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专题二--全民抗战—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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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袭香港旧例，这些文化人时常聚会喝下午茶。粤华公司附近、皇后大道转角上的“蓝鸟”咖啡馆和皇后大道中华百货公司“阁仔”茶室，都是常去的所在。但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让文化人并不轻松。茅盾每月编《文艺阵地》所得付了太子道公寓房租便所剩无几。10个月下来，倒贴了一千多积蓄。这也成为他后来决心去新疆的一个原因。

1939年，3月26日，成立于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香港设立分会。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地山任主席，因茅盾已经离港，戴望舒成为实际上的负责人。此后，文协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文化团体。此时的戴望舒很享受在香港的生活，他租在薄扶林道山上的花园洋房原来住的是一位叫巴尔伏的爵士，绰号“南海岛王”，是英国世家子弟。这位爵士经常在府上举办聚会，邀请戴望舒这样的社会名流参加。1940年初他奉命回国后，房子以较便宜的价钱租给了戴望舒一家。

这房子的英文名叫Woodbrook Villa，戴望舒译为“林泉居”，他用“男耕女织”来比拟这战乱年代难得的安居。他雇了一个手艺不错的广东厨子，不时举办家宴，请文艺界的朋友来喝酒、聊天、表演节目。他还和妻子穆丽娟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菜地，种了番茄和金笋。他在《示长女》中写道:“我们曾有一个临海的园子，它给我们滋养的番茄和金笋，你爸爸读倦了书去垦地，你妈妈在太阳阴里缝纫，你呢，你在草地上追彩蝶，然后在温柔的怀里寻温柔的梦境。”

戴望舒感到生活前所未有的扎实舒畅，《星座》副刊的成功和文协香港分会的组织工作让他格外忙碌。袁水拍、徐迟、楼适夷、郁达夫、胡愈之、萧乾、梁宗岱、李健吾、艾芜等名家的作品，常常在《星座》上刊出。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发表过《到底都是上海人》一文。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也是在《星座》连载。正如茅盾后来所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戴望舒主持下的《星座》，无论作者阵容还是作品质素，都让当时香港其他报纸副刊望尘莫及。这景象，甚至让戴望舒感觉在香港找到了家园，似乎也为他在香港沦陷后选择留守埋下了伏笔。

1941年5月4日，文协香港分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召开，会上热烈欢迎皖南事变后来港的内地作家和艺术家，其中包括茅盾和夏衍，会上二人当选为香港分会理事。

此时，廖承志每周都组织一次时局漫谈会，参加者包括:邹韬奋、茅盾、金仲华、杨东莼、乔冠华、范长江、夏衍、胡绳。据茅盾回忆:“每次开会，先由廖承志介绍国内形势，再由乔冠华讲讲国际形势，然后大家漫谈。廖承志的国内形势报告是漫谈会中心，他经常在报告中传达党的重要文件和指示，介绍延安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邹韬奋到港的第二天，3月6日，廖承志便组织了一次会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商讨办报事宜。根据周恩来“不红不白，灰一些”的指示，报纸很快定名为《华商报》，由香港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和他的弟弟邓文钊（廖承志的表妹夫、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出面登记。报社在香港最热闹的中环荷里活道租下一间两层楼铺面做社址，社长是范长江，胡仲持任总编辑，刘思慕、乔冠华、羊枣（杨潮）等写社论，夏衍除写社论和短评外，还负责副刊《灯塔》。

从4月8日创刊号起，邹韬奋为《华商报》连载长文《抗日以来》，至6月30日止共77篇。此时，邹家5口的日常生活，全凭范长江每月预支出400港币稿费。两个孩子上学外加房租，生活愈发拮据，连邹韬奋每日外出用钱，都是妻子沈粹缜算好放入他口袋。

左右摇摆的审查老爷和“开天窗”

1941年5月，正当新创办的《大众生活》和《华商报》在香港本土双璧生辉之际，长期以来最有影响的进步报纸《星岛日报》被国民党收买。国民党同时以盟邦身份要求港英当局“取缔一切违背国府抗建国策和损害国府声誉的言论”。香港政府同意了后一条要求，并且执行得有板有眼。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写道:“我二进香港之后，首先发现的，就是报纸杂志（当然是进步报刊）上的天窗比1938年开得更多更大了。我研究了这些天窗，看得出香港政府那些检察官的水平确实有了提高，甚至使人怀疑他们之中有重庆推荐来的。”

二进香港的茅盾发现:“香港经过3年的战火熏染，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空气浓厚了，持久抗战的道理，在先进工人和知识界中已成常识，一般市民对于国家大事也不再漠不关心……与1938年相比，香港是大大的不同了，那时还是一片‘文化荒漠’，现在已出现了片片绿洲;那时是不准谈抗日，现在已能自由宣传。”

这其中原因，除了同盟国和轴心国战况的变化，丘吉尔上台，宋庆龄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发挥了作用。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挽着路易·艾黎的胳膊一脸轻松地跳上外滩码头的一艘客轮，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出走香港。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攻占启德机场前的6小时，宋庆龄在香港居住4年，期间只有短暂的赴重庆旅行，这也是宋氏三姐妹最后一次同行。

