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杂谈之寒柳专帖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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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天涯看到一张讨论美女故乡的帖子，本来这种关于美女故乡的常识性问题无需多言，但对于那些得出的所谓“山东女孩最美”，“湖南方言最难听”之类的近似白痴的结论则让我不得不再次键入几个汉字，教育这些白痴一下[因为当时因为技术问题未能回帖]。
　　[一]
　　论及美女故乡，普天之下惟有三地——四川东、北[以成都、重庆为代表]；湘西、北[以长沙、洞庭湖流域、桃花江、芷江、娄底、凤凰为代表]；江浙古吴越地区[以杭州、苏州、扬州为代表]。
　　川妹子娇俏可人，桀骜泼辣，重实际，重时尚，有高消费习惯。湘妹子娴熟多情，性情刚毅，最是贤妻良母型。吴越女子柔情似水，清丽婉约，最得美人风致。如果用红楼梦上的三个女子形象比喻一下[虽然不甚准确]，那么晴雯的性情接近川妹子；宝钗的性情接近湘妹子；黛玉的性情则体现了吴越女子[本来黛玉既是此地人]。因此，川妹子适合做情人，湘妹子适合做妻子，吴越女子适合做红颜知己了。
　　[二]
　　论及方言的好听与难听绝对不能“统而论之”，但无论如何是不会得出“湖南方言最难听”之类的白痴性结论。实际上恰恰相反，对于男人，最恐怖的事情无非遇到山东女孩发嗲，简直起鸡皮疙瘩。
　　各个地方的方言其内部都存在差异，只是大小问题。厦门、泉州、福州作为福建省相邻的三座城市，其各自方言差异何其大，在外国人听来的感觉就好比一个中国人同时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的感觉。而湖南的湘方言据我所知至少存在四种差异很大的方言内体系，一是以长沙为代表的新湘方言，二是以衡阳为代表的衡阳湘方言，三是以桃源、芷江、常德为代表的常德湘方言，四是以娄底、凤凰、张家界为代表的湘西湘方言，是川化较大的湘方言。其他的湘方言我不敢下结论，但长沙话初听起来类似韩语，一经湘妹子之口说出，抑扬顿挫，轻轻柔柔，感觉就两个字——陶醉。
　　至于四川方言内部差异也还大，但总的说来，其隶属北方语系，由于四川地处南方，其人文环境，自然气候的影响下，逐步南化。所以四川方言听起来既雅又俗。至于吴越地区的吴方言则没得说——宋室南渡后这里既是全国的中心，当时南宋婉约词即繁盛于此地，尤以姜夔所开创的格律词最为著名。所以吴音呢喃，莺莺燕燕，试想，“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一群采莲越女熙来攘往，何其境界？！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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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以后，我有一个外号叫西毒。”这是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的第一句台词。这句打破时空界限的台词成为了抛弃宏大叙事立场的后启蒙时代的典型话语。
   后启蒙时代是一个不断消解启蒙，反叛启蒙的时代。现代主义文学正是诞生于这样一个大历史时代下的文学主潮。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就是后启蒙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被消解中丧失社会话语霸权与公共性的历程。在后启蒙时代已经看不见启蒙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站在话语霸权的顶峰，以启蒙为己任，如洪水猛兽般集体向基督教义与专制王权发难的壮阔的历史画面；取而代之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由广场走向书斋，由群体走向自我，由外部世界走向内在心灵，由启蒙走向反启蒙。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被消解中丧失社会话语霸权与公共性，呈现出集体“失忆”与集体“失语”的奇特现象。
   在集体“失忆”与集体“失语”的奇特现象中，精英知识分子一手创造了自筑樊篱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是后启蒙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遭受消解的梦魇中的呓语。“自筑樊篱”乃是现代主义文学在思想艺术上呈现出的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最大特征，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宏大叙事立场的丧失；二、消解“中心”与消解“话语”；三、表象与意想的逻辑背离（或语言的非常规运用）。所以今天我将就自筑樊篱的现代主义文学以上三大“樊篱”进行初步的阐述。

   “藩篱”之一：宏大叙事立场的丧失。
   在阐释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对我所谓的启蒙时代做一点必要的解释。所谓的启蒙时代乃是指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19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革命这样一个大历史时代。这个时代是西方资产阶级先后在文学艺术领域、思想哲学领域、政治经济领域全面战胜基督教义和专制王权，推翻封建专制主义集权体制，建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社会的大历史时代。因此“后启蒙”这个肇始于资产阶级在西方全面胜利，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人类自我解放迷梦的时代是一个全人类集体孤独无聊的时代。
   在启蒙时代这个大历史时期，文学领域经历了大小不同的许多思潮，但我们可以用“启蒙时代文学”加以囊括，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以及“后启蒙时代文学”（即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并列为迄今人类文学所经历的四大发展阶段。因此，当我们有如是认识之后则可以首先比较出启蒙时代文学与后启蒙时代文学的显著差异：即宏大叙事立场的丧失。
   启蒙时代文学以宏大叙事立场承载具有浓厚人性色彩和人文色彩的启蒙思想，可以说，整个启蒙时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品无一不是秉承宏大叙事立场的作品。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以《失落园》为代表的弥尔顿三大诗作，歌德诗剧《浮士德》，拜伦与雪莱的诗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三大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其他许多在世界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都试图在一部作品之中通过囊括广阔的社会背景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剖析社会弊病，指引人类以光明的未来。这些史诗般宏伟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看作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集体受难的体验。它们昭示着人类寻求自我解放，寻求真理与光明的精神历程。
   然而，当启蒙的硝烟逐渐散去，理性精神遭受怀疑与批判，信仰与道德体系一再坍塌，丧失社会话语霸权与公共性的精英知识分子放弃了以宏大叙事立场对社会历史的自我阐释，在集体“失忆”与集体“失语”中转向对自我心灵世界的缠绕，对卑微委琐的个体的临摹。现代主义文学在宏大叙事的余晖的阴影下低吟彷徨，顾影自怜。

