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大臣李泌七岁时，曾在唐太宗跟前对对联。上联是“方若棋盘，圆若棋子”，李泌对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这也许是对中国读书人“外圆内方”人格意蕴的最好注释。许纪霖先生曾在其著作《另一种理想主义》中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形象可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特立独行”如鲁迅，“外圆内方”如黄炎培，“帮忙奴才”如陈布雷，“帮闲文人”如适之先生，当然，还有最独到的“游世之魂”如林语堂先生们。为什么这些胸怀大志、才气逼人的知识分子们到最后都不能以一种骄傲的姿态谢幕呢？我想，对这个问题的打捞，也就是对中国文化发展之路及其坎坷的最好注解。只有深刻的体会了这个问题的病因所在，我们才能在历史的废墟上去寻求文化的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那什么又是中国梦呢？
我所理解的中国梦是文化之梦，一个民族的崛起离不开其形而上的文化的辐射影响。而文化之发展又离不开对其真切的认识和敢于正视的雄心。东方之珠，这个曾显赫一时的丰润文化，在历史的起伏和岁月的碾磨中，也逐次更替着自身的抑郁与激情。文化发展是可持续的生态发展，是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的夯实根本。为了更真实的认知中国文化，我将从“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和“时代框架下的文化”和“历史契机”三个层面来浅析我们可企及的文化发展之路。
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同生共存、坎坷波折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以一种非常神秘的姿态对外示人。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现当代的百花齐放，中国知识分子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甘为政治的“文胆”。而这样一种不寻常的面貌更替并不是单纯的，究其原因，和其背后深刻的文化底蕴有很大的关联。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比较。西方知识分子，特别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大文豪们，他们的重知识更多的是体现为真正的知识，是一种超然的状态，是形而上的与智慧的对话，他们在研究知识时更多的是去探索这些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一些艰深的哲学意向，从而寻找知识的乐趣。他们注重的是内心的丰腴和灵魂的拷问。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与其相反，在古代，人们往往会直接把知识分子等同于“士”，认为读书的第一要义就是“入世”，即使是先贤孔老夫子也不能免俗，为了让自己的学说有生根发芽的可能性，他不惜踏遍城池寻一位君主交付寄托。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偏向于“实用主义”，他们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士人们追求的更多是一些形而下的器物。当然，这样一种现象的产生不能全都归根于文化的差异，但是与文化大背景也绝对是脱不了关系的。古希腊、罗马是自由、民主的发源之地，沐浴在自由之风下的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心力去探索真相而不被时代淘汰。中国则不同，古代时期的中国一直被“定位一尊”的儒家思想和不可撼动的科举取士制度所钳制，因此，这些在封建宗法伦理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从一出生就被框定在了这样一种求学之路上。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和生存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屈尊于又喜又怕的政治道途。这也是为什么读书人会在现实环境下生产深刻的心里纠结：一方面他们想维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潜心学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一些局部问题上委婉圆滑、左右逢源。因此，才有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普遍的形象：外圆内方。
外圆内方：顾名思义，即在不损毁自己安身立命的原则的前提下，于一些局部问题做出委婉妥协。一方面，“外圆内方”者需要倚靠大社会来汲取一些生存之本，另一方面，在涉及根本的内心守则时，他们会旗帜鲜明的予以坚守。但是这样一种“左右为难”和“人前人后”也势必会导致知识分子们内心无比的煎熬和面对灵魂拷问的无所适从。因此，表明光鲜的他们在有独对自我时往往忧伤难抑，就更别提能对文化做多大的贡献了。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典型代表。用许纪霖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痛苦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同时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作出了西方人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许纪霖·····27页）我想这就是这一类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间剪不断的冲突剪影吧。
特立独行：“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所产生的一群极有韧性、极为罕见、绝无媚骨的优异之士，他们在带血腥味的沉闷空气下‘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厉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使一个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鲁迅，自然是其中最突出、最杰出。”的代表。（许纪霖，《另一种理想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页。）而这样的一种气节理当是受到尊重的，但因其压抑的专制的时代背景也导致了这样一种争取独立的声音显得比较不理性和激进。想到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描绘的形象：一只敢于反社会设置，自由不羁的猪才能全然的体悟生活。而这只“猪”便是作者对理想状态的具象化，而这种理想化在鲁迅先生身上更是急剧发酵，成为其个人价值的集中体现。“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光明的地方去”的鲁迅先生终其一生都在战斗，为自由战斗，为人权战斗，为干净纯粹的世界战斗，他反奴役、反肮脏、反专制。一支笔拼杀天下。鲁迅先生曾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生活。鲁迅《无声的中国》，《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页。）毛泽东也曾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也从一个侧面瞥见了其真、硬、独行到近乎偏执的气质。这样的气质正是中国文化孵化的另一种文人意象。这样的气质因其“硬”而青史留名，但这样的气质并不适合文化的繁衍和续接。鲁迅先生在整个民国时代用笔厮杀出一条自己专属的“文学之路”，但这样的文学是带有血腥味儿的，是情绪抵到高潮后稍显偏颇的定论，因此，它不具有像西方哲学思想那样影响千万人的底气和普遍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迫使历史夹缝中蹦出了一个“鲁迅”先生，受文化钳制的压迫，他只能选择奋起反抗，而不是潜心向学。