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

风石堰

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
  
(东方早报 6月12日阅读版)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试图完成的任务就是揭露社会存在中“知识”与“权力”的同构关系，他认为知识总是在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一种文化伦理上的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观察确实是犀利而独到的。历史往往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作为一个国族的历史记忆就难免烙印着知识分子的观念瘢痕，而且正因为知识分子掌握着这种书写的特权，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超越性和独立性就可能被刻意地“高估”，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如此，而西方社会一样地存在这个隐秘的趋向。如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名言就传诵一时：“知识分子是为了思想而生的人，不是靠思想而生的人。”知识分子成了不为阶级利益所驱动的自由漂浮阶层。这种历史书写的神圣性似乎从来没有遭遇到今天类似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挑战。
  如何拆解对于知识分子的盲目的“信仰”，刚刚出版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范例，简言之，就是将这群宰制布迪厄所谓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放置到一个被书写的位置，考察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的社群在历史变迁中的心路历程与社会生态。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是士大夫政治的核心，他们依据道统与权力构成一种既合谋又博弈的关系，尤其在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后，士与政治体制建立了一种制度性的内在联系，保证了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上升渠道，知识分子在政府与乡野之间游刃有余，进可辅佐君王成布衣卿相，退可处士横议教化斯民。余英时、徐复观、钱穆等人的文章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社会功能和历史性格等都做了细致而深切的考究。
  到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空间、存在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赖以存在的科举制度也在1905年彻底覆灭，从此知识分子在军人、商人与政客主导的社会里越来越被“边缘化”，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也在历史巨大变迁中急剧地分化与重构，一部分形成边缘知识分子群体，并与广大民众结合起来走上通过暴力革命颠覆中心的“歧路”，另一部分是仍旧抱持士大夫意识不肯舍弃的学术型知识分子，则企图通过学术文化的建设为分崩离析的中国重新找寻一个“社会重心”，并借此返回到他们曾经占据而已然失却的舞台。无论是洗心革面地抱怨自己“还不是一个工人”，还是轰轰烈烈地主办政论杂志或结社批评时政，都无法阻挡一个传统根基深厚的知识阶层在两极化社会的衰落。前者赢得了民众，却丧失了自由，最终仍旧被政治进行洗脑式的“规训”，而后者虽然困守了自由，却终究因为失去了民众而一样地被历史搁置了起来。天下不归于杨就近于墨，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全然丧失了他们曾经显赫的社会集团身份，无疑就知识分子自身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伴随着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消长进程的，还有他们生存空间的变形，科举制的废除将知识分子抛掷到“现代性的牢笼”，从此与古代那种为天地立法、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士大夫“分道扬镳”，从中心散入社会，盘踞到报馆、大学、出版社这些全新的制度空间，沦落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的普通一员，精英成为平民，知识成了谋生手段，世俗性剥蚀着知识分子内心的神圣性。更要命的是，转型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乡村生活，寄生在完全陌生的无根的喧嚣都市，古代的理想存在方式所谓耕读生活从此仅仅成为知识分子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一种哀伤的追忆。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研究，才可能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与路径选择。
  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重返中心，还是落入草根，都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回光返照。从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知识分子，所要引入的，却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惟如此，中国社会才能顺利地从知识分子政治转型为公民政治，自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为这种现代性的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

姐姐

文章在东早网站上读到，萧武老早就在继圣提到这本书了：）
这文章写得还是蛮紧凑的，国外的从福柯到科塞到布迪厄，国内的从余英时到徐复观到钱穆，比较经典的知识分子的论述基本都涉及到。PS：怎么没见刘擎也写一篇？忽忽。

无影腿

辛苦了！支持！

listen

谈论知识分子是个热门的问题，但现在国内的讨论还是有点混乱的感觉，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论述和萨义德等人强调批判的知识分子形象都混在了一起。通过历史来梳理，倒确实是很有价值的做法。

