卒读招魂篇。（盛孝先）

一身系天下安危，穷则独善，达则兼善；
四海望先生丰采，报界伟人，政界伟人。（梁兰逊）

     这些挽联来自社会各界、不同的政党、团体的人们，他们的政治观点形形色色，并不一定和宋教仁一致，但在１９１３年那个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揭开宋案的面纱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死曾经引起举国上下如此强烈的震撼，也没有一个谋杀案和宋案一样对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

    宋教仁死后第二天，直接凶手应夔丞、武士英就相继被捕。搜查证据，才发现其中大有文章，在应、武的背后还大有人在。首先浮出水面的是洪述祖，其人是袁世凯政府中的内务部秘书。然后，又发现了他后面的人竟是总理赵秉钧，赵的背后才是真正的主谋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有一副挽联这样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袁世凯主使杀宋已是昭然若揭，可惜宋教仁至死还对他寄予厚望。宋案证据公布，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武士英暴死狱中，赵秉钧也未逃脱被袁世凯毒毙的下场，应夔丞、洪述祖当然都免不了一死，但宋教仁已经不可能复生。袁世凯依然是民国的总统，进而还要做他的洪宪皇帝。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在２０世纪的政治史上开了一个暗杀政敌的恶劣先例。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舞台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曾提名他出任内务总长，遭到代表会反对，改任法制院长。他曾作为迎袁专使之一北上，在唐绍仪内阁中出任农林总长。正是他联合五党组成第一大党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实际领袖，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南下离京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宋教仁集》４２６页）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他的行动有分寸，不即不离，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离家出山，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此时却踌躇满志，准备北上组阁，在湖南就讨论过组阁的计划。他确乎是众望所归，他一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没法阻止的。因此他１９１３年３月２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其中就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一种胜利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以为是谣言。３月２０日，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但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确实将３２岁的他无可抗拒地推向了政治的浪尖上，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不想受到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从根本上打破了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他被暗杀后，国民党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首先是宋教仁的老同志，曾是同盟会庶务的刘揆一组织了相友会，与国民党不合作。

     曾是同盟会员、安徽都督、后来堕落为“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与曾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次长的景耀月一起发起了政友会，其中有五分之三的国民党人，五十万开办经费就是由袁世凯提供的。和宋教仁交谊很深的众议员陈家鼎组织了癸丑同志会，是国民党的别动队，和前两个反国民党的不一样。 此外，有超然社和集益社等。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和宋教仁交情很深的革命学问家章太炎说他有宰相之望，“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这是书生之见，宋教仁的死和“度量”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他要走宪政民主这条路，已经掌握政权的袁世凯不容许这样的事实发生，那么他就只有被杀戮。消灭政敌的肉体生命是人类政治史上常见的丑恶现象，从来就是人类的耻辱。如果说“度量”，那是袁世凯没有度量，而不是宋教仁。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流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是那么容易的。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已。（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他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饴、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竟一度住在赵的家里，他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国民党主要就是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联合了其他几个小党组成的，他是其中的核心与灵魂（但得到了孙中山、黄兴的认可，并以他们为名义上的领袖），统一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多是他原来的知交。

     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民初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然而，我们的民族是个善于遗忘的民族。事过境迁，殉道者的血早已被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忘得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