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时代的大学[转载]

listen

我们生活在民主时代。所以我们只好就读于民主时代的大学。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希望自己能够就读于贵族时代的大学，因为事实上我也并不清楚那时的大学到底是怎样一番光景，而最多只是听说过、看到过一些并不细致也未必真切的描述而已。况且，更重要的是，这同样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我们所能讨论的，只是民主把大学变成了怎样一种状况，这种状况是否真的那样理想，以及如果不理想，则有没有补救的办法之类罢了。

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并未直接谈到大学，因为毕竟他到美国的时候，民主时代的大学在北美还不存在。但在下卷第一部分中他详细地讨论了民主时代的知性活动，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活动分明是与大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时代的大学正是整个民主社会中以集中精力从事知性活动为最主要特征的机构和组织。但这里的问题是，正如托克维尔已经指出的，民主使得人类知性活动的特点和总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大学这样的机构中进行的知性活动，是否也是并应该是与整个民主社会中所普遍开展的知性活动在内容和水平、出发点和目标上保持协调一致呢？

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在平等不可抗拒地普遍到来之时，我们这个世界上难道不会只剩下一种知性活动、只剩下一种如托克维尔在下卷第一部分中所描述的那样的完全以实用为出发点为导向为归指的精神世界么？托克维尔并不认为对当时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美国的民主社会中人们不在非实用的问题上花费精力，只是因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从欧洲拿来这些东西。而且，托克维尔还指出，美国的例子根本不能证明民主国家不会爱好科学、文学和艺术，他告诉我们只有民主平等但无自由的民族才“不但不能在科学、文学和艺术上表现其才华和爱好，而且……永远不会有这种表现。”（p555）也就是说，自由将有助于人的心智摆脱纯粹物质的束缚和奴役。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从以物质享乐为内容的精神生活完全转向“非物质的和喜欢美”（p557）的精神追求将是一个普遍的情况。从情理上讲，在任何社会，主要专注于此的必定只是少数人。在贵族社会，他们只能是贵族。在民主社会，他们则只能生活在大学之中。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推导就是，如果大学也不能提供一个环境使这样的精神活动可以生存和发展下去，那么这些人和这些活动就可能无处容身。而一个社会中大学如果是这样的面貌，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平等但无自由的社会。

尽管托克维尔指出古希腊罗马式的民主在本质上还是一种贵族制，但是阿里斯托芬的《云》中描绘的“思想所”及其中的苏格拉底与门徒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民主时代的大学还是有着非同寻常的参照与借鉴的意义。在民主的雅典城邦中心，并没有“思想所”的位置。这样一个机构只能处于城邦的边缘。作为民主众生的一分子，诗人与城邦一样认为哲学家在思想所中研究的东西不但无用而且更可能有害。诗人还指出正因为思想所并不合于民主城邦的需要和胃口，所以其中的哲学家如果想在肉体上维系存活，除了鸡鸣狗盗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城邦的逻辑是不做“有用”的事情就不能得到报酬，或者不做“有用”的事情的人就根本就没理由存在；而若竟胆敢做“有害”的事情，则连自生自灭亦不可得，干脆就要由城邦出面消灭之（如斯瑞西阿得斯火烧思想所）。

两千多年后的民主社会，如托克维尔所说，人民会变得更加开化，民情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温和，因此如果一个大学自诩为现代的思想所，那也尚不至罹于怒火。但是温和的专制并不见得会在本质上改善民主时代大学的处境。如果大学里面进行的活动被大学外面的民主社会认为是无用甚至有害的，其生存和发展就同样面临困境。当然，必须看到，今日的大学之不同于思想所，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这一波无法抗拒的民主潮流所覆盖，而至少也是在相当程度成为了民主社会内部而非边缘的一环。其表现就在于，托克维尔在下卷第一部分中描述的那些民主时代人们热衷的那种实用的物质性的精神活动，已经被吸纳、包含在大学之中了，比如工科和商科。或许，在今天的民主社会，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平等而无自由），一个大学之存在，其“合法性”或“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学科的存在；否则为什么有些已经规模过于庞大的文理综合学校，仍然觉得自己如果不通过兼并的方式将医学院和工学院囊括于其中，就够不上有一个光辉至于足以外现于人的门面呢？又比如，在民主时代的大学内部，生存条件和环境最为优越的莫过于商科，这无外乎是出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时代的人几乎将所有的激情都倾注到通过从商追求物质享乐的缘故。这样的学科尤其能够使得大学显得是一种对民主社会有用的东西，而它们对一个大学的价值或许也正是这一点而已。

但是对于大学本身来说，它自己如何定位，却是一个问题。它是把对社会有用作为一种手段，来维持其生存，维持其开展那些社会认为无用甚至有害的知性活动，抑或如我在前文问过的，干脆就以对社会有用本身为自己的终极目的。这个问题其实才是对于民主时代的大学更为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多数构成舆论专制的民主社会里，谁都很难不明智地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顺从。当然，马上又有一个问题紧跟而来：表面上服从久了，内心是否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呢？表里不一真的可以是一个持久之计么？即使能持久，又真的是一个可欲的状态么？

我们不妨以大学中人文学科研究的处境为例，这些学科及其研究者是大学中最为典型和具有代表性的经常为民主大众所不能接受和理解的东西（杨绛回忆说，解放前夕吴晗等劝她与钱钟书夫妇两人留下来，谓共产党非常重视知识分子，而她当时心里却非常清楚，国家需要的是科学家工程师这样有用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他们这样没用的文人——见杨绛《我们仨》）。托克维尔明确地指出，在文学艺术自然趋向商业化的时代，必须去研究贵族时代的文学艺术这种纯精神的产物，才可能使民主时代的文学艺术不落至于最终与美无关的境地。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大学还是一个其活动须以知识为中心的所在，那么在这里民主的逻辑就很难适用，因为在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即知识上，大学中的学生和老师之间根本就无平等可言；在这一点上，如果一个大学将知识作为其核心价值的话，那么这样的大学完完本本就应该是一个贵族制。正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在贵族社会里，左右整个社会风尚、情感、习惯的都必然是贵族阶级。套用过来，在知识贵族制的大学中，学生只是被引导的一个群体而已，而学校真正的主宰应该是作为知识贵族的教师。

总而言之，在民主时代，特别是在像我们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中，大学的几个主要方面大约都是相似的光景。它面对来自它所处的并且无可选择必须身处其中的民主社会，如果还希望保有贵族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独有的对待物质与精神问题时的理性和喜好的话，那么就无可避免地要承受一种巨大的张力。到底它最后会被彻底拉向一方，还是像现在这样总是处于几欲被从中撕裂但却也纠缠不清藕断丝连的状况，也未可知。我们这里不妨还是回到托克维尔，虽然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关于大学及其前途的问题，他没有做任何直接的描述，但以下一段话，秉承其核心的“平衡民主、抑制民主弊病”的思想，对我们不无启发：“负责领导现代国家的人如能清晰地长远地认识到这种终将不可抗拒的特性，就会知道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有了知识和自由之后，不会不去改进科学的工业应用部分，而政府当局的全部力量，今后是应当支持高级科学的研究和创造科学的高度激情。”（p565）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段话从科学的领域阐发到整个知识和精神活动的领域。托克维尔在这里的着眼点，应该仍然处于一个以全人类为基准的历史的长远的角度，或者换句话说，高级的知识，非物质和追求美的精神活动，其价值的评估显然不应以一时一地的民主社会为参照系。

月光笑侠

主义还是少谈为妙

寒柳轩客

在中国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大学
在西方是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中国是政府塑造知识分子
西方是知识分子影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