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启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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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启示
　　——《书屋》2005年1月号阅读札记
　　

作者：shidi 提交日期：2005-3-19 10:19:00
来源:关天茶舍
　　
　　 序
　　
　　2005年1月号的《书屋》，夹着一份落款日期为2004年12月的“致歉”，说是“因全面改版、内部调整、暂时不能正常出刊”云云，叫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还好，一本翻完，佳作尚多。其中有五篇，谈的都是文化领域里一度的另类，颇值得玩味再三。
　　在我的印象里，“另类”应该是一个常用词了，可是，“现汉”不载，《辞海》不收，《辞源》里也查不到出处，那就先说说我自己对它的理解，算是为以下的几篇读书心得，作一点“关键词”预设。
　　所谓“另类”，是相对于“主流”、“常态”、“正统”而言，它与“异端”相近，但份量不同。相对于主流，异端已是分道扬镳，另类只是抽身逃逸；相对于常态，异端倾向于挑剔和批评，而另类只表示怀疑和不屑；相对于正统，异端是喊明叫响的挑战，而另类只是自出机杼的不驯。人类要成其为社会，总需要一些维持秩序、保持稳定的东西，那些形成社会风气的主流、制约大众行为的常态、标榜文明承续的正统，或有这样的职能。但人心偏不安分，时光决不守常，生活总要改善，社会总需进步，所以，这些逃逸、怀疑和不驯，就往往成为旧障的缺口、新潮的先声，至少也是天伦的挣扎、心性的骚动，并以自己的鲜活和独特，冲击制式的生活，在主流、常态、正统们管束着的铁统江山里，添一分真实，添一分丰富。
　　且让我们从这五个范例里，体会一下“另类”的意义吧——
　　
　　 一、经院江湖谁解忧？
　　 ——读李湘树：《唤起江湖千古事》
　　
　　说南宋的“江湖诗派”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另类，不会有什么争议，因为，“千年以来，江湖诗派受够了热讽冷嘲、辱骂斥责，几乎没有收获过赞许”（李湘树）。从文中所引的代表性诗句来看，它也确实很不风雅，有失斯文——“此行一句值万钱，十句唾手腰可缠。归来卸却扬州鹤，推敲调度权架阁”，何其鄙俗；“东风满天地，贫家独无春。负薪花下过，燕语似讥人”，万般可怜；“但愿官民通有无，莫令租吏叫呼疾。或言州家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唯此日”，近乎于谴责的念白；“芦花荷叶晚秋天，雁影横斜远水连。频唤买鱼人不应，偷忙撑入怕官船”，简直是市井的素描。李湘树说得很透彻：“江湖诗人的情怀学养，难以和北宋的苏、黄相较，面对俗人俗世，他们无法转化为雅，因而他们就勇敢地以俗为俗……这正是南宋中后期平民意识涌动的体现。”
　　但我以为不仅如此。
　　南宋偷安，虽有一度的繁荣，却受尽了异族的欺凌，从宋高宗的“绍兴中兴”（公元1131年）到宋宁宗时“嘉定更化”（公元1207年），“偏安”的清静只维持了70年，国势就江河日下了。作为当时国家栋梁的士子们，不要说远比范、欧、苏、王那样的高迈，哪怕有十分之一的辛弃疾的豪情、文天祥的壮志，南宋何至于落到让一个老迈的陆秀夫背着幼主跳海的地步？要是只看官家的“正史”，只读“爱国主义诗篇”或“集两汉以来儒学之大成”的理学讲章，你会以为南宋士子们个个都是“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辛弃疾），或是“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文天祥）；会以为当时的军人们想的都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岳飞），当时的学子们“人所禀之气，皆是天地之正气”（朱熹）……拿了这些并非编造的东西，你很可能以为南宋之亡，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准市场经济国家，一个人生哲学高蹈深刻的先进文明，活生生被外敌糟践了。其实，无论是岳飞在朱仙镇的慷慨激昂，还是朱熹在白鹿洞的高谈阔论，肯定不是南宋士子们普遍的人生追求；而无论是开发江南的成功，还是大兴工商的进步，当时的人民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如若不信，请重读前一段所引那些“江湖诗派”的诗句。需知：这一“诗派”载入典籍者就有138人，“是有宋一代参与人数最多的诗歌流派”（李湘树），浮托出这样一群代表人物，那背后是什么样的风气和潮流？催生这样的风气和潮流的，是一个繁荣、健康的社会吗？