   “藩篱”之二：消解“中心”与消解“话语”。
   启蒙时代文学以建构“中心”为己任：思想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时空的“中心”，而现代主义文学则以消解“中心”为己任。这种消解可以是对“中心”的模糊，甚至可以是将“中心”完全抛弃。所以，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同样是站在领悟性阅读的立场去阅读作品，启蒙时代文学作品必须知道它的“中心”是什么、在何处才能够实现对作品的领悟，而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则不然，你只需要截取作品中的一个横截面就可以实现对作品的领悟。
   至于现代主义文学消解“话语”则包括消解“话语”内容和“话语”界限两个方面。话语即是指被叙述者“话语”和叙述者“话语”，或者说是作品表层的主体“话语”和作品潜在的客体“话语”。传统文学（包括中世纪文学和启蒙时代文学）在“话语”内容和“话语”界限两个方面有严格的规范，而现代主义文学则一反常态，试图通过作品中被模糊甚至被打破了界限的主体“话语”和客体“话语”来传达一种被消解了的“话语”内容。所以，意识流作品经常出现一个作为叙述者的“我”和作为一个被叙述者的“我”的共存现象。所以，试图通过现代主义文学被消解了的“话语”内容来解析出作品表层的主体“话语”和作品潜在的客体“话语”往往是徒然而无所获的。

   “藩篱”之三：表象和意象的逻辑背离（或语言的非常规运用）。
   表象和意象的逻辑背离最典型地体现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象征派作品中。传统文学（包括中世纪文学和启蒙时代文学）追求的是一种表象和意象的和谐统一；一种“周围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天人和一。这一点在中国的唐诗宋词和先秦散文之中体现得尤其鲜明：语言讲求精准与典范，意象讲求鲜明与蕴藉，表象和意象之间遵从一种严谨的逻辑风格，昭示着一种和谐的优美。相反，现代主义文学因为 “中心”与 “话语”的消解，或者说要达到消解“中心”与消解“话语”的目的则人为地肆意破坏着这种表象和意象的和谐统一；破坏着“周围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天人和一。但是现代主义文学表象和意象的逻辑背离不是一种“真理谬误”，而是一种“审美谬误”。这种“审美谬误”是通过砸碎镜子，让支离破碎的意象世界来扭曲、片面、混乱地反映表象世界的。因此，面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如果我们按图索骥地试图在意象与表象之间解析出一套逻辑规则从而达到意象与表象的互相验证，结局无疑是荒谬可笑的。

   总之，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后启蒙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遭受消解的梦魇中的呓语，自筑了三大“樊篱”：一、宏大叙事立场的丧失；二、消解“中心”与消解“话语”；三、表象与意想的逻辑背离（或语言的非常规运用）。
   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发展、繁荣，并且在此之中又孕育出更为极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历程是人类经历启蒙的醍醐灌顶之后蓦然醒悟，变得集体孤独无聊的历程；也是后启蒙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被消解中丧失社会话语霸权与公共性的历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筑樊篱的现代主义文学既是后启蒙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遭受消解的梦魇中的呓语，也可以说是精英知识分子在后启蒙时代集体意淫的产物。
以上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话题是《自筑樊篱的现代主义文学》。不当之处请诸位斧正，谢谢。

   2005年3月28日于长沙岳麓山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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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一旦陷入困境就必须回过头来反思一番，并在该文化源头中寻找新的精神力量。同样，我认为解决白话诗发展困境的唯一出路（也是根本出路）在于回归传统，在古典诗歌中吸取新的精神营养。
　　很明显，我的立论前提是将中国的古典诗歌与现代白话诗看作一条自然发展的河流，既是说我在学理上已经排除了西方诗歌对中国现代白话诗的影响等诸多因素。这倒并非我对西方诗歌的影响力视而不见，而是因为我探讨的是一些核心的东西，至于细枝末节的外在因素则可以在学理上姑且忽略之。
　　（一） “诗”、“歌”同源
　　众所周知，中国的诗歌（各种体裁的诗）有两大源流：一是开创现实主义传统的《诗经》；一是开创浪漫主义传统的《楚辞》。考察中国诗歌之源，我们则从这两部著作入手。
　　《诗经》中的大雅和颂几乎都是用于祭祀燕飨的乐歌。小雅和十五国风则直接来自民间，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歌民谣，因而最具有代表意义。每当读到十五国风里的一些章句，我便想到苍莽开阔的中原大地上到处是劳作的人们，而天地间则响彻着一曲曲通俗古朴的民歌。
　　《楚辞》以屈赋成就最大。屈赋作为楚辞的代表作除具有幻漫诡奇、幽微绵缈、低徊婉转、韵致悠长等特点外最大的特色便是吟则为诗，唱则为歌。《离骚》已初露端倪。《九歌》则为王逸所明确指出是歌舞之乐。不但如此，实际上《九歌》已经具备了原始歌剧的诸多因素。
　　所以，中国“诗”“歌”实际上是同源的，“诗”即“歌”，“歌”即“诗”。
　　（二） 诗歌分流——由俗到雅的蜕变
　　（注：这节所说的诗歌是“诗”和“歌”的原始综合艺术，即“诗”和“歌”的同源，不是现代意义的诗歌，也不等于现代意义的“诗”加上“歌”。）
　　诗歌分流的确切年代不可考，但《诗经》、楚辞以文字的形式作为诗集的出现则表明当时文人已经意识到诗歌除了“歌”之外还可以“诗”，即是作为具有独立审美艺术而存在的价值。大概直到《古诗十九首》的成集才表明当时的文人已经进行“诗”的文学创作，诗歌分流已成事实。
　　诗歌分流后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俗到雅的蜕变。无论《诗经》，还是楚辞，最初以“诗”、“歌”同源的面貌产生于民间，要么是俚俗性的，要么是地域性的，当经过文人加工整理成集后，现代意义上的“诗”出现了，于是民间的俗蜕变为庙堂经院的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上的雅就是俗，至少是由俗蜕变而来的。这好比工业文明来源于农耕文明，高等教育与西装革履双重武装下的现代都市人的祖先全部都是俗不可奈的大老粗、乡下人一样。
　　我不了解西方文学史上如何，但在中国，雅俗对立，雅俗论争由来已久，这实在是中国文化上的第一等无聊之特色。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一旦西装革履就开始鄙视乡下人，这是鄙视自己的祖先。
　　（三） 意境与韵致
　　 诗歌在审美上包含两大要素：意境与韵致。
　　意境是诗歌与其所表现的时空的一种相对状态。诗歌与其所表现的时空越接近，则境界越写实，反之，则越奇幻。境界无优劣好坏之分，只有高下之别。只有最大程度上恰当处理诗歌与其所表现的时空之间的相对状态才能创造出较高层次的意境。这个“最大程度上恰当处理”可以在学理上假设一个数据，其意义犹如黄金分割点。
　　意境与韵致是相依而存在的。它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得以相依而存的意义。譬如一件衣服，如果把穿在身上的总体感觉喻为意境；那么首次看到它的时候，它的颜色、款式、质地、大小给你的直接感观则可以韵致喻之。由此，我们明了，意境是一种灵魂上的审美；韵致是一种形态上的审美。在诗歌中，修辞、意象、词汇、格律、章句等综合发挥作用共同创造出韵致。既是说，优秀的诗歌一方面要最大程度上恰当处理诗歌与其所表现的时空之间的相对状态，从而创造鼋细卟愦蔚囊饩常灰环矫嬉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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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方周末》作为一份精英知识分子主办的报刊，一直以来倡导“正义、爱心、良知”，在大众传媒界掀起了一股“南周风潮”。它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市井大众文化的结构分野，其发展历程深刻折射出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破产之后面临的困境以及在此困境之下的文化突围。因此，《南方周末》的兴衰成败隐含了深层的历史、社会、政治背景。本文试图将《南方周末》看作一个社会文化现象，通过对其兴衰成败的解析，拔开迷雾，发掘其中隐含的深层历史、社会、政治背景。