在香港，即使小学生都知道宋庆龄是“国母”，她领导的保盟成功地建立了统一战线，社会各阶层人士，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都认为同宋庆龄交往是自己的殊荣。各界人士踊跃为保盟提供支持和捐赠，其中有中方和外籍的官员、银行家、工商业家。应宋庆龄邀请常在保盟活动场合出现的还有港督罗富国爵士。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爵士捐赠了带手术间的新式救护车。在远东有一支商船队的挪威船主埃里克·莫勒也捐赠了一笔巨款。

至于香港的中国富人，一位前保盟会员回忆起他在一次“工合”筹款聚会上所见的一幕:“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拉着香港中国首富何东爵士女婿罗文锦的右手，硬是逼着他写下捐款的数额。其他名人排成队，挨个来，为‘工合’筹到了一大笔钱。”当时，何东爵士的女儿何娴姿医生，也在保盟做基层工作。国民党右派要人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帮忙码放和分发供应品。

皖南事变后，宋子文退出保盟并没有给香港的统一战线带来危机。宋庆龄很快筹建了一个由中外赞助人组成的新机构。中国方面有孙科、冯玉祥;国际方面有印度的尼赫鲁、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前队长爱德华医生，美国黑人艺术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玛斯·曼和赛珍珠，甚至还有克莱尔·布思——《时代》杂志大老板亨利·卢斯的夫人，联想到后来他们所持的“冷战”立场，她的参加似乎不可思议。

1941年中，英国已与德国交战但尚未对日作战，香港总督罗富国继续执行英国的绥靖政策，尽管他对保盟的募捐活动保持友好，但当局仍严格控制中国人的抗日言行，专门成立了特别检查组。审查老爷们直接对定稿的清样进行删扣，开天窗和空方格成了战时香港无可奈何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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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20日:江苏:行动在河网地带的新四军

被分割的苏北

1941年1月20日，新四军的新军部在苏北重镇盐城建立。

当时苏北的情况极为复杂，日军和汪伪的部队占据着南京、扬州等大城市;国民党部队主要有两种力量，一是国民党嫡系韩德勤，江苏省主席，7万兵力;二是杂牌军，所谓的苏鲁皖游击总队:李明扬、李长江，拥有3万兵力，驻扎在泰州，受到韩的排挤，“局促得很，随时有被韩大鱼吃小鱼的危险”。新四军在当地的兵力最少，“2000人，却有很强的战斗力，再加上陈毅‘精彩’的合纵连横政策，在当地才站稳脚跟”。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林铭纲说起来，没忘记当时新四军的绰号——“小四子”。

这么复杂的斗争形式使得当地人往往丧失判断能力，有位如皋东边的老地主，在临终前，让三个女儿各选择一条路，“无论蒋、汪、共谁得天下，都能保住家中留传下来的千亩土地”。

从1938年开始，善于做统战工作的陈毅就明确了新四军的方针，“击敌、联李、孤韩”，努力开始说服“二李”和新四军合作。陈毅三进泰州的故事在苏北地区广泛流传。泰州虽是二李的驻地，但也是矛盾的集合点。“日伪特务、韩的副官、二李手下的反共派什么人都有。”但是陈毅始终只带一两个随从进泰州说服二李。林铭纲说，“主要目的就是新四军和日伪作斗争时，他们一定要保持中立。”

“二李第一次欢迎陈毅很别出心裁，招待陈毅看戏，在舞台旁边挂着‘欢迎四将军’的标语。碗口大的字，亏他们想得出来，明明是小四子吗。”陪同陈毅进泰州的管文蔚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于是，一些类似于我们习惯电影镜头的场景出现在陈毅的三进三出中，但这并非虚构:包括唱完《玉堂春》的女演员下来讨赏钱，而不明所以的陈毅只是称赞她几句的画面;也包括韩的参谋长率领20多人围住陈毅所在地的场景，这些都出现在管的回忆录中。

“第三次进泰州的时候，城内情况最复杂，特务密集，二李部下的反共派叫着要包围新四军，陈毅还是轻车简从地去了。”陈毅刚一坐定，韩德勤的参谋长就带着20多名随从手持快慢枪，闯进公馆。二李神色紧张，陈毅故意大声说，就是韩德勤自己来了，也不要紧。他当年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当过我们的俘虏，眼下还不好对付吗？于是二李的情绪才稳定下来。陈毅谈完话后从容地离开了。他坦然自若的风度给二李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长江比较动摇，经常想和新四军斗。”林铭纲说。一次趁李明扬不在，他主动发起和新四军的战斗，结果泰州城差点被新四军占领。而此时不知情的陈毅并没有好大喜功，听到消息后，“经常说笑的陈毅来到前线，沉着脸，制止了新四军的进攻，派人去和二李说和”。

就是由于陈毅的坚定政策，在新四军反扫荡和与韩德勤的战斗中，二李始终保持中立，在“黄桥战斗”的胜利中起到了作用。

1月20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皖南事变”后重新建立时，毛泽东手书了命令，要求新军部领导“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当时刘少奇就喜欢戴着他的鸭舌帽，穿着黑便装，大家都只知道他叫胡服。”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陈宗彪说。重整新四军的军部会议上，他也是以胡服名义，以至于连横幅上都写的是“热烈欢迎胡服同志”。他是新四军新任政委，做报告时，“我们都知道有中央首长来，但是这位胡服首长没听说过，加上一口湖南话，很多话大家听不清楚”。当时在场的只有十几岁的小战士郭光亚回忆。这时平时喜欢拿文明棍的陈毅站起，说:“你们知道胡服是谁？这位中央首长就是刘少奇。”所有在场的人才恍然。