　　南宋之亡，于宋高宗、宋光宗 “主动退休”的朝政无征，于白鹿洞写得冠冕堂皇的院规无征。若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也许不妨从这另类的“南宋江湖诗派”“俚俗卑靡”（纪晓岚评语）的诗句中，略窥端倪。这正如要了解当下的时弊，与其看社论、听联播、查什么《社会科学文献总目》，还不如上上互联网，分析一下那些不胫而走的民谣。
　　
　　 二、 素心如何破藩篱？
　　 ——读李兆忠：《丰子凯与竹久梦二》
　　
　　所谓“素心”，其实就是心地纯朴、投注专一的精神状态，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不计报酬、不顾后果、“哀而不怨、乐而忘返”的痴迷境界。它绝对是“钻研”的源动力。所以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然而“素心”并不就是造诣。对每一领域的深入，都需要很多基本功。如果一个人对它们缺乏悟性，刻苦用功却掌握不住，或万般用心却理解不深，你不想放弃，却又无法进取，怎么办？是改变“素心”、另觅人生之乐，还是“但知耕耘、不问收获”地迷下去？还有别样的思路吗？李兆忠对丰子恺的这一篇介绍，也许于此有助。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第一个被称为漫画家的人”， “子恺漫画”圆润简明、洗炼悠深，郑振铎夸其有“诗的仙境”。然而，李兆忠引丰子恺自己的话说，它“不是正格的绘画”，并进而阐释：丰子恺“绘画天赋不算杰出”，“如果就一个杰出的职业画家必须具备的造型天赋与对纯视觉形式的狂热执着而言，丰子恺的自谦包含着可贵的自知之明”，他只不过是另类画家中“杰出的代表”。
　　一个“另类”，却完成了“融合东西”这样一个“难以实现的艺术理想”（李兆忠），那原因自然很多，李文中罗列的就有：丰子恺“知深浅，有抱负，无法安于现状”，“在人生世相的观察上，有他人难及的敏锐”，“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自幼习诗文书画，有传统文化的‘童子功’”，以及受到竹久梦二这种风格特异者的启发，等等。但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丰子恺秉自己的情怀和才气，不懈追求，敢于跳出规范的窠臼，冲破传统的藩篱，俯瞰那些条条框框似的技法，深究绘画艺术的内涵，由此而别开天地。
　　据李文的介绍，当初丰子凯在“洋画家梦的破灭”之后，以偶遇竹久的画集为契机，悟到了两点，一是：“西洋画是否就等于绘画艺术？是否就是绘画的唯一形式？”二是：以速写式的即兴之作，传神写意， “往往寥寥数笔即魅力浑成”，这于素描和写生都很差的丰子恺，不咎是一种顿悟。他大胆地扬长避短，走上了一条“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姿……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俞平伯语）的创作新路，以中西合璧的手法，终成一代名家。
　　多年以前，读松下幸之助、井植岁男、土光敏夫、李柯卡、哈默等企业家的传记时，我有过这样的感想：如果能跳出形式产品的制约，着眼于实体产品或扩增产品，往往就会有新的开发思路。或者更一般地，借一个逻辑概念来说：对某一熟知的事物，一但从其属概念的特点来理解某一种概念，往往就有出人意料的新见解。验之丰子恺于漫画的“另类”蹊径，是不是也相通呢？
　　
　　 三、 亦喜亦悲费思量
　　 ——读司徒允：《林纾晚年的“遗老癖”》
　　