关键词：“自由主义运动” 知识分子精英文化 民间主义 批判主义


一、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运动”：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败退与新生

改革开放犹如一把时代的钥匙，当它以诚惶诚恐的复杂心态开启中国国门的时候，也在不知觉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当无数被专制传统文化所压抑着的国民以初生婴儿的好奇领略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现代气息的时候，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数百年历练所建构的西方民主宪政与自由主义思潮亦伴随着西方的物质文明如滔滔洪水般侵袭着这遍古老的东方大地。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所出现的“逆向种族主义”属于东方人对西方世界狂热的原始膜拜思潮，那么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意识形态”[1]主流思潮——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则表明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对西方世界的理性思考与探索。[2]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政治自由主义者）并不对中国的国情做出精确的分析，企图采取激进的手段对政府施压，从而实现将西方的民主宪政强加于中国的土地上。当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发动一场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力的“自由主义运动”[3]而将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付诸实践的时候，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宣告了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潮的破灭以及政治自由主义者的瓦解，由此引发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大败退。
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大败退势出必然。所谓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乃是一种由精英知识分子所建构的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传统，半依附于现有统治政权，且半契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经院学术文化。“自由主义运动”以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宣告破产，政治自由主义者的瓦解加剧了精英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的矛盾。精英知识分子所建构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势必抛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媾和，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及统治政权分道扬镳。失去统治政权默许甚至支持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因此而面临生存的困境不得不另寻出路。因“自由主义运动”破产而瓦解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失去了登上政治舞台的勇气，失去了继续为自由主义而战、为实现中国民主宪政而战的勇气，于是流向市井，成为大众文化的推动者。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政治背景下，精英知识分子所支撑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必然寻求与市井文人所推动的大众文化合流。这一合流在历史上大概是第一次，它标志着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传统，半依附于现有统治政权，且半契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经院学术文化的市井化、大众化，彻底的影响并改变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市井大众文化的结构分野。自此，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大众化以及市井大众文化的精英化便成为了九十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现象。在笔者看来，《南方周末》正是这种主流文化现象的典型文本。
《南方周末》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到1994年12月30日（第568期），主要定位为社会娱乐咨询型的周报，面向市井平民。1995年1月6日（第569期）到1997年7月19日（第701期），实现转型，开始尝试对社会新闻的深度报道。随着《南方周末》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市场开拓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其决策层敏锐的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于是做出了继续深化改革《南方周末》的决策。从1997年7月26日（第702期）到1999年12月24日（第829期），主打调查，批评性报道，其中相当一部分采取了深度的报道手法，已经接近主流媒体，受众面向有责任的社会群体。从2000年1月3日（第830期）至今，成为主流综合媒体，受众以有知识、有思想和有责任感的主流人群为主体。综观《南方周末》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看到，一份市井平民的大众文化报刊逐步朝着思想性发展，秉承“正义、爱心、良知”的宗旨加强着人文社会责任感的建设，看似是市井大众文化的精英化。然而，笔者却认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介入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败退才造就了《南方周末》的走向。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由经院走向市井，由庙堂走向市井，并与市井大众文化合流才为市井大众文化注入了人文精神。这样一来，市井大众文化在精英化中得以自赎，摆脱了单纯的市井享乐和世俗精神，朝着高贵的人文领域发展，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也在市井化中获得了大众的支持而实现了新生。

