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卓:湖南历史上的一页－－湘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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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历史上的一页－－湘独  
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

   
作者：孙卓

   （—）争先恐后的湖南人

   说湖南人什么事都要争个先，这话不假。以鼓吹洪宪帝制为后人诟病的杨度杨皙子，在清末留学日本时，原也是个激进的革命份子，曾作《湖南少年歌》抒怀咏志，其中最为人知的几句是：“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真个是湖南人倔骡子精神的最佳写照。而时过境迁，皙子先生挺身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却又是不遗余力，毫不爱惜自己的羽毛，管他世人如何说三道四，我自一条道走到黑。至于他后来秘密加入***，垂暮之年再次否定自己的一生所为，则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这些不用多说，因为此文不是为了评说杨度其人其事，只是以杨皙子为例，引出民国初年湖南人的一段往事。

   此事恐怕今日之湖南人知者不多，却的的确确是八十余年前湖南领先中国其他省区的一桩大事呢。那便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湖南省自治宪法，就是要由湖南人自己对自己省内的事务说了算，而且还有一部省宪法作为法理依据，什么北洋政府、广州护法军政府，都不能再随便插手进来。咦？那岂不成了“独立王国”了？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晦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那其实还是因外省人张敬尧督湘以来，将湖南祸害得天怒人怨，他一旦被驱除，湖南人觉得再也不能让外人左右自己的命运了，这样一种强烈情绪的表达而已。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毛润之这种惊世骇俗的见解，在当时正代表着一股强劲的思潮，那就是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一直暗流涌动，时而风行各省，时而遭打压而式微的“联省自治”运动。

   此时正当民国九年（1920年），湖南乃至全中国正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是各省由自治而联合，走自下而上和平统一之路，还是沿袭自古以来大一统的观念，由强者以武力削平群雄，重建真正集权的中央政权以号令全国，人人都在期盼，各省都在揣测，看谁敢率先打破僵局，而且是怎样来打破这僵局。果然，敢实干的又是湖南人！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闿，7月22日向全国发出了“祃电”，宣布湖南自治了，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了，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了，还要制订省宪法了！谭延闿说，这就叫作“湘人治湘”。

   
（二）联省自治的由来

   要说清联省自治这回事，还得回头看看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

   辛亥革命起自武昌起义，新军暴动，手里握着几条枪杆，可力量既称不上强大，组织更谈不上严密，何以声势越来越大，最后逼得朝廷不得不下诏退位？都说是袁世凯乘机要挟，吓唬住了头发长见识短的隆裕太后，才得以冒了这肇建共和之名，窃取了大总统的宝座。但究其实是各省督抚见风使舵，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了朝廷，才造成不可逆转的分崩离析之势，令朝廷徒叹奈何，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乖乖下台。各省督抚原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为什么在危难之时不力挺主子，却要落井下石呢？除了不愿作殉葬品谋自保权位的私心之外，受制于地方势力的挟制当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其实在慈禧太后所做出的最后一次欲挽救清王朝的努力中，实已种下了各省在事急时自行其是的祸根，那就是以立宪为目的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其中为首领的均为地方名流耆宿，而不是按清朝立国以来一直对封疆大吏实行的回避本籍原则。未发生动乱时，谘议局议长不过是个摆设，实权完全掌握在外籍的督抚之手，但一旦出现辛亥年那样的政治危机，朝廷的权威尽失，“王纲解纽”，外籍督抚驾驭地方无所凭依，不借重本地名流聚集的谘议局，又当何如？而本地人自然以置身事外各保桑梓之地为第一选择，那也就由不得督抚独断专行了。换句话说，一旦皇上的指挥不灵了，地方大员的执政合法性就不再出自皇权，而是要转而看地方势力的眼色行事了。这种时候，只要不是伯夷叔齐那样的死硬派，宣布独立就是唯一识时务的明智之举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也可以把辛亥革命看作是对中央集权的否定。那么合乎逻辑的发展前景就应该是地方分权了？事情却远不是这么简单。