　　以“遗民”身份效忠前朝，本来不应算是“另类”，上自“不食周黍”的伯夷、叔齐，下到“缟素临江誓灭胡”的郑成功，史不绝书，且多正面肯定。但这个林纾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过是前清的一个举人，以教书鬻文为业，并没有做过一官半职。早年有人向清王朝推荐他时，他还自称“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而在致友人书中，他也说：“今日之中国如沉瘵之夫，深讳其疾，阳欢诡笑以自镇”，可见其对当朝厌恶之至、失望之深。可是，自民国二年起，他先后11次哭谒崇陵（光绪皇帝葬身地），公然吟诗谓“老来早备遗民传，分定宁为感遇诗”，俨然以前清遗老自命；临死之前还撰文说“臣之生死，固与吾大清相始终”，真是泼死忘生，愚忠之态可掬。司徒允分析道：民国的现实令林失望，而“当人们尚难清晰瞩望未来前景之时，有些人往往不自觉地将已逝的岁月中的温馨记忆主观扩大为一片梦幻般的盛景，去摩挲、展玩、追念”。想想民国初年的乌烟瘴气、世乱如麻，司徒允对林纾此举的这一种理解，自是言之有理。
　　对林纾的乖张之举，当时就有人说是“布衣谒陵，沽名作伪”；司徒允虽对林颇有理解，但也认为“今人看来多少带些喜剧的滑稽色彩”。悬揣当今世情，恐怕多数人的评价也不外乎“不满现实、穷途末路、以疯作邪、冥顽不灵”之类。但是，民国年间的苏雪林则认为：“他把尊君思想当做旧文化的象征。不顾举世的讥嘲讪笑，抱着这五千年僵尸，同入墟墓，那情绪的凄凉悲壮，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同情的”（苏雪林：《林琴南先生》）； 林的福建同乡辜鸿铭更褒奖说，林“之忠于清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的文明”，并将其与投湖而死的王国维相提并论，认为也是一幕献身于传统文化的悲剧（林语堂：《辜鸿铭》）。那么，林纾之“遗老癖”，悲剧欤？闹剧欤？
　　晚清以来，死守传统的清流误国，补苴罅漏的改良遗笑，“求新”和“进步”越来越成了世人追捧的普遍价值，一度甚至是“举国之论，唯革命之马首是瞻”（钱穆）；改革开放以后，经领袖人物大力提倡，大众更是越来越信奉 “向前看”。——时风所致，怀旧就是落伍，回头就是冥顽，单一价值取向的本土世风越来越变本加厉，这与多元化价值观日益显现其生命力和合理性的时代大潮，似在背道而驰。我于林纾，所知甚少，要比较上述诸论的得失短长，既无心，也无力。但是，值此世风，借着司徒允这篇理解多于评判的文字，让我们注意到对一种世相的多角度审视，想一想保守与怀旧是否毫无意义，进而怵惕于“趋时”与“进步”的差异，也或者有益？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从东汉末年敢于抚哭董卓的蔡邕，到替袁崇焕守墓三百余年、坚持至今的佘家后人，一脉相承，幽香不绝，但确实，太少了些吧？
　　
　　 四、 恩爱夫妻也可悲？
　　 ——读李廷华：《沈从文的小说情结》
　　
　　今天，谁要是说沈从文于文学创作是外行，需要向1960年代的中国 “社会主义作家”们的新小说借鉴，需要向那种“为世界革命呐喊”的诗歌学习，恐怕会贻笑大方。但李廷华在此文中告诉我们，在四十年前，这是沈夫人张兆和女士——这位与从文先生相爱了一生、被他比作“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的美丽、聪慧的女性——真诚的意见。
　　当时的张兆和，在《人民文学》当编辑，这是那个年代最权威的文学刊物，毫无争议地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代表着“党和政府对文学的舆论导向”。李兆忠写道：张“比沈从文对文艺形势和政策了解得多，她既是沈从文的第一读者，也为他的作品‘把关’。在夫人的影响和关照下，沈从文的写作就必须向现实标杆看齐，而不能由他信笔由之”；“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既希望沈从文能够在文学上东山再起，又不能不随时警惕他的文学进入带着过多个人情绪’的‘自由主义’状态。张夫人不断帮助竭力追赶时代而力不从心的沈从文……这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印记，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必嘲笑。”
　　我不敢嘲笑，但我感到了悲哀。兆和女士只顾了“帮助”她敬爱的丈夫，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文学创作的殿堂里，她比她的丈夫幼弱得太多了，她的伸手相援，在这个神圣的领域里，实际上成了一种干扰，成了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一种累赘，而她秉持的标准，又刚好是一个时代对文学的扭曲，这种累赘和扭曲的叠加，窒息了一个文学大师最后的创作梦。难怪李兆忠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样的‘药方’，对沈从文来说，只能是夏虫语冰。”