二、民间主义[4]：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新走向

当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由经院走向市井，由庙堂走向市井，并与市井大众文化合流，在市井化中获得了大众的支持而实现新生的时候，就注定了《南方周末》势必以新的民间主义为立场和出发点。民间是一个相对与庙堂的概念，具有广义的社会文化外延和深刻的政治内涵。我们在理解民间的概念的时候必须明白，“非官方”并不等于民间。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是一种由精英知识分子所建构的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传统，半依附于现有统治政权，且半契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经院学术文化。但我们并不能把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定义为“官方”文化，须知，在“官方”和民间之间，还存在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在此空间之中，存在着广大的文化生存状态。
民间主义既是一种叙事视野也是一种政治立场。总的说来，具有两大特征：1、非官方权力形态；2、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从《南方周末》对社会的纵深调查和报道可以看出，《南方周末》正是秉承的一种民间立场对社会进行审视与批判。实际上，当知识分子精英文化选择和市井大众文化合流开始，民间主义就成为了其实现新生的救命稻草。以民间主义为立场和出发点，使得与社会保持深度结合成为《南方周末》一贯的作风，诸如，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照，对社会现象的纵深观察，对腐败与官僚统治的严厉批判，对官方舆论的惯性质疑，对市井平凡事件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南方周末》给了广大受众以全新的体验和感受，逐步被广大平民视为舆论“代言人”。
《南方周末》正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赢得了民间的支持与赞誉。民间主义成为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市井大众文化实现合流的前提与动力。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考虑，“民间”始终是处于弱势的地位，特别是在民主宪政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贯彻，政府处于官僚统治的强势状态下，民间主义越来越受到挑战。从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的系列报道到对张君案的反思，从关于朱镕基总理的全版巨献到对于非典疫情的纵深报道，从批判官僚体制，揭露贪官污吏到关怀弱势群体``````《南方周末》展示出了大无畏的勇气和魄力，展示出其不同于官方舆论的报道姿态和审视立场，展示出其对立于官方的民间立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南方周末》的尴尬处境和压力。失去统治政权默许甚至支持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所走的民间主义在《南方周末》这份报刊中究竟能够坚持多久？失势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在和市井大众文化合流中通过对市井大众文化的人文改造是否能够实现其真正的新生，能否顶住官方的压力一直走一条独立自主的民间路线？相信，当我们关注现实的时候，我们会得出自己的答案的。

三、批判主义：骑虎难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败退之后，精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在政治权力的狭窄生存空间中沉浮，时刻面临着被“放逐”的危险。首先“自由主义运动”以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宣告破产，精英知识分子已经和统治政权产生了矛盾，至少存在难以弥合的心理阴影。猜忌、防范成为斗争的常态。其次，市井大众文化的泛滥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世俗物欲的诱惑。如何保持精英知识分子的地位，如何保持精英知识分子的警觉性和战斗力，这始终是困绕精英知识分子的严峻问题。在保证统治政权的容忍范围之内实现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主义则是精英知识分子所探寻的道路。走民间主义道路使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自救，而在民间主义的基础上走批判主义道路则为精英知识分子进化为民主精英提供了可能性。
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是建构在民间主义的立场之上，这不同于统治政权内部的批判。民间立场的批判始终被误解为对统治政权的挑战。实际上，这种挑战的确存在，不同的是，它针对的是官僚体制，针对的是及得利益集团。当然，当及得利益集团等同于统治政权的时候，只能说明，这个政权是一个专制的集权主义政权，因而精英知识分子通过民间立场的批判具有实现向民主精英进化的逻辑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南方周末》作为一份精英知识分子主办的报刊，走民间立场的批判主义路线在实现精英知识分子向民主精英进化，并以此为契机实现对大众平民的启蒙以及对民主宪政的推进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我们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中国专制传统文化中至今仍起着消极作用的因子以及中国社会目前的特殊国情。《南方周末》既然是坚持民间立场批判主义，以失势精英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问题是否存在片面或偏激？那些支持《南方周末》的广大受众是否存在“看客心理”，存在对现有秩序进行破坏的破坏者欲望或“愤青”[5]意识？《南方周末》既然是坚持民间立场批判主义，就存在批判的惯性，其批判主义也成为其迅速崛起，一纸风行于大江南北的重要因素。一旦《南方周末》展示出缓和姿态的时候，广大的受众是否会给予不正常的谴责？而《南方周末》为了维护其定位特别是作为市井化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报刊，就不得不考虑市场的因素。这个时候，《南方周末》是否背负上了批判主义的包袱？是否在不知觉中走向了自毁？并且广大受众在作为“看客”的时候，是否慢慢养成了一种畸形的“奴隶意识”，把自己看作是被统治的下层，把被批判者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须知，中国民主宪政的实现需要的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奴隶意识”。
所以，在审视《南方周末》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批判主义是否促使这份市井化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报刊骑虎难下，最终走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自毁结局。当然，我并不否认批判主义的价值以及其为《南方周末》赢得的声誉。批判只是手段，我所担心的乃是通过这个手段，或者不加节制听其泛滥，最终的结局将是怎样的。《南方周末》仅仅是一个表象，一个平台，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刻背景乃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大突围，以及精英知识分子在“自由主义运动”破产之后开始进化为民主精英这样一个历史大势。民间立场的批判主义为精英知识分子进化为民主精英创造了逻辑前提，但是批判主义本身就是一只老虎，骑在上面可以成就伟业，但想要从虎背上下来就是一个难题了。当然，但愿我的忧虑是杞人忧天；但愿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借助市井化实现自身的大突围，走自己的民间道路；但愿精英知识分子通过《南方周末》这个平台得以进化为民主精英，推进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正如《南方周末》刊首语所言：“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为《南方周末》祈祷，为“正义、爱心、良知”祈祷。



注释：
[1] 王晓明《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韩少功，蒋子丹主编《失控与无名的文化现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2] 自由主义作为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既是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运动，并且在许多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哲学自由主义（Philosophical liberalism）。其确定的定义在学术界存在广泛的争议。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代表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希冀在中国实现西方民主宪政的思潮。
[3] 对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学术研究目前在国内处于禁区，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次事件的准确学术名称的界定，姑且以“自由主义运动”称之。
[4] 文学审美领域有“民间理想主义”这一概念。它反映了一种新的叙事立场，指90年代出现的一批歌颂民间理想的作家的创作现象。“民间”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解释。文学审美上的“民间”，是指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不是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其意义也不在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民间”所涵盖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知识分子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笔者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民间”更多的体现一种政治立场而非审美立场，所以，去掉“理想”二字，以“民间主义”称之。但其意义内涵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致性。
[5] 所谓愤青，字面上讲是“愤怒的青年”。其深刻含义在于，在社会的发展中处于下层社会的青年一代（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分配之中处于边缘化的角色，从而产生的一种对社会不满甚至仇视的心态。总结愤青的种类无非两种：社会愤青和民族主义愤青。社会愤青的外延最为广泛，它是一种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性普遍现象，并且历史远比民族主义愤青久远。



