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提升闽南文化的关键人物--南侨陈嘉庚评述

习惯单恋

转自福建侨联网


提升闽南文化的关键人物
——南侨陈嘉庚评述

陈长源（台湾）　江炳伦（台湾）

一、前言

　　中国民系（闽南）文化节暨第二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的相关活动于今年元宵前后在福建泉州举行，笔者承邀参与盛会，得以感受闽南优质文化的蓬勃气息。上个世纪以来，闽南文化与教育水平逐年提升，致人才辈出，造成人文荟萃之地，其重要关键人物应属闽侨陈嘉庚的贡献。
　　笔者来自台湾，对陈嘉庚的了解多阅自大陆学者的研究报告，其一生事迹中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其在海外事业有成之时，仍不忘家乡文化教育的落后，愿意倾资兴学，为闽南文化教育的提升作出重要的贡献与影响，在侨居地为维系中华文化，积极参与华侨教育事业并鼓励华侨子弟回国就学，当祖国有难时，总是一马当先筹赈救亡，表现无私无我的爱国精神。
　　陈嘉庚从１８７４年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的出生到１９６１年北京逝世，其一生经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扮演不同的历史角色，本文限于篇幅，仅就辛亥革命前后，其爱乡爱国，维护中华文化，奉献教育事业的重要事迹略述一二，匆促成稿，尚请专家学者惠赐指教。

二、关怀闽省政局积极筹款救乡

　　辛亥革命时期，华侨追随孙中山，纷纷参加革命活动，对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起过重大的作用，孙中山所称的“华侨为革命之母”，①已成为评价华侨伟大贡献的名言。福建是我国主要侨乡之一，闽籍华侨广泛分布于南洋各地，人数众多，不但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而且还返回国内进行革命活动，对福建侨乡的辛亥革命运动起过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的总人数约五六百万。据《东方杂志》估计，１９０７年华侨总数达到６，３１７，３８９人，②又据清末官方估计，散处世界各地的华侨人数“不下五百余万”，③其中９０％以上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其次分布在美洲、日本、澳洲、南非等地区。华侨籍贯几乎全为广东、福建籍，其他省籍的华侨人数所占比例极小。福建籍侨胞人数约占华侨总人数的４０％，④约２００多万人，主要侨居在菲律宾、缅甸、英属海峡殖民地（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荷属东印度（现印尼）婆罗洲等地，侨居在暹罗、印度支那地区的闽籍华侨相对较少，但也有一定数量。
　　闽籍华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表现杰出，其中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光复各地的武装斗争。福州、厦门、泉州等地的光复起义，都有归国华侨参加发动和领导。⑤就福建籍的南洋华侨来说，大多数人是说闽南方言的厦、漳、泉人士，少部分是属于福州方言、兴化方言和客家方言群体的人士，他们又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菲律宾，而新、马正是海外华侨支援辛亥革命的中心，所以上述地区的闽籍华侨中出现了一大批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骨干分子。
　　闽籍华侨在南洋多从事于商业贸易，其中不乏富商、资本家，他们有的原来就是当地华侨社团的领袖，具有号召和影响力。如陈嘉庚、陈楚楠、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郑螺生、李源水、庄银安、徐赞周、萧佛成等著名革命骨干，都属于这一阶层。因此，闽籍华侨在建立革命组织和筹款助饷方面能有特别重要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⑥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以后，中国各省相继独立，捷报传到海外，广大侨胞莫不欢欣鼓舞，随即出现了筹款支援国内各省光复斗争和革命政权的热潮。“马来西亚广大的侨众投身于实际的反满行动之中；成千上万的人剪去辫子，焚烧代表满清的龙旗，并蜂拥而出向革命军捐献款项。”⑦１９１１年１１月，福建光复，闽军政府建立，百废待举，需款孔急。军政府建立了专事筹款的“筹饷局”，由黄乃裳兼任局长；闽都督孙道仁发表《致南洋兄弟父老书》，请求南洋支持新政权，“更集巨款，克日汇闽。”新加坡闽侨积极响应，在陈嘉庚、陈楚楠、陈祯祥等人的首倡下，于１１月１３日齐集于源顺街天福宫，召开闽侨大会，讨论募款救济闽省问题。该日出席会议者不下千余人，以天福宫正董陈武烈为临时大会主席，议定组织福建保安会，强调筹款主要是在帮助闽省军政府维持地方治安，并议决公举成员２０名，且此２０名有权加以举派他人协同劝捐。⑧当天会场上捐得２万圆叻币汇往福建新政府应急。此后，陈嘉庚领导的保安会“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由是民气更形兴奋，各处地方安定如常。至全省光复，只福州小有纠纷，立即平息，死伤甚寡。”⑨
　　福建保安捐是具历史性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一周后影响广东华侨亦组广东保安捐。马来西亚怡保、槟城、雪兰莪、霹雳等地的同盟会也纷纷集会筹款，迅速汇款支持福建、广东和其他省市的光复事业。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连闻名的保守维新人物、锡矿大王胡子春（永定县人）也剪掉辫子，捐献了５０００元叻币巨款支持革命。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仅仅４个月时间，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支援国内革命的汇款总数已达叻币８７万多元，其中２７万元汇往福建的革命政府。⑩
　　据会计，福建光复前后得到的华侨捐款，总数“不下二百万元”。⑾闽籍华侨捐献的巨款，不仅支持了革命力量光复全省各地，而且使故乡土地上刚刚诞生尚十分脆弱的革命政权得以稳定，从而有利于建立新的政权体系。福建保安捐直接与间接提高了华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与观念，从而种下了日后华侨亲中国的政治倾向。
　　陈嘉庚之所以能在辛亥年获得福建保安捐的领导权，成为闽币之主，除了充实的经济地位及其社会声望外，另据杨进发研究，其社会活动力与地盘主要集中在五个组织。第一，陈嘉庚已是怡和轩的会员，会中的不少成员（如林文庆、陈武烈、陈祯祥等等），已对中国政治发生浓厚兴趣。同时，这俱乐部主要拥有闽币有财有势的社会人物。第二，陈嘉庚于１９０１年参加同盟会，对反清的目标甚同情。参与了同盟会，与思想较进步的分子相接触，这更激发其参与或领导中国政治运动的热情。第三，陈嘉庚是星州书报社的会员。第四，陈嘉庚已于１９０１年开始便成为中华总商会５２位会董之一。１９１１年初，陈嘉庚且中选为商会１０位协理之一。显然，陈嘉庚已是一位社会知名人士。⑿
　　历时９个月的福建保安捐运动，由于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奠下了陈嘉庚的闽币领导权与地位，亦是其领导的第一个帮会与民族政治有关的运动，对他一生事业影响甚大，或可是为其未来事业之衍因。换言之，福建保安捐为他将来统驭帮会，领导华侨从事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关键之机缘。

