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兰成走红想到知识分子气节的倒掉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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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兰成何许人也？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实实在在一个大汉奸。据说胡兰成的“大名”之所以又重现江湖，是因为有“高人”认为不能“因人废文”。有人说，近世汉奸中，因文名而得享大名者首推周作人，因文名兼着艳名而得享大名者莫如胡兰成。前者因其炮制得一手苦茶式的文字而令众多文学爱好者挂怀，更有若干学界中人耿耿难安于其变节行为而曲为之辩，后者因其余韵不断的风流艳情及其摇曳如青楼女子般的文字而令红尘男女为之痴迷，再掺和上一段与洋场女才子张爱玲的恩怨情仇，胡兰成想在死后不红火都不行。

笔者认为，中国人沦为汉奸，不外三种情况，一种是天生就有反骨，如李登辉，他现成有小日本的血统，又有拜日狂，想不作汉奸都难，此乃本性使然。第二种是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乃人之本性，只要当了汉奸不要主动去沾同胞的血，还可以给这种人一条自新之路。第三种是贪恋安乐，本可以逃出围城而不作汉奸却不愿承受飘泊之苦而留下来作了汉奸的，如周作人，如胡兰成，这类人属于罪无可恕者。奇怪的是，正是这一类汉奸竟然在时尚文化圈与精英文化圈内同时走红。

因思考中国历史上文人汉奸为什么不绝如缕，使笔者想起了“壬午殉难”中的方孝儒。据《明史、方孝儒列传》载：“是日，孝孺被执下狱。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坐死者873人。”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那些面临险境忠贞不屈的人向来就是民族的脊梁，受到后人的尊敬。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岳飞、文天祥、方孝儒、史可法、谭嗣同等等几乎数不胜数，正是他们挑起了民族道德的重担，延续着中华文明的血脉。应当说方孝儒们坚持他们崇尚的道德规范的精神，不管今天看来这种规范有何等的局限性，他们视死如归的崇高的道德风尚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叹不已。然而“壬午殉难”的深远影响尽管姚广孝已经预示(姚广孝说的“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读书种子”指的是封建士子们所崇尚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取向)，当事者以及后人却无法逆料。

明成祖朱棣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朱棣和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样，也是一个十分残暴的封建帝王，朱元璋曾经删掉《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传统儒家进步思想，朱棣则以他的“拖出去，着狗吃了”这种完全不成体统的上谕肆无忌惮地表现了他的专制残暴。朱棣的凶残和他的严密的特务统治造成了有明一代士子的普遍缺乏气节和政治的极端腐败，事实上严重削弱而不是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以至末代的崇祯皇帝惶惶然吊死在景山之时，追随他殉节的只有一位小太监王承恩，这种众叛亲离与壬午年的壮烈场面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更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和西方世界正是在明代开始迅速拉开了差距，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其它的因素，1402年的“壬午殉难”所造成的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消极因素。

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说，没有确定的比较合理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将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社会发展。我们看到由于明成祖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倒行逆施，维系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被否定的明代，士子们的道德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背离了他们前辈义无反顾遵循的“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立场，转而采取了崇尚皇权追名逐利的实用主义庸俗市侩立场，尽管由于传统道德观念的巨大感召力，明代依然出现了东林党和其中的仁人志士，其中虽不乏令人感动的义举，但士子的主流却表现得令人失望，号称“东林魁首”的钱谦益和吴梅村也居然成了“贰臣传”的领衔人物，声望卓著的洪承畴也欣然归附了皇太极，这是踌躇满志的朱棣当时无法预料的悲剧性后果。(陈坚)

月光笑侠

朱棣则以他的“拖出去，着狗吃了”这种完全不成体统的上谕肆无忌惮地表现了他的专制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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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麦田是从这里学到了精髓......

issuki

这人的走红全是借了张爱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