参考书籍：
[1] 《失控与无名的文化现实》天涯精品系列丛书之一，韩少功，蒋子丹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2]《大众文化与传媒》，陆扬，王毅著，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0月第一版。
[3]《认同的空间》，[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4]《解读大众文化》，[美]约翰~菲斯克著，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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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1月27日，山东航空公司由广州经山东临沂前往青岛的ＳＣ4672次航班停靠临沂机场时，乘坐这一航班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临沂江泉华盛集团董事长王廷江因对乘务员要求其出示机票的做法不满引发争执，王廷江先是骂了一名女乘务员，后与值班空警张强发生争吵、撕打。随后，空警张强用手铐将王廷江铐住。约半个小时后，王廷江之子闻讯带领20余人赶到机场，砸碎候机大厅安检现场与隔离区之间的玻璃门，并强行登机，将张强拖下舷梯进行殴打。张强伤势为轻微伤，乘务员李雪莲右肘有皮下出血。

反思一:流氓痞子奈何成英雄?

"王廷江冲击机场事件"发生后,舆论纷纷给予强烈的谴责,但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评论,对王的做法表示赞许,并认为王是一个敢说敢做的"英雄".对此,不得不让人深表震惊.我们设想一下,换做美英等国,国会议员冲击机场该是如何的不可思议?在我看来,首先抛开王的"国会议员"身份,就他"冲击机场"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一事件本身,就足以对他提起刑事指控.为王的行为喝彩的人在我看来无非是2种人.其一,整日幻想暴乱,惟恐天下不乱的社会的渣滓;其二,纯粹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恐怖分子.

反思二:"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你还敢铐？"

"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你还敢铐？"这个是出自王的助手的名言,恐怕也体现了王的思想意识.全国人大代表该不该被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是什么人,职务有多高,一旦触犯了法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王冲击机场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机场民警完全有权对其行为进行制止.

反思三:人大代表的素质

　王廷江现任临沂市罗庄区罗庄镇党委副书记、沈泉庄党委书记、华盛江泉集团董事长。他还是全国知名的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五大代表。
王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企业家,以生产致富起家,一越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丝毫不质疑其人大代表的合法性,但是我对他的文化素质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应该具有的素质水准表示怀疑.从王冲击机场以及事后的种种言论表现可以看出他对法律一窍不通,所以才敢带着流氓痞子的积习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来.试想一个凭借人民赋予他代表权利而为非作歹的人大代表何以能够代表人民?何以能够维护人大代表的威信?如此人大代表,不要也罢!

反思四:机场安全

王廷江指使属下10多人闯入机场殴打空警大约持续了15分钟.这种严重违法暴力事件竟然没有得到机场安全保卫方面的有效控制。正如<南方都市报>提出的疑问:10多个人何以轻松地“过关斩将”？何以进入停机坪以及登上客机似入无人之境？何以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持续殴打空警5分钟直到其奄奄一息？何以在打过人后还可以“簇拥”肇事者扬长而去？事件发生的15分钟内，机场的警察、保安、武警、特警都到哪里去了？如果来的是恐怖极端分子，机上乘客的命运将系于何处？

反思五:何以约束人大代表?

各级人大是我国各级政权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其职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监督问责.所以对人大代表的约束当然不能来自政府.那么来自哪里?以我看,应该是来自各级人大本身,来自公众舆论.所以加强各级人大自身权力的监督与自身权力结构的完善迫在眉睫,只有各级人大自身权力的监督与自身权力结构的完善才有可能使人大发挥监督政府,代表人民的重大作用.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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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对华的侵略是依附于西方列强的，那么甲午中日战争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则标志着日本首次开始尝试以独立的姿态对华进行侵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不但再次证明了满清贵族统治下的中华帝国的不堪一击，由此掀起了一场东西方列强公然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且，让曾经师法中华的小日本看到了一丝冲出狭岛，吞并中华，雄霸东方的“曙光”。

然而，“可悲”的是，当小日本满怀雄心，壮志踌躇地策动9~18事变，妄图凭借军国主义的铁蹄灭亡中国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声丧钟被悄悄地敲响。

首先，这不再是一场列强与满清贵族统治下的封建帝国的战争，而是一场军国主义日本对中华民国的侵略。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引发的不是民族的反日思潮，而是民族精英的觉醒与反思，而是无数先贤掀起的旨在变法图强，甚至是推翻满清贵族统治的革命浪潮。9~18之后，军国主义日本每侵占中国土地之一寸，中国人之大中华民族意识就增强一分；在此大中华民族意识支配下的几乎所有中国人（不分种族信仰政见）的民族危亡意识和反侵略意识就增强一分。

9~18开始的军国主义日本的侵华战争逐渐打醒了中国人，使所有中国人意识到，日本的侵略不仅仅是对汉民族的侵略，而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属下的一切民族的侵略。9~18，国民政府没有抵抗，但被日军侵占的东北人民在抵抗。1~29，7~7，国民政府没有抵抗，但国民政府所属的爱国将领和军队在抵抗。到了8~13，情况完全改变了，国民政府终于抵抗了。

由此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军国主义日本打出了一个敢于反抗侵略，敢于独立承担民族责任的自强的政府。从此，国民政府在领导中国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正面抗战中整合了整个国家，铸造了一个新的国家高层；从此，中共在敌后进行游击和农村革命，铸造了一个新的国家下层；从此，中国不再是一个任人蹂躏的半封建半殖民国家，而是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结构和管理意识与发展意识的现代国家。

9~18带来了中国由封建贵族统治或军阀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落后国家转变为标榜民权主权，标榜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的曙光，同时，也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声丧钟。中国的觉醒与复兴由此开始了。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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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纷繁复杂，中国如何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中崛起。我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中国的崛起需要忍辱负重！