三、推展华侨教育传播中华文化

　　中国民族意识的联系为华侨办教育最主要的动力所在，但也成为其与殖民政府、中国政府两者间产生复杂万端关系的主因。因为华侨身处在两个政府之间，故其必须因应当地的殖民政权与中国情况。因而侨居地办学校，自然无法逃避殖民政府的制约。在殖民政府统治下为了保持华校的独立性，华侨教育反应出的第一个特点是由华侨自己创办的，自己管理。所谓“各国的初等教育，必有政府的提倡、援助、强迫，华侨的初等教育，完全出于华侨的自动”。⒀侨校自始多是由同乡会集资筹办，由董事会管理。陈嘉庚认为当时新加坡教育的一般情况是：
　　（学校）量的方面虽略有可观，质的方面不免尚差，其原因不外各自为政，泛而无统，或董事校长任用私人，或因陋就简，种种弊端，颇为不少。盖无教育会之机关与监督领导，亦无我国政府视学员为之纠正，且为各校经济概系自筹，既无财力，虽有教育会亦等于无。⒁
　　华侨教育之最终目的，的确是起于认同中国的侨胞普遍恐惧着“子弟为习俗所染，数典忘祖”，故“教育事业，就因之而生”。陈嘉庚曾说：“祖国当局，无论走哪条路，亦须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因为这是救国保种之道”。⒂所以华侨教育的特质：最重要的是要保住华侨的民族性，对祖国有清楚的认识和爱护，这样的教育宗旨，也就决定了华侨学校的课程多注重祖国语言，学制取之中国，教师来自中国，而课本、图书、仪器也购自中国。由此可知，对家乡的关怀的确是华侨办教育最初的原动力，其认同中国的倾向，也促使教育的力量深入侨界，造成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普遍高涨。
　　学校受到重视，当然有助于华侨对中国的认同和参与，所以这种“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靠教育来维持。因华侨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使华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重建了和中国文化的联系，唤起了华侨民族意义的觉醒，增强了华侨的团结。华侨教育，特别是华侨学校在产生的阶段，就已经通过血缘和地缘的纽带，把宗亲帮派内的华侨联结起来，故受华文教育的华族领袖将办教育看成是团结华人的最佳方式，并且侨办教育亦有助于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故新加坡的华侨常以支持或提倡教育为己任，往往个人既是侨领，又是学校的赞助者或董事，陈嘉庚即为最显著的例证。
　　陈嘉庚对教育事业之关注始于１８９４年，当时他捐助２０００元在家乡集美办了间惕齐学塾。⒃时年２１岁，尚属年轻。惟这之后一直到１９０６年，未闻他对叻闽二地之教育事业，曾给予特别的垂顾。直至１９０７年这股热忱方始复燃。在此之前的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客帮、潮帮及广帮人士先后在叻各地创办了数间小学，有鉴于此，福帮也不甘人后地发起创办道南学校俾专供福建子弟就读。创办之初，陈嘉庚仅为１１０⒄名创办人之一，后来被选入共有６０名委员的董事会中，亦为２４名专责兴校事宜的负责人之一。截至１９０７年１１月止之筹款活动中，共取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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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办厦门大学提升闽省文化水平