此时的苏北十几个县已被新四军解放，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家都热情高涨。新四军分为7个师，主要在苏、浙、皖、鄂的游击区抵抗日伪。

在扫荡中建设根据地

1月20日，“皖南事变”的消息通过电台传遍新四军所属部队，新四军苏中二纵队的战士们纷纷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下来，往地上扔。但是团部的命令传来，要求大家保管好帽徽，不要乱来。当时9团3营营长赵云鹤听见战士在喊:“是不是想到重庆当官啊？”“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感到捡起帽徽很违心啊。但命令必须执行，没等大家分辩，我就进屋了。”

当晚，赵云鹤和他的部队接受任务，去解除沿海税务总队的武装。税务总队专门负责盐税，3营化装成国民党的军队，分几处袭击税务总队几个分队，其中一支到税务总队所在地大兰公司，“大兰公司是一处古城堡似的庄园，我们100多个人穿着军服过去，声称是路过的军队，要借他们的地方做饭，才混了进去。”先是伙夫进去，再是部队借休息之名进去，发现税警们正在为过年做准备，“那个大队长正满脸通红地在屋子里敞开怀喝酒呢”。听见部队并不是国民党，而是陈毅派来的新四军，“他一下子就垮了，陈毅在苏北的名字，连日本人听到也害怕”。在苏北，陈毅和新四军另一将领粟裕合作，在当地和日伪军的几次大规模战斗中获胜，“他和粟裕都是爱动脑筋的人，打仗前总是调查清楚对方的兵力，粟裕连对方的汽车几辆都要弄清楚，并且喜欢亲自指挥”。

3营接收了税警大队，还顺便吃了顿丰盛的过年大餐。接收税务大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新四军的一切给养被断绝，新四军已无“合法”番号。而且，江苏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成多块，战事频繁、敌情严重。在这种状况下，巩固根据地成为第一选择。1941年1月10日，日军又开始扫荡，驻镇江地区的日本第12混成旅扑向被陈毅攻下的江苏黄桥，正在盐城开会的陈毅指挥苏北行政委员会主任管文蔚牵制敌人，防止敌人进攻盐城。

管文蔚亲眼看见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被炸的最烈的几个地方，东台的城隍庙、大圣寺，都是碎砖烂瓦，要不就是烧焦的门窗，当时炸死的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们在一所破庙组织施粥放赈，敌人又来轰炸，一家米店里面躲着的几十人全部被炸死。”

就在这样的扫荡威胁下，曾经中立的“江苏二李”开始动摇。此次扫荡威势不同，一方面是日军的武力镇压，另一方面是汪精卫的伪政权派人前来招降，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出身，很有民族气节，正面表示拒绝;李长江却接受了招抚。“李长江是个老粗，有奶就是娘，当时汪精卫派的是缪斌，秘密会议就是在泰州泰山庙里召开的，十分保密，但还是泄露了。”

“李长江的背叛代表着新四军有了近距离的敌人。面对这样的危局，陈毅决定趁日军未到之机，先消灭李长江部队。”林铭纲说。

但是根据地建设不是单靠战争决定的，群众的支持反而更加重要。没有军饷的新四军当下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当时苏中地区有些地主，苏北则相对贫困，东台地区的海边小村有时候只有三五家人，家家还供着“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子，当地老农解释说，反正这样总没错。“苏中地区还算富裕，苏北地区的沿海滩涂上几十里没有人烟，遍地长满了蒿子，跑着一些野鹿。”管文蔚回忆他们当时在滩涂上看到的烧灶造盐的贫民，家里的财产就是一头牛，牛死了，就安葬挖坟，当地的人几乎是化外之民，有人还穿着鼻子，脚戴着金属环，烧盐为生，广种薄收。“看着我们国家穷到这种地步，实在难过。”

在这样的地带开展建设根据地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好在新四军里人才济济，当时上海有部分懂财经的人士来到苏北，直接负责制定收税计划。针对乡村地主的温和改革也在进行，行政委员会经过调查，开展二五减租，“抗战要团结开明人士，没有采取极端的三七减租，就是因为不能树敌太多。有些老红军不满意这样的结果，经常来团部争执，但是我们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来说服这些老红军”。

事实证明统一战线的成功。贫穷地区的老百姓当然热烈地拥护新四军，著名的“黄桥烧饼”的故事就是例子，送烧饼的百姓几乎是冒着炮火、跑到战场上直接送上烧饼。而黄克诚回忆起当时扫荡中的地主绅士，“表现极好，帮助我们保护干部、保存资料，甚至与我们的同志同生死共患难。寄存的经费，敌人到时，他们自己背着走，保护公物如同保护自家财产一样”。

在群众的支持下，日伪军制造的二百里竹篱笆的封锁线在一夜之间被焚毁。此为新四军著名的行动之一。

当年才18岁、在盐城抗战18民运团工作的鲁光正好是负责到农村进行根据地建设，现在已经80多岁的她告诉记者:“我就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当时还怕狗怕水呢，下乡后也不敢说。把长辫子剪掉后就到老百姓家去了。”但当地百姓还不够了解新四军，她碰到的第一家就不让她进门，“我就坐在门口拉家常，替他们抱孩子，最后还要到他们家里去住宿”。她告诉村民自己是个不拿军饷的新四军，把自己的公粮和菜金交给主人，和他们一起干活，“群众就是这么发动起来的”。