对于日本的狼子野心，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于民族分裂分子的猖狂活动，中国必须冷静对待，处之泰然，否则自乱阵脚，不攻自破。对于这些外患，既是危机与挑战，又是警钟与机遇。

众人皆知的青蛙实验印证了孟子所谓国无外患常自亡的观点。中国大可以把目前面临的外患看作警醒国人不忘自强的警钟。

历史经念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危亡关键系于自身，而不仅仅在于外敌的强弱。一个能够不断发奋自强的民族，随时枕戈待旦，即使遇到强大的外患，亦能抗挣过去，最后实现民族的崛起。这一点犹太民族给了我们最好的借鉴。

相反，一个不知自醒，不知自强，整日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民族，即使没有强敌入侵，没有外患存在，这个民族也会逐渐失去斗志，失去活力，最终消亡在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中国只有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才有能力和别人竞争，攘外必先安内！

那么，当我们将“刻骨铭心”的外敌暂且忍辱负重的放到一边，把目光放到国内的时候，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敌人究竟有那些。

1、    无所作为的庞大官僚。

他们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阻碍中国崛起的最大敌人。
他们广泛的存在于国家的要害部门；他们无所作为，也不期待有所作为；他们不愿意发现问题，不愿意解决问题，不敢正视问题，往往秉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官僚哲学；他们所作所为不是为国家，不是为人民，只求自己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最终是误国误民。

2、    难以遏止的腐败分子。

他们的危害大家都明白，我不多说，免得触动神经被删帖封ID。

3、    半官半匪的地方黑恶势力。

腐败分子虽然可杀，但他们只是间接的危害国家，是一种潜在的“恐怖分子”。相比之下，半官半匪的地方黑恶势力则是直接为非作歹。
他们往往存在于县、镇、乡、村等地方政权体系；他们的文化素养十分低劣，仗着天高皇帝远，买官卖官，勾结地方豪强，飞扬跋扈，欺压黎民，光天化日可以为非作歹而无人可以制止。历史教训也告诉我们，国家一旦陷入危机的时候，地方豪强就会成为危害国家统一腐败阶层。
建议中央政府早日采取有效措施将其压制，维护政府形象，安定国家基层，维护中央权威。
（有学者强烈建议撤消旨在适应计划经济而设立的县、乡两级政权，这个建议不错，只有撤消了这两级“压迫型”的政权才能根本上遏止半官半匪的地方黑恶势力，最终实现村民自治。）

4、    专卖狗皮膏药的伪学者、伪知识分子。

这些伪学者、伪知识分子以官僚权力控制着大量的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舆论。他们的存在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造成了学术混乱，败坏了真正知识分子的良好形象，也导致了大量立志为国奋斗的优秀人才的流失。并且他们控制社会权威舆论，混淆视听，亦官亦学，官学相护，危害不容忽视。

5、````````


以上这些中国的内敌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阻碍，只有从根本上清算了这些人，才能建设一个健全健康的国家，才能有底气面对外患，才能有势力参与国际竞争。

总之，对外患，中国需要忍辱负重，枕戈待旦；而我们要做的切实工作在于“安内”，首先消灭内敌！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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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鲁迅的伟大在于他代表了与邪恶进行殊死搏斗的正义，代表了与官僚阶级对抗的知识分子阶级，代表了与官方立场对立的民间立场。所以鲁迅的伟大是一种睥睨凡俗、傲视群伦的伟大，而正是这种伟大造就了其前后不见古今人的孤独。所以鲁迅是一个既得风气之先，亦绝此风气的伟大而孤独的思想者——世俗的李敖学不来，浅薄的余杰亦学不来！
实际上，鲁迅并不惧怕这种孤独，相反，鲁迅在最初进行自我精神的塑造那一刻起就已经把自己定位在启蒙思想家的地位。换言之，鲁迅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等同于大众之一，而是把自己置身于万物之上[“横眉冷对千夫指”是真，“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假]，以自我为终极裁判俯瞰世间一切。所以，客观上鲁迅的思想不属于任何一种体系[他抨击传统道德与文化，亦反感西方的“fair play”精神]；主观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愿意容纳他[包括后来夺取政权的左翼思想阵营]。所以，身前身后，种种骂名随之而来——右派说他“鼓动暴乱”、“勾结匪徒”、“抨击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左派说他“尖刻”、“偏激”、“阴郁偏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对他深为不满；剩下的一群“不左不右”的人则说他“无聊”、“无意”、“无情调”，对他不屑一顾，冷漠置之。
这就是鲁迅——一个具有悲壮意义的伟大而孤独的思想者！
            [二]
鲁迅代表正义，代表民间，代表知识分子。鲁迅不是主流意识与正统思想所宣扬的道德理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楷模。
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总是试图把社会的一切阶层[尤其是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阶层]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自古以来，除了几个少有的乱世，知识分子几乎没有独立的地位，直到今天，仍然被主流意识与正统思想强迫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就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必须无条件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与正统思想所左右，稍越其轨即遭戕害。可以说两千年来，知识分子受到的压迫是最为深重的，因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心灵世界始终受到外来的暴力与非暴力的压迫，并且这一压迫至今未解。知识分子的出路何在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自古以来，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始终是所有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从这一个意义上看，鲁迅作为一个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这一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而殒身不恤的精神是值得所有知识分子[超越时空局限]所继承的。他是所有知识分子的人格楷模！——不为邪恶所战胜，不为官僚阶级所同化，不为官方所恫吓，只为自己内心世界所构筑的终极理想而奋斗不止！
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知识分子沦丧几尽。面对邪恶的暴力，面对官僚阶级的同化，面对官方的恫吓，一大批知识分子丧尽了天良，丧尽了人格与尊严，丧尽了骨气，丧尽了承担天下兴亡的勇气与毅力！在这样一个“解构”的时代，这样一个沦丧的时代，“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境界没有了；鲁迅以及鲁迅精神被淡化，被遗忘，被遗弃甚至被抨击，这是时代的不幸，是作为独立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我民族的不幸！
有[作为伟大而孤独的思想者的]鲁迅的民族是不幸的，但没有[作为伟大而孤独的思想者的]鲁迅的民族更是不幸的！