   辛亥革命毕竟是以民族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驱逐鞑虏”是首要目的，而中国人心目中的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建立共和”当然也还要团结在一个头头之下，形成一个整体才觉得心里有底。于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只能让位于袁氏，“临时约法”应运而生，袁大总统在北京执掌了名义上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美好的愿望，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袁世凯不愿受国会约制，杀宋教仁于前，谋黄袍加身于后，眼看着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危如累卵，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也好，梁启超、蔡锷等进步党人也好，只能重披战袍，为“再造共和”而流血牺牲了。袁氏皇帝梦破灭，惊怖而死，却留下了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僵局，把中国带入了军阀混战的灾难之中。

   湖南谋自治，并非唱独角戏，当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正响彻全国，俨然要把中国引上美利坚合众国式的联邦国体轨道。说起联省自治，最初被称为“联邦主义”，其实由来已久，孙中山远在光绪年间已有对未来推翻清朝后中国根本制度的设想，他说：“……惟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辛亥年政权鼎革，民国建立，孙中山与他旗下的国民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日益扩张的权力，更是不断鼓吹地方自治思想。比如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办《民国杂志》作为喉舌，戴传贤在该刊发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明确说：“中国文化之发达，由于地方分权，而文化之退步，由于中央集权。”矛头直指谋求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而原来组建共和党、进步党在议会里与国民党对垒的梁启超，在看穿袁世凯称帝野心后，也逐渐有了新的想法。他在游览欧洲之后，发表《欧游心影录》抒发感想，极力推崇地方分权思想，已与当年在国会中高举中央集权旗帜与国民党议员斗争时大异其趣了。还有一帮名流学者，都在鼓吹联省自治，其中为今人所熟知的有：蔡元培、胡适、熊希龄、蒋百里、章太炎，甚至还有北大的教授李四光等。其论调不外乎是鉴于国家宪法迟迟不能制定，就不如转而另辟蹊径走地方分权之路，由各省制自治宪法，自行施政，自管军事、经济、教育，进而联合成一国，可釜底抽薪，永远免除重蹈中央政府被独裁者控制而为害全国的覆辙。“联省自治”这个口号，是浙江人章太炎提出来的，为的是强调“联省”而非“联邦”，以防被“统一派”斥之为“分裂”，可见“联治派”用心之良苦。

   至民国九年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格外强烈起来，究其原因是因为武人长期专权，各省人民都不胜其苦，却又看不到消弭战祸重享和平的前景，于是日益对南北两个所谓中央政府彻底失望，而自谋保全家园之道的结果。正是“求人不得，不如求己”。特别是在袁世凯洪宪称帝丑剧落幕，猝死之后，北洋政府府院相争，段黎交恶，继而段祺瑞为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制造流氓围殴国会议员案，再至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扶废帝溥仪复辟，再到段祺瑞为扩充皖系实力，不惜以中国路矿之权为质，向日本举借“西原贷款”，终于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山东不但未从战败国德国手中争回，反而落入宿敌日本之手，激起国人愤怒，爆发了爱国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种种不堪回首的痛史告诉国人，寄希望于只知专制不知民主的北洋政府，只有国权的一步步沦丧，战乱丝毫未见平息之迹象。那么南方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呢？桂系军阀陆荣廷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从貌合神离到公开对抗，粤桂两家已经呈分道扬镳之势，而粤军内部陈炯明也传出与孙不和的消息。抛开主义不谈，孙大元帅要北伐，逐鹿中原，问鼎神州；段总理要直捣广州，饮马珠江。兵锋所向，无不以华中华南为战场。黎民何辜？又要遭兵燹之灾了！看来只有走联省自治一途，各省自选首脑，自定宪法，以民众的意志和法理的力量阻止外军的侵入，才是釜底抽薪杜绝内战之祸的唯一途径！