　　许多华侨也曾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但如陈嘉庚这样对教育有着很高的使命感，并且不厌其倦，博得倾家兴学的称誉，是极为特殊的。做为一位华侨富商，他具有华侨办教育的诸多特质；政局纷乱的一种救国之道，或者是突显其本身对侨乡的关怀，甚至有时超过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关心。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陈嘉庚的海外事业仍继续发展。由于推翻满清王朝，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并未带给祖国繁荣与富强，内政混乱，外侮日深，国几不国，陈嘉庚痛心疾首，他写了“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大声疾呼“吾国今处在列强肘掖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44)国家民族急起力追，需要大批专门人才，在创办集美学校的过程中，他多次遇到校长难找，教员难聘等困扰，深感大学教育的重要性。他把大学在教育中的地位比为机器中的发动机，而中小学和中等专门学校只是它的附属品，“欲求附属品发达，非赖有完全之发动机不可”。(45)改变专门人才和中等学校师资奇缺的办法，“非速筹办大学及高师，实无救济之良法”，于是他决意回国倡办大学，以此希望有志之士闻风既起，同心协力，振兴中华。
　　１９１９年５月陈嘉庚回国时，正是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中华民族出现新的觉醒之时，尤其“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也给他办学的活动以很大的推动力，其重回集美家乡，即亲自四出勘查校址，最后相中了厦门五老峰下的演武场一带。演武场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练兵之所，清代为阅兵场，在校址的选择与考虑颇为深远，蕴涵了其对侨乡的重视和身为华侨的主观愿望。他在“南侨回忆录”中曾说：
　　教育事业原无止境，以吾闽及南洋华侨人民之众，将来发展无量，百年树人基本伟大，更不待言，故校界之划定需费远虑。西既迫近乡村，南又临海，此两方面已无扩展可能，北虽高山若开辟车路，建师生住宅，可作许多层级由下而上，清爽美观，至于东向方面，虽多阜陵起伏，然地势不高，全面可以建筑，颇为适宜，计西自许家村至湖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面积约２０００余亩，大都为不毛之公共山地，概当归入厦大校界。(46)
　　此校地风景奇佳，北面五老峰，峰下有古刹南普陀寺，南面濒临大海，山水映辉，距市区约五六里，巨轮入港必经附近海面，与南洋交通联系方便，方便侨胞子弟回国求学。陈嘉庚重视厦门之地理位置，是因为“厦门虽居闽省南方，然与南洋关系密切，而南洋侨胞子弟多住厦门附近，以此而言，则厦门乃居适中地位，将来学生众多，大学地址必须广大，备以后扩充”，(47)从百年树人眼光，学校规模要发展为数万人，这里的条件最为理想。选中校址后，陈嘉庚印发“筹办福建厦门大学和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阐明创办动机和目的。
　　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通，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知识，不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