我觉得鲁迅有点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的意味。他在现实中挣扎，企图凭一己之力与罪恶挑战，从而将人从罪恶与黑暗的深渊中赎出来。
任何“启蒙”与“立人”都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而鲁迅思想是一种来源于民族的自赎但却超越民族与阶级的具有等同宗教性质的乌托邦思想。
鲁迅思想只会产生在民族混乱或人类自戕的时代，因为他的超越性与乌托邦性使得任何统治稳固的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只要有压迫，只要有不平，只要有黑暗（哪怕一丝），鲁迅就会爆发，他要的是一个人类自赎后的乌托邦。
鲁迅一直认为中共胜利之日就是他逃亡之日；认为如果伟人在死后还是伟人，那已经是傀儡的伟人了。就凭这两句话，所以我说至今为止没有见到比鲁迅思想更深刻的思想了。
宗上，鲁迅思想是一种超越民族与阶级的具有等同宗教性质的乌托邦思想。


在一个高等教育不能普及的国家，其教育必然是以造就知识分子为目的的精英式教育。如此则社会分裂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和作为普通国民的平民社会。所以知识分子自觉承担对平民的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则是历史与现实赋予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以良知与社会责任感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
中国史载社会以来，知识分子掀起过三次启蒙运动。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学说把中国社会推向到中古文明，这一运动止于秦火。第二次是晚明阳明学说掀起的晚明思想狂潮，对封建集权专制主义以空前的冲击，这一运动犹如西方之文艺复兴，但却未尽发展，止于满清建立后宋学之衰落，汉学之复兴。第三次乃是1840_1949的旨在救国救民的启蒙运动。这次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乃是洋务派掀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其追史于魏源等人的主张。如果说把这次运动对物器的改造称为“形而下”的物器的改造，那么，康梁的维新变法以及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则是企图掀起一场对社会的“形而上”的物器之改造。第三阶段乃是建立在前两阶段的尝试与破产基础之上的，以重塑民族精神与国民心态为目的的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它肇始于1917年新文学运动，鼎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夭折于全面抗战的爆发。
当然，中国近代的这次启蒙运动乃是在外界的直接刺激下发生的。两千年的封建集权专制造就了一个封闭保守的民族精神与国民心态。两千年中国社会的前行自明代中后期以下完全在被动下进行的，从未掌握社会进化的主动权。所以中国近代的这次启蒙运动虽然经历了三次高潮，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但这次启蒙运动并未达到其预定的目标[重塑民族精神与国民心态]。所以，在当今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物欲横流、学统沦丧的时代，知识分子该如何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社会精英之地位，继承往业，掀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重塑现代健全的民族精神与国民心态，则是我们现在应该也必须加以切实反省与深思的！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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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黄苍茫的天空将岳麓山的最后一丝翠绿吞噬，狭窄的麓山南路车水马龙，尘土飞扬。喧嚣的市场；吆喝着的小贩；攒动的人群；派送传单的年轻女子；身着防弹衣的押钞车警察；罩着红色外套的街道清洁工；笨重而简陋的改装洒水车；我行我素，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的两轮摩托车；堆放在人行道上的黑色奔驰；下水道溢出的生活污水；垃圾桶旁堆放的垃圾；拥挤的小店广告牌；成千上万疲于奔命的高校学生``````
   这是坐落在湘江西岸、麓山东麓的河西狭长地带的大学城清晨的一幕。这不仅仅是长沙的缩影，甚至是当今中国的缩影。我最大的感慨就是：21世纪的长沙就是19世纪的伦敦。
   一位经常奔走于深圳和长沙的创业者对我是说，这几年长沙的发展速度已经达到或部分超越了深圳的发展速度，他对在长沙创业充满信心。当时我会心一笑，然而谁能洞察我内心的忧虑。
   19世纪中后期，英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整个国家被掩盖在机器大生产的轰鸣中。当时的伦敦被喻为世界工厂。整个泰晤士河两岸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显得繁荣而混乱。
   工业现代化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中世纪的迷梦，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死死把我们从田园诗浪漫的中古拉到工业化大生产的近现代。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急遽增长，是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经济危机，生存危机，是冒险与刺激，创业与生存，是欺诈与犯罪，是自杀与堕落``````而作为当今中国缩影的21世纪长沙便犹如资本主义工业化黄金时代的19世纪伦敦。
   当我们回头审视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时，当我们感慨当今西方世界繁荣稳定，井然有序时，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社会经历了工业化的大发展与环境的大污染，经历了经济的大发展与能源的大危机，经历了和平发展与两次世界大战``````作为世界古老而悠久并且有着13亿人口，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东方大国，中国如何在工业化进程中避免重蹈近现代以来西方世界的覆辙？如何正确而高效地解决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发展危机？如何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与井然有序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正视并且在正视中自省，从而谋求解决之道。然而，我们的决策者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虽然意识到但由于各方面的顾及而没有尽快采取有效并有力的实质性行动？
   黄仁宇先生曾满怀激情的宣称中国的革命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战乱业已完成，这个经过两千年进化的封建集权专制的古老国家业已实现了从数字上管理国家，实现了国家上层和下层的衔接与沟通。我们的决策者们也无不满怀激情的宣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进行中。我们形形色色的布衣百姓面对经济的高速发展，似乎可以想见那个离我们为时不远的繁荣、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到来。
   然而，面对21世纪的长沙，21世纪的中国，我首先想到了19世纪的伦敦，想到了19世纪的西方世界。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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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之后，南国的天气是一连几日的淅淅沥沥，润湿了那长久的盛夏炎热，带来的是一丝曳人心魄的清凉。
　　稻田里的稻谷已临收割的日子。告别酷暑的愉悦与迎来收获的欢笑在乡间回荡；回荡于一亩亩深绿与金黄，成熟的方塘。
　　蓦然间，轮回的四季已步入了一段悠长与忧怅——暮与晨的遥想。
　　黯黯天际，一抹醉人的余晖黯淡地衬托着秋日暮景的荒凉，还有那“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刚健的青石板路聆听着回归的脚步。依稀的风景便朦胧在那炊烟袅袅的乡间，随望不见的残月一起栖息入梦。
　　 寂寥的乡间，零星地点缀着些昏黄的灯光。自然万物便在这一遍遍寂寥与昏黄中沉入古老的记忆与遥远的思索——没有二十四桥的明月佳人，没有章台的银缸玉簪，没有秦淮的笙萧夜舞，亦没有楼外楼极目下的一带西子丽景、钱塘繁华，只有这无尽的寂寥与昏黄。那行役的周大夫啊，是否正在彷徨微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秋夜阑珊，缠绵的秋雨便淅沥而来，润湿着乡间。清晨飞纱掩盖下的秋日灵娉亦在这多情的秋雨中显现无疑，直到最后一丝神秘的消失。此刻，蛰居乡间的幽人撑一把油纸伞，彷徨在那悠长幽长又寂寥的江南雨巷，踏着那湿漉漉的青石板，体味着那一段“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梦萦魂牵的丁香般的惆怅。
　　 雨中生烟雾，那是乡间最消魂的风光。遥忆谪仙，衣襟畅风，执长铗酒壶，伫立一叶扁舟，穿梭于烟雨中，极目远方，亦可诗情大发。斯雨足极趣，亦或佳人，绰约窈窕，婉若佳茗；又高楼独倚，奏一曲《有所思》，啜一口西湖龙井，冲淡闲洁，韵高致静。朦胧之中，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其尤物之韵，回眸君子，不可言表。
　　 秋立当头，情随事迁。“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直若帘外雨潺潺，方知蛰居乡间，其身为客，终不免出山入世；虽一晌贪欢，独上高楼，望尽天涯之路，却不知前路何处，竟踌躇满怀了起来。