　　从文先生当然也有自己的责任。他明明知道“那时的文学创作走火入魔了，” 巴金“不从容”；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累人得很！”“好些刊物都毫无有性格有生气的好文章”；他也曾执着地认定“《湘行散记》的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这么一只好手笔”，但他却听从了他的“小妈妈”、 这个令他“愿意自己作她的奴隶”的女人的意见，努力想写些“与现在的操作不矛盾”的东西。这其间，究竟有多少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底蕴的欠缺，多少是他个人的性格弱点，又有多少是受了爱妻的影响呢？
　　李文如题，意不在此，我也无意就此指责张兆和女士。事实上，在从文先生坎坷曲折的生活长路上，作为妻子，兆和女士几乎无可挑剔。我的悲哀，来自兆和女士给从文先生那几封信中，言词背后的东西，那就是所谓“时代的力量”，亦即“主流”的力量、“正统”的力量。兆和女士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丈夫进行提醒，恐怕是在她的下意识中，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实在是太“另类”了吧？如果兆和女士不遵循那样的“主流”，而敬惜从文先生早已获取的文学声誉；如果她不皈依那时的“正统”，而守定成绩斐然的丈夫对文学的见解，结果会怎样呢？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如果兆和女士对从文先生的“另类”看法不是急于纠偏，而是细心倾听、引为其编辑工作的参考，她参与编辑的“人民文学”，会不会于文学上稍稍可观一些呢？
　　当一个人无力审视时代，无力鉴别主流，不能对流行的价值观和各种标尺作更深刻的追究和评估，轻易放弃个人的判断，甚至不能包容和理解当下的“另类”时，他的行为，有时候是多么可……怜？悲？叹？我不忍措词。
　　
　　 五、 性交含蓄的主义
　　 ——读黑马：《也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这个小标题，来自林语堂先生对《查》书的评价。林先生认为，《查》书着力描写的麦勒斯和康妮的性爱，有极大的象征性，“对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着一种主义的”。我引以作题，不过是想来探究一下：这里面究竟含蓄着什么样的“主义”：）
　　在我们这里，“主义”是一个严肃得不得了的“大词”，连“导师”“核心”级的领袖们都不敢引以为用，而以“思想”、“理论”自我定局。林语堂偏出此语，该不是出于文人轻薄？
　　想想劳伦斯生活的年代——
　　那是1885～1930年，资本主义走向成熟并迅速发展为帝国主义，对利益的追逐已经冷酷无情，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着对“利益”的理解。在国际上，这种趋势表现为频繁的战争，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则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流血冲突此起彼伏，完全不是“和谐社会”。当此之际，所有怀着人文关怀的知识份子，都从不同角度发出人道主义的呼声，要求关注社会公平、关注弱者、关注个体生命。思想界有马克思、克鲁泡特金、詹姆士、罗素、佛洛伊德……，文学界有托尔斯泰、左拉、杰克·伦敦、哈代、鲁迅……而那个年代的英国，“维多利亚遗风”依旧，个体生命背负着资本扩张、帝国利益和道德教条“三座大山”，匍伏喘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劳伦斯的“四大名著”都与爱和性有关，都反映着鲜活的生命冲动与陈旧的伦理原则的冲撞，这是偶然的吗？
　　看看《查》书讲述的故事——