除了在根据地进行二五减租，一批能干的“敌工科”人员还穿过封锁线，到南京、上海等地去“经商”。他们以猪肉、金针菜换来的纱布、医药是根据地最珍贵的紧缺品。

“当时我在7旅19团做卫生员。”80多岁的老战士胡庭祯向记者回忆，“我只有五条绷带，用完了要再用。开始用碱洗，碱用完了用草木灰洗，有一回借老乡的锅来煮绷带，可房东觉得这毁锅比较厉害。把脸板得紧紧的。”老人说，他就耐心地和房东大娘解释什么叫消毒，什么叫细菌，“其实我也半懂不懂啊”。大娘于是终于说，“以后你尽管用，但是你用了要告诉我，我再煮一次猪食就可以了”。这位“胡先生”不仅帮伤员治病，还帮百姓治病，“在那里，我的名声很响啊”。

在根据地的建设中，一种朴素的感情于是在百姓和军队之间形成，淮北地区还因此有了一首民歌:“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不同的新四军

“当时日军到乡下扫荡，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江苏到处密布的河网。”胡庭祯回忆，他们带着伤病员转移，好多次是转移到小河道和草丛中——类似的情景出现于著名的《沙家浜》故事中。苏南和苏北的新四军和老乡利用同样的地形优势，“日本鬼子和二鬼子只敢开着大船在主河道上巡逻，不敢进小河湾，害怕遇见埋伏”。

“因为到处都是河流，所以要求我们都学习游泳。”胡庭祯还记得当时北方来的战士害怕水的表情，“被大家扔到河里的不止一个”。最后也都学会了。不过游泳最娴熟的还是当地的兵，“他们真的用芦管呼吸啊，能够潜在水下半天”。不少日军的巡逻船被他们凿沉。最传奇的是他见过的一个队长，不仅游泳好，也是神枪手，曾经在一些树叶上放根香头，然后放在水上漂，鬼子看见香头以为遇见大批人马，出来包围时，他躲在苇丛中一个一个解决，“比电影里编的那些还要神”。

新军部成立后，部队迅速扩大，枪支弹药严重缺乏，战士们只发三五发子弹，后来就想办法，把高粱秆切成和子弹一样长，塞进子弹袋;然后把用过的子弹壳从战场上搜集来，再加以压力恢复原状，去掉用过的火帽，嵌进新火帽，装成新子弹。“新四军和八路军不一样，军队成员普遍文化水平高，不少人是念书后来参军的。”陈宗彪介绍。也就是这样的背景，使得新四军军工厂、制药厂都有一定水平。“最先进的潘尼西林当然还要靠‘敌工科’人员从上海运送，一般的小药品已经能生产了。”

除了实用性强的工厂外，新四军的文化人也为数众多:范长江、阿英、邹韬奋、贺绿汀都来到盐城，陈毅把他们安置在离军部很近的卖饭曹村，当地百姓管这里叫“文化村”。当时给他们尽可能的优惠待遇，每月发20元或更多津贴，“陈毅总喜欢来探望，和大家一起喝他最喜欢的红薯粥”。“当时文化人最苦恼的不是艰苦生活，而是没有书，陈毅听说镇江图书馆有大批图书转移到了兴化，就让人把书转移到文化村来。”

专门的文化村俱乐部也成立了，陈毅经常来参加棋赛，“有时穿长袍，有时穿西装”。贺绿汀常常拉着小提琴唱歌，他唱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围着门口听。

范长江经常口若悬河，“他是个外向的人物，因为写了‘陕北之行’被蒋介石追查，他在皖南事变后来到了根据地。”管文蔚回忆。

陈毅是个很会做报告的军长，他在做报告时，批评一些战士“嘴里放光芒”。原来是一些家里汇款的战士怕钱不好带，就把钱拿去镶了金牙，陈毅说:“嘴里放亮光有什么美观呢？还不如把父母寄来的钱去买些新鞋袜。”针对一些同志追求上海来的女同志，他说:“同志们不仅要学打仗，还要学文化，要有一定教养。从上海来的女同志，都受过一定的中等教育。难道要她们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老粗才算进步吗？”大家哄堂大笑。

1941年，在延安采访时因怀疑中国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受过毛泽东批评的美国记者汉斯·希伯来到盐城，陈毅为之召开盛大的欢迎会，并安排他自由采访，希伯对这位戴着墨镜、拿着文明棍的军队首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不爱带警卫员，总是在各处逛着，下围棋或者写古代诗文，警卫员追来时，他就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们还怕我跑了？”

希伯在根据地采访了4个月，回美国后，将他的通讯发表在《太平洋事务》上，加深了外界对新四军的理解和同情。
（本文感谢新四军纪念馆文史研究部陈宗彪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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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21日:山东:隐秘的细菌战与根据地的艰难转机

午夜的密谋

1943年8月21日午夜，阴谋的气息在暗夜中弥散。凌晨3点半，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陆续召集他们控制之下的使馆、领事馆、华北交通、华北政务委员会、北平市卫生局、警察局的相关人员，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时任日军第一军医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在会上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石井四郎的另一个身份，是原关东军731部队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

那个夜晚的更多细节已经湮没在半个多世纪的烟尘里，被记录下来的只有一份简短的会议报告记录，石井四郎描述了华北地区北平、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也就是霍乱——的状况，“19、20两日内发生11名（其中死亡6名）新患者，由此计算，自发生虎列拉以来的总患者总计达到188名（其中死亡126名）”，继而发布了六项必须从8月23日开始实施的《华北防疫强化对策规定》，核心内容就是禁止在发生霍乱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向外运输。