   问题是，北洋政府段祺瑞和广州的孙中山大总统都不吃“联省自治”这一套，老段迷信武力统一是一贯的，而孙大炮也早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理想，转而信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一心要北伐，以建立新的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湖南因其所处的地理中心位置，不可避免地又将成为南北军队交锋的角逐场。从民元到民九（1911—1920），北洋势力三度祸湘，先是汤芗铭，次为傅良佐，再为张敬尧，湖南人深受其害，早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承受刀兵之灾，湖南人是绝不情愿的了。为求免祸而祭起自治这个“法宝”，灵不灵先不说，总算是一套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死马医不活，不过仍是死马，若医都不医，死马断无复活之理，又怎能心甘？前清翰林出身，当过湖南省谘议局议长的谭延闿，从辛亥年就任湖南都督始，之所以屡仆屡起，总是位子还没坐热，就又被敌对势力逐走有如丧家之犬。他个人痛定思痛，也觉得哪怕是出于保屁股下的位子起见，也只有宣布自治这一条道，谁会愿意老夹在狭缝之间，过着风箱里的老鼠般的日子呢？所以他一旦借助赵恒惕、程潜的军事实力，假广州“护法”军政府之威，重归故里执掌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大权之后，马上就毫不犹豫地打出了自治的旗号，为的就是改弦更张，跳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恶性循环的怪圈。

   谭延闿在“祃电”中说：“……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时条例，公布实行……”。谭延闿真要搞“湘人治湘”了！他还要制订湖南省自治宪法呢！南北势力都在观望，湖南人却已激动起来，各种论调一齐出笼，谁都想为家乡未来的命运画出自己的蓝图，毛润之那“湖南共和国”的说法自然也在其列。

   
（三）谭延闿的“攘外”与“安内”

   无庸讳言，谭延闿的自治，与学界、商界，乃至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自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面有个“在朝”与“在野”的区别，在朝者除了谋长治久安之外，不让外人插手的真实目的，不能说没有保个人权位的私心；而在野者欲得到参政议政的发言权，也即是要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力，才是他们最为急迫的诉求。所以马上就有了“要自治不要官治”的呼声出现在本省的《大公报》上，那是该报主编龙兼公所言，直指谭延闿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一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弄得谭延闿好不尴尬。

   谭延闿也有他得力的支持者，就是当过“国务总理”的湖南人熊希龄。熊希龄是湘西凤凰人，前清进士出身，曾被袁世凯网罗进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却又暗做手脚，诬其在任“热河都统”时盗卖避暑山庄国宝，意在逼其签字解散国会，为袁氏扫清称帝的障碍。此时熊希龄闲居北京，是在京的头号湖南籍名人。熊希龄在谭延闿的“祃电”之后，立即通电支持，还约请了梁启超为湖南草拟了一份《湖南自治根本法》草案，供谭延闿参考。熊希龄给谭延闿支招曰：“此举宜于南北统一以前办成，并须经过全省人民总投票，基础方能稳固，各省自可响应，然后联省立国，可以刷新，不致为中央权奸所把持，湘亦可免为南北之战场。”熊希龄的方案基本上还是主张尊北京政府为正朔的，既主张省长民选，又要由省议会牵头，会同学商各界联合举荐三人为候选者，再交中央选择任命，方可生效。熊希龄的这一套方案在湖南一公开，就被《大公报》等报纸逐条驳斥，称其为“陈词滥调”，意在欺骗舆论。

   龙兼公与毛润之等人也拟了一份省自治法草案，公布在《大公报》上，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佯作恭维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应抓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湖南革命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而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普选，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再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省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只有这样，“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这个文件发表时，签名者多达三、四百人，一时间湖南省教育会、学联、商会、报界等各团体闻风而动，召开“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席会议”，讨论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对谭延闿造成了颇大的压力。