　　查特莱爵士因伤丧失性能力，却要求妻子康妮为他生个儿子，好继承他的财产和爵位，而“至于她同谁生育，他倒不在乎”；康妮于是和丈夫的朋友麦考利有了性关系，但索然无味。这时，守林人麦勒斯——“一个复归自然的文明男人”，一个“一身儒雅又充满着阳刚气的男人，”以健康的肉体和泰然自适的灵魂吸引了康妮，两人相爱了，从精神和肉体的相互欣赏，很快进入酣畅淋漓的灵肉交融，激发了他们对自然的、本真的生活的热爱和依恋，使查特莱爵士身后的早期工业文明和上流社会的清规戒律，迅速褪去金身，现出它的残缺破陋和虚伪陈腐。最终，康妮向她的父亲和丈夫坦述真情 ，提出离婚。这是真实对虚伪的宣战，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取代，是向自然复归的生命对生命在其中扭曲的戒条的宣战——这难道仅仅是写偷情的欢爱吗？
　　当然，《查》书于“性交”，着墨颇多。它写欢情，写快感，写爱抚，写凝视，写颤栗和呻吟，甚至写了阳具的抽送和阴道的搐动，写得细腻而又炽烈。但劳伦斯的笔墨重心，始终是内在的体验，而不是肢体的横陈；是欢情对灵魂的沐浴，而不是快感对神性的遮蔽；是精神在性爱中的振奋和飞扬，而不是肉身在交媾中的把玩和忙乱。它既不同于《金瓶梅》里什么“大闹葡萄架”的春画工笔，也不同于《西厢记》里什么“露滴牡丹开”的巧艳诗句。在这里，肉体的本真欢乐如此不可遏止，生命的自然魅力如此引人入胜，两情相悦的性爱令人如此振奋激昂——与此相比，那个用来掩饰、拘制、扭曲它的所谓“文明”，就显得特别矫情，特别软弱无力；而柯立夫唯名弃实的道貌岸然和麦考利充满抱怨的欲望宣泄，更显得虚伪而又肮脏——这难道不是人道主义的赞美诗吗？它告诉我们回归生命、回归自然的重要，让动人心魂的欢爱反衬出压抑人性的罪恶，这难道不是大有深意、“含蓄着主义”吗？
　　只不过，劳伦斯的着笔确实大胆了一些，冲破了某些框框，开英国严肃文学中性描写的先河，于是为当时的社会主流、正统思想所不容，被宣布为禁书，成为“另类”，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得以开禁。
　　在《我的大学》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一群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的“学人”，应对不了读书不多的高尔基，于是质问：“你信仰什么？”后者骄傲地回答说：“我信仰面包。”我从来没听说过谁指责高尔基是“庸俗”。那凭什么仅根据一些细节被写进了文学，就指责劳伦斯“色情”呢？既然食欲的必须满足，可以成为对矫情哲理的无情嘲讽，为什么对性爱的热情讴歌，就不可以是对人道主义的朴素证明呢？
　　
　　 跋
　　
　　相对于优雅华美、豪放婉约的中国古典诗歌正统，南宋的江湖诗派是另类，而它为我们留下了南宋社会的一角，可借以窥见其衰亡的病因，并由此而揣摩到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别具匠心；相对于谨严绚丽的西画技法和神情毕肖的正宗漫画，“子恺漫画”是另类，而它呈现了平实的深致、淡远的包容，为现代文人画别开生面；相对于“咸与维新”的世风和“非贵胄不谒皇陵”的传统，林纾的“布衣遗老”是另类，而他以自己的乖张，衬映了民初的乱局和窳败；相对于“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反映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流，沈从文是另类，对他的“纠正”却促成了一个文学大师的早夭；相对于正襟危坐、“对爱情的描写到接吻为止”的英国文学常规，劳伦斯是另类，而他从性的美好讴歌自然的人生，揭示了非人道的伦理传统的虚伪和罪恶。如果没有这些“另类”，我们思维的视野，不知要丧失多少色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不知要苍白到什么程度。
　　所谓另类，是一些敏感者的觉醒，是一些精神力的萌动，是一些大智慧的初蘖，是一些大痴迷的执着。它或将是真实的烙记，或将是真理的揭橥，或将是超越的前兆，或将是创造的序曲。在一个营造主流不遗余力的环境里，在一种维护正统已呈非势的文明中，面对日趋陈腐、使大多数人都感到沉闷、感到荒谬的常规，我们对所谓的“另类”，是不是更应该多一分珍惜，多一分关注呢？
　　仿孔老夫子一句感慨：不得顺天而与之,必也另类乎!
　　 石 地
　　 2005-2-27初稿
　　 2005-3-18改定

寒柳轩客

曾在湘江评论创版宣言中写过＂异端＂，但相比之下，这篇文章含蓄而蕴藉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