山东地方史研究者崔维志分析，这份报告所使用的其实是“隐词”，隐藏着日军一个惨无人道的屠杀阴谋——“加强防疫华北虎列拉的意思，其实正是实施鲁西细菌战”。那些禁止通行的区域，比如“禁止在石门—新乡（不在内）、石门—德县、济南—德县（不在内）之间的各站及北平、张家口、大同、包头、怀来各站乘车;石门—新乡，大同（沿着铁道线的道路以南）、卫河以西的汽车禁止通行;禁止白河、子牙河、滏阳河、南运河、卫河的航行。”崔维志说，“其实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有可能蔓延的区域。”这份午夜的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果然，石井四郎作这个报告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实施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作战阴谋——这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1943年是日本昭和18年，所以这次的细菌战被称为“十八秋鲁西作战”。日军59师团参谋是计划的制订者，该师团成立了“防疫本部”作为具体的指挥机关，作战时间为8～10月。

在8月21日夜晚的密谋之后，日军航空兵、步骑兵向卫河及鲁西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菌。但整个计划如此隐秘，除了极个别人员，参战日军也被蒙蔽，指挥者只是宣称鲁西有霍乱疑似患者，为了防止感染，全军要进行防疫准备，部队进入疫区之后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卫生守则。日军所有的参战部队都注射了预防霍乱接种液，分发了预防感染药物，而无辜的鲁西民众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却没有任何准备。直到死亡袭来，陷入霍乱之灾的卫河流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一直以为遭受到的不幸只是一场天灾。

水灾和霍乱的真相

卫河发源于河南省辉县西北，经河北流入山东省，由馆陶、临清、德州，再向东北注入渤海湾。卫河临清至德州段与京杭大运河重叠，从这里乘船北可去天津，南可达杭州。这里成为山东与河北两省物资交易的通路，临清也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山东省仅次于济南的繁华城市。不仅如此，卫河流域也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连接山东、冀南、冀中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和行署就驻在这里。崔维志分析，日军选择在鲁西实施细菌战，正是因为看到了这里战略上的重要性，而那一年山东异常的天气也为日军的阴谋提供了方便。

8月21日这个密谋夜晚是否曾经下雨，不得而知，但是根据被保留下来的史料，进入8月以来，山东的天气就有些反常，持续几年大旱的山东西部地区普降大雨，并且一连下了十几天，卫河等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这成为密谋者石井四郎和他的上司冈村宁次期盼中的良机。因为鲁西过境的卫河等河流河床高于西岸地面，利用汛期决堤放水，阴谋者有多重盘算，一方面是凭借洪水的泛滥迅速传播霍乱病菌，一方面还指望能够借洪水淹没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掉”。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卫河水位的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而津浦铁路是日军的生命线，崔维志说，“博山、淄川、华丰、新泰的煤，金岭镇的铁，南定的铝矾土和油母页岩等地下资源，以及号称‘谷仓’的山东省的农产品”，向日本本土和伪满运送，都离不开津浦线，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西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

卫河大堤被日军53旅第44大队掘开，大队长广濑利善率领60人抵达临清大桥附近的卫河西堤，7人负责掘堤，其余人员警戒。附近村民得知掘堤的动静，赶来哀求日军住手，都被日军打翻在地。在村民与日军厮打的时候，水流湍急的拐弯处已经被掘开半米宽、半米深、5米长的口子，汹涌的洪水向西堤一泻千里，转眼间堤坝被冲垮150多米。河水奔腾，人们根本无法逃避。崔维志花了很长时间考证当年的灾难情境，“田里待收割的谷子转眼就不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一群年轻人被淹死，正在临清旧城门玩耍的5名儿童，一齐惊呼妈妈，转眼就被洪水吞噬，从村里逃出来的一群群背负包裹的人，也被洪水追得走投无路……”驻扎在武城县官寨二十里堡的日军一个分遣队也因逃避不及，全部被淹死。漳河、滏阳河等河流的大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陆续被日军掘开。洪水携卷着日军投放的霍乱菌在这片土地上肆虐。

这次细菌战究竟使用了多少霍乱菌，目前依旧没有准确统计。根据济南防疫给水部日本战犯竹内丰供述，仅1943年8月，参谋部就来取过三次细菌，“8月上旬一次，同月20日左右一次，月底一次”，“数量具体不知道，只知用玻璃制的口径约40厘米、高50厘米的圆桶装运了5桶，3次一共15桶”。事实上，就在8月21日密谋这一天，竹内丰还在解剖室里残忍地将俘获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做了活体解剖。

根据始作俑者广濑利善大队的调查，仅临清大桥决堤，就造成96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浸水，约40万吨以上的农作物和9.6万公顷的耕地遭到破坏，6000户以上的中国人房屋被冲倒，因霍乱、水淹、饥饿，中国居民死亡约3万余人。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连广濑利善自己也承认，“美丽富饶的卫河左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馆陶县社里堡村的幸存者，70多岁高龄的井富贵老人依旧清晰地记得灾难的样子，“8月里河决口，9月里闹霍乱，半个月里大批村民死亡，记得当时全村一片哭叫声，基本上家家都有出殡的！”这次的灾难，使得包括鲁西、冀南24县在内的中国军民死亡数字高达42.75万人。

