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石堰专栏

寒柳轩客

《读书》论争的另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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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5月19日文学报自由谈)

围绕《读书》的论争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读书》的公共性慢慢在流失，日渐成为某个特殊阵营的独占性“学术自留地”，伴随这种批评的是对《读书》文风的“发难”，指责它语言晦涩、言之无物的大有人在。最近上海《外滩画报》专门做了一个关于《读书》杂志的报道，进一步将在网上的争论移植到传统媒体，使其公开化。接受采访的黄平、徐友渔等学者各执一词，很难达成共识，因为牵涉到具体的杂志负责人与作者之间复杂的人事纠葛，便使问题更显复杂化。
在我看来，围绕《读书》杂志风格转变的争论必须放在历史转型的背景下，才能有恰切的同情之理解。否则仅仅在语言风格或人事安排上较劲，无助于清晰地认识到这种争论背后所隐含的意味，或许这种争论背后的“失踪的历史”才真正地影响了《读书》的风格变化。
一个杂志的生命力、公信力往往与它的相对稳定的作者群关系密切。《读书》之所以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成为思想界、知识界的“必读书”，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凝聚了当时几乎是最优秀的一批学者。这些学者都以能够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为荣誉。而这些读者如此亲睐《读书》杂志，一是因为该杂志兼容并包的胸襟，二是因为当时主流的知识分子刊物本来就非常有限。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刚刚从历史的尖冰中“破土而出”，都对改革现实状况、追求知识文化有一种神圣的追求，他们自觉地承担着接续历史、传承文明的使命。如同汪晖在评价新文化运动时所说的那样，尽管这些学者治学思路大相径庭，研究领域各有不同，但是在否定文革、改革现实方面却有着“态度的同一性”。但是，这种状况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有力推动，中国的社会结构在迅速地重组，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手段却发生了疑问，对当下现实的诊断也开始出现明显分歧，这种差异便自然投射到《读书》杂志上。以前的相对整齐的“志同道合”的作者群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分化了，新启蒙运动发生了内部的分裂，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种一元化的有着共同诉求的“知识共同体”碎片化成小的社群，启蒙的阵营开始自我瓦解了，自然《读书》不可能再像八十年代凝聚所有的知识分子了。这就像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群体的瓦解一样，是具有某种内在的不可抗拒性。很多作者不满意现在的《读书》，也许是因为太过于眷念他们的过去的永远消逝的“青春”。现在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读书》是否变成小圈子化了，而在于《读书》之外是否还存在可以容纳其他知识社群发表意见的空间，并且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是否还可以平心静气地在不同的刊物上理性地讨论和对话，并缓慢地形成共识。
此外，就中国知识界自身而言，尽管现在邓正来等学者反复在强调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和学术的专业主义，但是这种思潮最早却是发轫于九十年代初，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是鲁迅所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化英雄主导的时代，当时西方的思想学术的每一次引进基本上能得到一种普遍的社会反响，思想成为神圣词汇，文化成为关键词，而且思想与文化直接与现实发生鲜活的对接。到了九十年代，知识界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陈平原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姑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完全符合事实，至少对于知识界来说，在九十年代确实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反思浪潮，建立专业主义的学术规范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因此，在这样一个知识界自身从公共化到专业化变迁的过程中，《读书》杂志也就成了风向标，刊发的文章越来越趋向对某个专业问题的深入探讨，甚至强调的是建设性的“技术批评”，而不是以前的“思想文化批判”。这自然导致杂志可读性的下降，也许这也是专业化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社会科学的内容越来越多，西方的理论显著增加，当然这中间也确实存在食洋不化的现象。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读书》杂志而言，可能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知识过剩、见识太少”，很多作者在大量地引用西学，但是怎么本土化和如何反思性地运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文章仅仅成为符号的累积，很难再像八十年代那样透过文章可以窥看到作者的真性情，这种状况的出现也跟作者对现实的感受能力的衰退密切相关，一批纯粹学院式的作者群体的成长无形中拉开了知识分子的表达与急剧变动的现实的距离。自然，反映到《读书》刊物上，我们就可以读到很多冷冰冰的学术词语，而体会不到社会的真实和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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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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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 6月12日阅读版)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试图完成的任务就是揭露社会存在中“知识”与“权力”的同构关系，他认为知识总是在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一种文化伦理上的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观察确实是犀利而独到的。历史往往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作为一个国族的历史记忆就难免烙印着知识分子的观念瘢痕，而且正因为知识分子掌握着这种书写的特权，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超越性和独立性就可能被刻意地“高估”，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如此，而西方社会一样地存在这个隐秘的趋向。如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名言就传诵一时：“知识分子是为了思想而生的人，不是靠思想而生的人。”知识分子成了不为阶级利益所驱动的自由漂浮阶层。这种历史书写的神圣性似乎从来没有遭遇到今天类似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挑战。
如何拆解对于知识分子的盲目的“信仰”，刚刚出版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范例，简言之，就是将这群宰制布迪厄所谓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放置到一个被书写的位置，考察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的社群在历史变迁中的心路历程与社会生态。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是士大夫政治的核心，他们依据道统与权力构成一种既合谋又博弈的关系，尤其在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后，士与政治体制建立了一种制度性的内在联系，保证了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上升渠道，知识分子在政府与乡野之间游刃有余，进可辅佐君王成布衣卿相，退可处士横议教化斯民。余英时、徐复观、钱穆等人的文章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社会功能和历史性格等都做了细致而深切的考究。
到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空间、存在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赖以存在的科举制度也在1905年彻底覆灭，从此知识分子在军人、商人与政客主导的社会里越来越被“边缘化”，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也在历史巨大变迁中急剧地分化与重构，一部分形成边缘知识分子群体，并与广大民众结合起来走上通过暴力革命颠覆中心的“歧路”，另一部分是仍旧抱持士大夫意识不肯舍弃的学术型知识分子，则企图通过学术文化的建设为分崩离析的中国重新找寻一个“社会重心”，并借此返回到他们曾经占据而已然失却的舞台。无论是洗心革面地抱怨自己“还不是一个工人”，还是轰轰烈烈地主办政论杂志或结社批评时政，都无法阻挡一个传统根基深厚的知识阶层在两极化社会的衰落。前者赢得了民众，却丧失了自由，最终仍旧被政治进行洗脑式的“规训”，而后者虽然困守了自由，却终究因为失去了民众而一样地被历史搁置了起来。天下不归于杨就近于墨，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全然丧失了他们曾经显赫的社会集团身份，无疑就知识分子自身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伴随着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消长进程的，还有他们生存空间的变形，科举制的废除将知识分子抛掷到“现代性的牢笼”，从此与古代那种为天地立法、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士大夫“分道扬镳”，从中心散入社会，盘踞到报馆、大学、出版社这些全新的制度空间，沦落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的普通一员，精英成为平民，知识成了谋生手段，世俗性剥蚀着知识分子内心的神圣性。更要命的是，转型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乡村生活，寄生在完全陌生的无根的喧嚣都市，古代的理想存在方式所谓耕读生活从此仅仅成为知识分子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一种哀伤的追忆。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研究，才可能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与路径选择。
  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重返中心，还是落入草根，都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回光返照。从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知识分子，所要引入的，却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惟如此，中国社会才能顺利地从知识分子政治转型为公民政治，自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为这种现代性的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