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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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爱书之人。读书，评书，聊书，藏书，皆是我所爱。
遨游于书的世界，是一种摆脱世事、超越时空飘逸洒脱的快感；是一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的逍遥之游；是一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至高境界。
  读书的境界有很多，有凿壁借光，发奋苦读；有残烛青灯，伏案夜读；有清风明月，临江悠读`````````至于所谓的红袖添香夜读书则有点红粉旖旎，矫揉造作。
在书中感受著者的思想情感，通过理性的文字与作者建立起一种沟通心灵的桥梁，从而得以共鸣，这或才是读书的真谛。正因为如此，读书之意便不止于修身养性。读书者，读其书也，或感慨于斯人斯事，同欣喜、共忧伤，每逢其乐，则哈哈大笑乃至冠缨索绝；每逢其悲，则怆然涕下乃至柔肠寸断。这自然不同于世人那种“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理论。
  读一部好书，如品佳茗，回味不绝；如闻清香，心驰神往。评一部好书大可旁征博引，“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直至“引喻失意”仍旧狂放不羁，放肆直言。至于藏书，更为千古读书人所治

寒柳轩客

我之所以为“后现代主义”加上引号，则表明我鲜明的态度。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权威而明确的阐释，倒看到了诸如朱学勤先生等一大批学者对此所持的异议。我敢肯定，那些张口闭口便是“后现代主义”的人自己也弄不懂何为“后现代主义”。也许他们认为只要是无法用传统加以解释，或需要费力地在传统中寻找因果根源的事物都可归为“后现代主义”；又或许这个词语源于西方，一旦使用之[即使自己也是懵懂]即可以显示出自己如何之新潮，如何之学贯中西，正如一段时间无数人谈及哲学，言必称叔本华、尼采、罗素、维特根斯坦一样，其实又有几个人真正通读过他们的学术原著，无非道听途说，自我标榜，瞎起哄！
   传统学术今日衰亡几尽，那些言必称“后现代主义”的人不去研读《诗经》、《楚辞》、《吕氏春秋》，不去研读《史记》、《汉书》、《三国志》，不去研读《焚书》、《藏书》、《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不去研读《牡丹亭》、《桃花扇》、《红楼梦》，不去研读《管锥编》、《谈艺录》，不去研读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章太炎、陈寅恪、钱穆、吕思勉、陈垣、黄侃、刘师培、辜鸿铭、傅斯年、胡适、陈独秀```````却言必称“后现代主义”，以为凭着肆无忌惮地叫嚣一个从西方借来的词语便可以叫做“学术”、便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实在荒谬！
   我并不反对“后现代主义”这个“主义”本身，只是反感这种为“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的学统、风气，反感那一群思维发达、学识低劣，为“主义”而“主义”的清谈家。正如魏晋玄学没有错，弊在魏晋世人之清谈！在我看来，不下苦功读书、不下苦功研究学问，整天妄谈“后现代主义”，简直就是清谈！清谈之风不但误了正经学问，如若此风一涨，简直可以误国误民！晚明阳明信徒尚清谈，世风日下，结果弄得亡国灭种！清初遗民学者尤以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亭林对此批评尤为严厉！正是顾亭林对晚明清谈之风的反拨才开启了清代朴学之风气。所以传统学术史上，尤以清人学问最为扎实，留下的成果也最有科学价值，其务实严谨之学风，至今尤指引我们！
   那些思维发达，学识低劣，整日妄谈“后现代主义”的人只知道靠玩弄词语、句式吓唬人。其实他们无非为自己罩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装”罢了，不但自欺，而且欺人，实在可恶、可鄙、可笑！除此之外，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一群人靠着卖弄“后现代主义”，沽名钓誉，自封“学者”、“诗人”，结果弄得诗人满街走，学者贱如狗，实在无聊！
   所以，我主张有识之士起来抵制这些靠卖弄“后现代主义”浑水摸鱼的清谈家，并且大胆的把他们身上的“新装”拔下来，为他们掘一座“后现代”式的坟墓！由此，我们则可以开启一股“言之有物”、“思维清晰”、严谨务实的学风、文风，做出“文起八代之衰”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