细川中康、江田稔、广濑三郎事后签发了一份《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隐瞒日军撒布毒菌造成瘟疫的真相，还把发病原因说成是从中国人那里感染的。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12军军医部于1943年11月上旬在济南召开“鲁西霍乱原因讨论会”，与会者在所谓的研讨之后，竟一致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二是因霍乱菌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上世纪50年代初，部分日本战俘才吐露出了真相，但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湮没在一堆史料之中。直到1993年，山东地方革命史研究专家崔维志和他的夫人唐秀娥，为征集他们所著的《山东抗日战争纪实》一书，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发现了鲁西细菌战的线索，此后费劲周折，最终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了当年日军细菌战犯交代的口供、笔录及揭发材料，灾难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前往延安的通道与铁道队传奇

同样是8月21日这一天，山东版图的另一片区域，鲁南地区的故事，更适合交给枣庄市薛城区的张静波老人来回忆——一个血与火交织的战斗记忆，和他曾经历过的绝大多数战斗年月一样，胜利的喜悦交织着失去战友的哀恸构成全部基调。现年85岁的张静波曾经是鲁南铁道队长枪队的队长，或许鲁南铁道队这个名字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那么换个称呼——铁道游击队——是不是可以唤起更多熟悉的记忆？伴随了一代人成长的《铁道游击队》并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原型和曲折的情节其实全部来源于真实，是作者刘知侠先后两次深入鲁南铁道队，与战士们朝夕相处得来的革命史实。

在枣庄市党史办主任赵世钦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了薛城区临山公园里矗立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高达33米，正面是铁道图案，碑文上铭刻了这支传奇部队的战绩——“协同主力依靠群众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截军列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民心由此而大振”，“辟通华中山东赴延安之要道，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千余名指战员安全过境”，被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誉之为“怀中利刃，袖中匕首”。

抗日战争以前的枣庄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煤炭基地，盛产优质煤，交通方便，与津浦线的重镇临城（今薛城）、陇海线的赵墩，有铁路支线相接，与临沂、台儿庄和滕县有公路相连。1938年3月枣庄沦陷，日军进驻的兵力在一个联队以上，还收罗了大批矿警、伪军及便衣特务。同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枣庄撤往抱犊崮东部山区，为即时获得枣庄敌伪情报，抽调洪振海、王志胜两名排长回到陈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1939年11月，洪振海领导的枣庄抗日情报站发展到8名情报员，他们将合伙从日军列车上扒下来的煤炭换成钱，作为主要基金，又自筹了部分钱款，在距枣庄火车站不到百米的陈庄办起了商号为“义合炭场”的煤炭经销部，解决了大量活动资金，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敌人情报。鲁南铁道队就是在这个情报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根据铁道队第六任政委郑慎的回忆，1943年春，全大队已经有150余人，编为3个短枪中队和3个长枪中队。这一年，因对敌斗争需要，鲁南铁道队的主要使命由截击敌人物资、破袭敌人交通等转为保护由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经山东至华中（其间主要穿过津浦铁路）的战略交通线，例如护送干部、传递文件、运送军用物资等。人们所熟悉的那些传奇般的斗争事迹，多是围绕着为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而涌现出来的。

张静波老人还能清晰讲述1943年11月护送陈毅的故事。鲁南铁道队接到军区首长的指示，最近有重要首长过路。杨广立、杜季伟、刘金山商量后做了分工，杨负责铁路西，其余两人负责铁路东，同时湖上也准备好了船只。等见到之后，才知道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他是路过这里去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铁道队的活动范围是鲁南津浦铁路两侧，这里敌伪戒备森严，惟一比较安全的地带是微山湖。陈毅住在湖心的一只小船上，每天划着船在湖上转一转，每当队员去看望他，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讲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并且强调说，“你们这条交通线很重要，现在有许多负责干部经过你们这里到延安去学习，去参加党的七大”。最后离开的时候，陈毅还让警卫员把仅有的5支驳壳枪选了两把送给铁道队。

1944年冬，日军专门组织了一个所谓三角部队，采用“剔抉”战术，和铁道队对抗，但也只是落得个损兵折将的下场。在屡遭失败之后，日军又使出软办法，派沙沟车站“爱路段”特务平野，向铁道队乞求谈判，结果被义正词严地训斥了一顿，这个名牌特务只好灰溜溜的回去，这在抗日战争史上也属罕见。历经7年的坚持与抗争，鲁南铁道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扫荡”与反“扫荡”的转机

8月21日的深夜密谋，引发的同样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连锁反应，一方面是洪水与瘟疫的肆虐，另一方面，是应对日军大规模“扫荡”的艰难战斗。为了配合残忍的细菌战计划，日军调集了3万余兵力，对冀鲁豫、冀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图歼灭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兼区党委书记黄敬，掌握了日军秋季大“扫荡”的计划，于9月1日向全区发出《关于准备“反扫荡”的指示》，号召全体军民总动员，紧急备战，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方针，主力部队有计划地转移到外线，向敌人薄弱部位出击，威胁其后方;留少量主力在中心区，会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但是对于日军大规模霍乱作战的阴谋，却并不知情。