因此，错失这样一位有可能成为“文化”大师的人，时代得负很大的责任。我想，东方文化要复兴，环境是不可缺少的“奢侈品”。只有这个大环境“理智”了，知识分子的思考才会理性，行动才会转换为社会价值和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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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奴才：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可悲的，早期，他们也想过为文化献身，竭尽所能的在黑暗中拼杀、呐喊。但当他们不得已进入官场后，便成为了专制这部庞然大物的小零件，身不由己。“陈布雷，大革命时期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撰写反军阀的社论，是何等的铿锵做声，倾动江南！当他怀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步入蒋府后，从此就不再是那个‘畏垒’，也不是布雷自己，而是蒋介石的‘文胆’”（许纪霖，······27页。）仅仅是文胆而已，也正是这样的身不由己和生不逢时以致布雷先生最后以服毒的形式了却身后事。这样的悲剧不得不让我们悲恸，本是一代英才、国家砥柱的他们因为这个不合时宜的文化背景而不得不成为政治的殉葬品。
以上三种文化人格只是从许纪霖先生的归纳中挑选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形象。但是不难发现，他们又都有着同样的产生的必然性：时代的文化背景。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不开放、不自由甚至于专制的文化背景下，才导致了这样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文人无处施展才华，而将更多的心力浪费在了一些与他们自身趣味不相符合的事情上。他们的迫不得已必须让今人反省，文化要复兴，环境得允许。文化梦、中国梦是几代人笃定的理想，我们在前辈们的教训下应该学会去反思，如何才能保证大的文化环境是是以“治学”的，如何才能保证人才都能人尽其能。有了这么多血的教训，我们也应该尝试着从蒙昧中睁开眼，用理性、客观的眼光审视我们的文化大背景，以求寻找到合适的发展契机。东方文化源远流长，我们有骄傲的根本，但也需要传承、发扬的时代大舞台。给文化一点时间，让这股古老的精神气能在当下复苏、觉醒！
时代框架下的文化：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时代性的文化问题、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不是自己确立的，而是被文化的困境逼出来的，是一个时代性的趋势、时代性的逼迫。何为时代性的困境？也就是说文化遇到了挑战，什么样的挑战呢？这就是全人类的文明正面临第二个重大的转型期，即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在原有的文明阶段，不管文化多灿烂，历史多悠久，很多文明都要消失，因为新的文明要确立。（冯骥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挑战与应对——作家冯骥才在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上的演讲）新的文明是什么呢？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也可以说是我们之于当下中国的文化梦。 随着全球化的呼啸而来和各种外来主义的打包裹挟，中国文化开始有点站不住脚，失去平衡了。这个平衡的打破主要是指我们开始一味的“崇洋媚外”，而把祖宗的精神气儿给忘却了。其实，要想文化复兴，中国人还是得从自己的文化根脉出发，毕竟文化是一种传承，溯源才能创新，归根才能突破时代留下的瓶颈。冯骥才先生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挑战与应对》演讲中提到，我们是时候关注“遗产”了。这个“遗产”的概念之深厚，它不仅是现今对往昔的取优淘劣，更是站在未来的时间轴上对现今文化的审视。我们应该学会从现实中剥离出来，站在高处解读零碎的社会，从中体悟我们这个时代框架下文化的应有之义。 历史契机：随着六中全会及一系列党中央会议的召开，文化强国战略逐渐被摆上台面，重视文化、振兴文化更是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深入人心。党中央文件指出“要在战略高度重视和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繁荣”，这一句短短的会议内容，便已奠定了以后文化大发展的坚实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下，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卷土重来”指日可待。毕竟，一个国家的政治导向是对文化发展的最深厚保障。除此之外，相关文件还指出：“要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弘扬中华文化”，也说明决策高层依然认识到了“遗产”在中国文化复兴中中流砥柱的作用。当然，除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国家政策上的支持以外，各种外力也直指文化的再度“崛起”。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随着其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学汉语潮”，据报道，“孔子学院”目前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达500多个，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并且，中国文化的魅力逐渐在各国展现，被世界所关注、接受，这样的一个外部契机也是中国文化复兴不可缺失的历史机遇。所以，中国梦，文化梦，我们需要的只是还原和等待！ 后记第一部分主要是从知识分子的失意伴生着文化的衰落再说，还原其面貌、分析其原因。第二部分开始分析文化复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我们具备的各类条件。总之，文化梦是中国梦最浪漫的剪影，也是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应该重视其历史遗产和其崛起、复兴的时代契机，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重担。胡适先生在《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的演讲中曾提到：所谓新文学的运动，简单地讲起来，是活的文学之运动，以前那些旧文学，是死的，笨的，无生气的；至于新文学可以代表活社会，活国家，活团体。（胡适、《胡适演讲录》，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06年，43页）可能适之先生关于旧文学的观点稍失客观，但是就新文学提出的“活”字我认为很是恰当。中国文化复兴的点睛之笔便在这个“活”上了。最后，用胡适先生演讲录中的一段话结尾，一次寄托我对于中国文化腾飞的骐骥与美好祝愿！
“一个民族曾证明它自己能够在人生与文明的一切基本方面应付自己的问题，缓慢而稳健地求得自己的解决，也许还可以证明它在一个新文明、新训练之下不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因为，用一个英国大诗人的话来说：
我们是大地的古人，
正当着时代的清晨。
于是睡着，于是又觉醒，
经历新奇，灿烂，光辉的年岁，
我们会采取吸收变化的花朵和精髓。”（胡适、《胡适演讲录》、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06年，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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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8 23: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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