   谭延闿本与国民党有着密切关系，于是邀请了一批属于国民党系的人物，抵达长沙来“襄赞”湖南自治，也就是来提供意见与帮助的意思。其中有张继、吴稚晖、章太炎等。章太炎在宋教仁被刺案后，策动讨袁，遭袁世凯关押，深恨北洋政府之专权，这时候成了一个极端的地方分权论者。他不但主张各省自治的联邦制度，而且主张中央仅保留一个虚设的政府，连国会也不必设，甚至外交问题都应经各省首脑副属方能生效，他说：“或云外交大权中央不能专主，则应敌为难。不知今日所公患者，不在外人之迫协，而在中央之贩卖路矿，以偷一时之利耳。中央之所贩卖者，其实还在各省，而非中央自能有之……今使事涉某省者，皆由该省督军省长副署负其责任，督军省长去人民近，苟有奸私，事易宣露……故外交权归于各省，则贩卖自止，而应敌反易，外患亦可渐息矣。此种联省制度，为各国所未有，要之中国所宜，无过于此。”长沙的报界联合会，也请来了一位国际级的重量人物，那就是美国学者杜威。他当然赞成中国的联邦制应仿效美国，湖南不妨先行制订一个临时省宪作为全国的榜样。

   要有一部省宪法，这点大家都同意，可由哪个机构来讨论产生，却是争议的焦点。章太炎反对由省议会制宪，因为那样代表性不够广泛，可他也不赞成由人民直接制宪，他认为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他建议由全省七十多个县议会，再加上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及各社会团体共同制宪。而省议会自然不甘放弃主导制宪的权力，力主要由自己召集制宪会议。在北京的熊希龄也来凑热闹，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赴湘，将一份《湖南省自治大纲》印刷很多份，分送省内各界要人，作为研究自治法的蓝本，同时召集了全省各界名流四十余人，筹备召开自治会议。谭延闿眼看着要“艄公多了打烂船”，赶紧在9月中旬在湘军司令部以私人名义召集了第一次自治会议，与会者计三十余人，议定由省政府指派十个人，再由省议会推举十一人，组成省宪起草委员会，开始制宪工作。可社会上一得知此讯，立刻舆论大哗，坚决反对制定省宪由官绅包办。省议会方面见风使舵，也转而反对上述省宪起草委员会的组成方式，主张由全体省民推举制宪委员，来组成代表广泛民意的宪草委员会，显然是受了《大公报》毛、龙方案的影响。谭延闿没想到省议会会出面反对，只得致函议会，表示同意将起草省宪的事务交由省民宪法会议来解决，惟应如何召集组织，只能交给省议会这个立法机关负责主持。这样一来，原定由省政府与省议会合制宪草，就变成了全由省议会独家出面打理了。

   省议会争到了制宪主导权，却马上又陷入了内部的意见分歧之中。有人说，在搞省自治之前，先应恢复县自治，而且要完善一套县自治草案，再在县自治的基础上进而议省自治问题；有人大批特批熊希龄的《自治法大纲》，并拟出了自己的长达上百条的省宪草案。省议会勉强协调，召集了专题会议一次，推举出十一人为理事，负责研究草案条例。但这时社会上的舆论更进一步转为对省议会的不信任，指出此届议会任期已满，在法理上已经失去民意代表之效力。谭延闿不是个性格强悍的人，凡事总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曾被讥为“混”型政客，他自己反自嘲说“混之用大矣哉”。他原来以为这难办之事已有省议会代庖了，正乐得躲个清静，没想到又横生此枝节，正在不知所措之际，人民已经不耐烦了，在“双十”国庆日举行了上万人的大游行。省会的三十多家团体联名向省政府递交了“敦促尽速制宪”的请愿书，指责政府和议会“或则徒托空言，或则各执己见，或则存心敷衍”，要求由人民直接制宪。