风石堰

回姐姐,刘擎新近出版了一本从美国回国后的随笔集<声东击西>,这几年的文章都收进去了.另外,他写了一篇很精彩的分析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文章,你若有兴趣可找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4月号看看.
东早胆子很小,我书评中尖锐一点的东西都给去掉了,就是下面引的这段,所以我还想多写评论,书评受约束太大,感觉不爽.一部分形成边缘知识分子群体，并与广大民众结合起来走上通过暴力革命颠覆中心的“歧路”，另一部分是仍旧抱持士大夫意识不肯舍弃的学术型知识分子，则企图通过学术文化的建设为分崩离析的中国重新找寻一个“社会重心”，并借此返回到他们曾经占据而已然失却的舞台。无论是洗心革面地抱怨自己“还不是一个工人”，还是轰轰烈烈地主办政论杂志或结社批评时政，都无法阻挡一个传统根基深厚的知识阶层在两极化社会的衰落。前者赢得了民众，却丧失了自由，最终仍旧被政治进行洗脑式的“规训”，而后者虽然困守了自由，却终究因为失去了民众而一样地被历史搁置了起来。天下不归于杨就近于墨，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全然丧失了他们曾经显赫的社会集团身份，无疑就知识分子自身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姐姐

我还是对刘擎在《外摊画报》上写的一些学术八卦更有兴趣。至于东早，对于我来说就是个混稿费的地方，从来没敢在它身上做什么指望。对了，听朋友说，黄维嘉美女是张闳的侄女，这事兄有耳闻否？呵呵。

风石堰

回姐姐,黄维嘉确系张闳侄女,我跟张闳倒是吃过几顿饭,黄维嘉虽是校友,但却也从来为见过面,所以是否美女不知道(哈哈,我是有一说一严守一),但他男友倒不错,挺书生气的

姐姐

恩，姆姬人很好我倒是有所耳闻。
PS：他俩已经结婚了哦：）

烈风雷雨弗迷

无聊，放噪音。ps：我是猪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靠知识在权力集团中谋生，这个这个自春秋战国已经开始了吧？他们一生任重道远，本来就是要爬到权力位置执行自己生命意义的。选拔制度从乡议到考试，都是针对“选拔”本身的改良而已，目的是为了防止各个阶段出现的选拔腐败。扭曲这一点，用不切实际的阴谋论难以引发人共鸣。“知识分子”和当权者的合谋，或者说后者对前者所行的贿赂，或许是“分赃”？赐予在朝和在野的知识分子以特权。
－－－－－－－
现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推销  他们的  民主和自由，捷径走太多。因为辩证的道路是艰难的——就像当年既要肯定国军在抗日中的功绩，又要肯定解放战争胜利的意义，自己理解容易，要求不求甚解的民众理解很难。于是国军好的一面虽然不否定却也没表扬，坏的一面被大肆宣传。

现在这些知识分子推销员，是怎样走捷径的？不断地异化事物。我的优点，我的敌人一定没有；敌人的缺点，我一定没有。这过程中把有交集的敌人和自己异化，又把敌人和他们本来面目异化。利用媒体把铺天盖地的信息砸给民众，其实是说了两边的谎话，留下了无数破绽——暂时不明显罢了。

“知识分子”要觉醒群众，只能靠自己的知识，让民众先对这些知识觉醒。没有哪个阶层是愚蠢的。推销员为了推销好的产品，对客户说了很多专业术语，其中不乏夸大自己和贬低对手的地方。可客户对专业术语产生兴趣，自己研究的话，很容易发现推销词中的夸大和贬低——即便推销的产品是真的好，不信任的情绪已经滋生了。我们周围的同学就是这样开始怀疑教科书的。

“知识分子”毕竟不是推销员。如果同样是担负任重道远理想的人，左与右、传统与现代、中国和外国，所有的“名”都是选择而已。既然是“选择”，只有基于充分的了解才能算是“自由”的选择（亚？），所以应该是没有人怕辩证才对。除非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说是真的。

寒柳轩客

核心问题 还是师兄的那个观点: 传统知识分子的自赎惟有走公共知识分子转型为公民知识分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