事实上1943年的山东，正是日伪军“蚕食”和八路军反“蚕食”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日伪军蚕食的重点，是清河区和鲁南区。日军继1月用1.2万人扫荡清河区之后，又于4月22日以2万余兵力进行“铁壁合围”，企图消灭清河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这次扫荡历时5天，连续合围3次，并出动飞机舰艇配合作战。4月24日，罗荣桓、黎玉向各军区发出《对保卫夏收与反蚕食战役的命令》。根据山东地方史研究者统计的数据，仅1943年8月至11月，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先后与日伪作战355次，歼灭日伪军4110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攻克敌据点、碉堡74座，攻入或袭击日军占据的东平、东明等6座县城，恢复、开辟部分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据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回忆，由于日军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各种毒辣手段，频繁进行扫荡和蚕食，根据地被分割成了若干碎块，鲁南基本区被压缩在东西长40华里的狭窄地带，当时仅占有村庄2700余个，人口64000人，土地面积2255平方公里，日军占据的村庄却有5583个，人口280余万人，土地面积7312平方公里。根据地南北最宽的地方十余里，窄处仅一公里，对面打枪，这边能听到清晰的枪声，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概括了一句，“鲁南的党政军民是站在一条线上”。

肖华记录下他见证的艰难岁月，“艰苦沉重的战争重担，也压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肩上了，我们住在庄子里，老乡只好用煎饼来款待，在一般群众家里，妇女们头一天晚上将糠皮、红薯根和小小的山梨泡进水里，到鸡叫时分就爬起来推转着沉重的石磨，在小油灯下把它磨成稀浆，然后烙成一张张又酸又涩，难以下咽的煎饼来充饥，大清早起来，辛苦了半宿的女人面容憔悴，眉眼也被柴烟熏黑了”。

在山东根据地的艰难斗争中，一个值得记录的重要人物是刘少奇。他一方面通过《大众日报》指导山东各地的减租减息，另一方面亲自深入东潘、夏庄、黑林子等村了解情况。他指示朱瑞等山东分局负责人，“目前，减租减息就是你们这里的中心工作，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在他的努力下，山东的工作出现转机。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从5月开始，山东分局抽调300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以莒南、临沭为中心县，在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外围村首先展开了双减增资的群众运动。

到1943年，枣庄抗日根据地和部分游击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获得大丰收，有些地区自给有余，除从经济上继续支援兄弟地区的抗日斗争外，还可以向外地区输出，这使北海币有了物资保证（抗日战争时期，在枣庄地区流行着三种货币，北海币、法币和伪币，北海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1941年4月1日由北海银行总行发行），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北海币的信誉和地位，为排挤法币和禁用伪钞奠定了物质基础。1943年夏，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是1∶1，到年底，北海币升值，已达到1∶6。1943年9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还下发了关于设立工商管理局，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工作的指示，鲁南行署建立了工商管理局和税务局，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和大力发展鲁南经济工作。税务局的主要职能是除按田地征收田赋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牲畜屠宰和盐业运销等税种，1943年鲁南区共收入北海币3572万元，其中田赋占44.1%，公粮贷金占37.05%，出入口税占15.14%，行政司法税占2.33%，其他占1.22%。
肖华回忆说:“在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于是，根据地的每座村庄都变成了抗战的坚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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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4日：盟军滇缅战场大反攻



滇西小城腾冲在抗战前的繁荣程度，总是大大超乎普通人的想象。这个“马帮驮来的翡翠城”，曾经集散加工了占世界90%的翡翠。从清代到民国，是腾冲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

6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包括腾冲在内的中国滇西城市，也正是因为其作为交通要道的战略位置，将自身命运与中国的历史大事件紧紧绑在了一起。西南川滇黔三省成为支撑我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后方基地之后，云南于1938年发动组织数十万云南民众，紧急改扩、抢修了起于昆明，经楚雄、大理、保山、德宏、连接缅甸东北铁路终点——腊戍的滇缅公路。并且在东南亚爱国华侨的支持配合下，开通了从缅甸仰光至昆明的后方交通运输线，把大批盟国援华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战场。这之后，围绕着交通运输线的争夺战不断展开。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史迪威公路，云南历史学者戈叔亚评价说，云南的抗日历史，就是一场中日双方争夺交通线的历史。

战争在腾冲留下的印记直至今天仍旧清晰可辨。落成于1945年7月7日的国殇墓园，是中国现今规模最大的抗日烈士陵园之一，80多亩的陵园紧邻县城西南来凤山北麓，其地形如一口巨钟，取“警钟长鸣”之意。看着3000多块半米高的青石板墓碑插满山头，“上等兵舒云宽”、“中士班长陆泽民”、“上尉傅云生”……9000余名抗敌勇士的生命因为这些具体的名字显得鲜活而沉重起来。

始建于1921年的英国驻腾冲领事馆还挺立在街头，灰色火山石砌成的坚硬四壁，弹痕累累。每个家庭都有着相关的记忆，即使是1945年出生的腾冲人李正，从出生的那天随时随地可以听到父母、邻居、军人对这场战争的谈论。在残破的腾冲城中长大，“小的时候上山摘水果，对腾冲城的残破印象非常深，北城城楼破了一个通天的大洞，城门倒在一边;西门、东门炸塌了，南门已经没有门了。城里很多人家墙壁都是大块的弹痕，很多老百姓把战后破旧的木料拼凑起来搭起房子。有一家人，一个柱子上就有上百个枪眼”。

或许正是因为记忆的笔触随处可见，云南研究历史的民间人士特别多。从商人到作家，从媒体工作者到文物工作者，用保山市博物馆前馆长李枝彩的话说，“几十万人的军队打了几年的保家卫国战争，这在云南历史上是第一次”。