   谭延闿宣布自治，进而要制定省宪法，为的是造成湘人治湘的局面，为自己披上一层法理的铠甲，使南北两个以中央政府自居的强势集团不能轻易染指湘境，也就是主要以“攘外”为目的。可他没想到的是，此议一开，众说纷纭，各种看法和政见互为抵牾，湖南内部矛盾大爆发，使他穷于应付，“安内”尚且不暇，甚至似乎比“攘外”还难！事情延宕到当年的10月份，湖南内部仍是莫衷一是，在北京的熊希龄看着着急，发来通电劝告湖南乡亲们，说：“……今当吾湘粗定，南北政府均无能力干涉之时，大好机会，倘不利用，迨至事过境迁，或推代表请愿于中央，而中央不理，甚至求见当道而不可得，或集公民开会于地方，而地方不准，甚至结社出版而不可行，吞声忍泣，虽悔莫追……切望诸公注重根本，迅劝各界互相容让，速告成功，方合民族自决之精神，免贻再误桑梓之大罪，同心协力，是在诸公。”他这番话实有所指，因广州护法军政府内部桂系失势后，陆荣廷已出现投向北洋方面的迹象，而段祺瑞正欲利用此一对己有利之形势，发动南征而“统一”全国。谭延闿也知时不我待，赶紧向全省各县发出电报，征求对省议会拟定的宪法会议组织法的意见，以便迅速确立湖南的自治地位，作为对北京政府刚刚颁发的“统一令”的抵制。可他没想到，后院先已失火了——湘军内部发生了兵变！

   几个月前的驱逐张敬尧战役，乃是湘军几个派别联合行动的成果，可谭延闿当上了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属于他一派的人物自然多占据要位，而赵恒惕、程潜二派的军人们就暗存不服心理。这种心理又被一直想要北伐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方面所利用，孙中山为扫清北伐进军路线上的障碍，暗派周震鳞到湖南策动程、赵派军人，干扰谭延闿的自治进程。程派军人终于发起兵变，先在平江以索要欠饷的名义枪杀谭延闿亲信，继而有李仲麟调动军队，喊出“除宵小，清君侧”的口号，实则对谭延闿形成逼宫之势。谭延闿为了稳住赵派，宣布将湘军总司令的头衔让给赵恒惕，可老赵却堂而皇之地说，公职岂可“私相授受”，硬是逼得谭延闿召开全省军政要员扩大会议，公开让职于赵，才接受下来。

   谭延闿知道立宪以自保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知趣地自下台阶，又将省长之位让给了民政长林支宇，然后离湘出走，去了上海，寓居观风以待时机。他后来的行为果然说明，政治人物之间没有永远的敌友之分：正是策动推翻谭延闿的周震鳞，引荐他反投入孙中山的北伐阵营，谭即宣布放弃“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服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便使谭谋湖南自治其实不过是出于自保自固，而非真有此种政治理想的真相暴露无遗。

   
（四）城下之盟逼出个省宪法

   谭去赵代，湖南换了一朝“天子”，可夹在南北势力间的危殆地理位置不会改变，赵恒惕仍要面对“攘外”的难题。所以他宣称“继承谭公未竟之志”，继续推行制定省宪，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程派的军官李仲麟等并不给老赵面子，继续凭武力闹饷，不听新任湘军总司令的命令。可赵恒惕却不是谭延闿那样的性格，加上他本来手中掌握的军力就强于谭，于是立刻以铁腕镇压哗变，杀了李仲麟一干人等，将程派彻底粉碎了。至此湘军一统于赵，已不再有谭、程二派的地位。赵恒惕先解决了武装方面的“安内”问题，接着来在文治方面施展手段，要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制宪问题。他操纵代省长林支宇的省政府，与自己控制的湘军总司令部一起，“军民两署”协议定下“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决定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之学者，负责拟出省宪草案，再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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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自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湖南独立和现在的台湾独立，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联邦制虽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在中国很难不变成军阀割据。另外现在的经济基础跟那时候比也不一样了。真要再搞联省自治，上海还会不会是金融中心都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