2004年7月31日～8月4日，60年前炸开腾冲城墙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克利福德·隆又一次来到腾冲，悼念留在中国的青春岁月和远去的枪炮声。几十年来，当年占领腾冲、惟一生还的日本守兵吉野孝公也几次重返腾冲，在国殇墓园前久久伫立。

滇缅战场，这块在中国抗战中最早光复的土地，也记载着当年中国抗日国际合作的艰辛与胜利。

中国远征军腾冲攻城

“8月4日，对Hsenwi地区桥梁、Hsenwi到Loiwing桥梁进行进攻性侦察。轰炸腾冲西角部。”美国第14航空队第25飞行中队飞虎队队员克利福德·隆的《飞行日志》记载到。当日，即1944年8月4日，飞虎队员克利福德·隆与他的战友们共出动32架飞机再次奉命轰炸腾冲等地，在腾冲投下重磅炸弹20余枚，其中有很多燃烧弹，落于城西南角及拐角楼附近，当即炸开两大缺口，城内燃起大火。36师107团之一部于西南缺口登城，至14时占领堡垒两座，到晚上登城部队增至两连以上。

这天的轰炸在远征军第11集团军副司令兼第6军军长黄杰的《滇西作战日记》和《中央日报》报道中都有记录。当时正在城内死守的日军56师团士兵吉野孝公在《腾越玉碎记》中描述:“这时的城内战场，情况也极为凄惨。房屋在炮火中已变得面目全非，并不断燃烧着倒塌下来。树上熊熊燃烧的火焰在大风中发出呼呼声响。一派人间地狱之景象。”

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5月11日，配合中国驻印军队发起滇西反攻作战，渡过怒江，沿滇西公路南下。日军则沿滇缅公路沿线及滇缅公路附近的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等地，构筑坚固工事，凭险固守，阻击中国远征军反攻。

滇西、缅北战役，实际上就是为了打通中印公路，占领滇西的日军也非常清楚，从1944年7月17日，88师俘获敌56师团作战计划中得知，敌师团长训话记录:“华军之企图:此次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其目的在于打通滇缅公路，取得国际补给线，并确占缅甸，以为其盟军进攻南洋诸岛之基地。”

此时，以美国为主力的盟国军队同日军进行了一系列争夺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战斗，以著名的中途岛战为转折，使日本失去了在太平洋上的主动权。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当年初，日寇被分割在几个战场:南洋诸岛日军除“玉碎”外已无出路;中南半岛日军被动挨打。中国战场，号称百万的关东军，其精锐已被抽调不少，只能以日本东北移民甚至儿童补充。关内日军驻防点、线都感困难。日本本土对这部分日军的供给几乎中断，衣食都要从占领区掠夺。1944年，日寇在华侵略军约140万人，75万关东军被粘在与苏联对峙的东北不能动弹。关内60余万军队，除守备要害不能拨动的外，50余万基本上倾巢出动，用集中兵力，分进合击，逐点克服之法，对大陆交通线的中国军队大打出手。

在整个战场上渐显颓势的日本早已兵源紧张，按照吉野孝公的记录，进攻腾冲的远征军是守敌日军的30余倍:4万人攻打1300名日军。

已经在日军手中沦陷两年的腾冲城，为明朝正统年间南征将士15000人用石头建筑的坚固石城，这个著名的“极边第一城”城墙有6米厚、8.36米高。建筑之时为了便于防守，城池还因势造形，前昂后偃，如铜墙铁壁。再加上日军长达两年多的苦心经营，城墙堡垒环列，城墙四角都是大小的堡垒侧防，坚固的城池使远征军的进攻屡屡受挫。

美军援助的新式武器发挥了强大作用，“火焰喷射器吐着通红的火舌烧遍城内各战壕。从战壕里跳起的士兵，全身被火包着，像火人一样到处乱窜，身体不到10秒钟就被烧尽了。城内满目皆是这样的尸体残骸。一派火焰地狱的景象”。

由于腾冲城内街巷稠密，房屋相连，日军利用民房家家设防，巷巷筑堡，战斗惨烈，每进一尺，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正如第20集团军会战概要所言，“攻城战役，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垣”。由于牺牲惨烈，又将防敌增援的130师投入攻城战役，经42天的“焦土”之战，将守敌全歼。

美联社消息报道说:“9月14日，中国军队占领了云南省古城——腾冲，……在第一次大的反击战中，中国军队扫清了缅甸——雷多公路的主要障碍，并为驻扎在缅甸北部的史迪威将军的盟军打开了会师之路……”

滇西大反攻的时机抉择

1944年8月4日，在重庆的蒋介石心急如焚。

日军试图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势如破竹，战火马上要烧到广西了。宋子文提醒蒋介石，“美国准备派赫尔利为总统特使来华，并催促说中国战场形势严峻，关于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事必须立即行动！”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是，“就按照三个条件来办，第一，共产党军队不能接受史迪威的指挥;第二，史迪威和我的关系必须明确;第三，租借物资要完全由中国控制”。

此时的蒋介石，在“日失一城”的压力下，继续与英美盟国进行着利益协调。1944年春季开始，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8个月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

盟军的反攻实际上是当时中英美三方大的战略部署。美英和当时中国的驻印度军队打缅甸，滇西的战役配合缅甸，史迪威将军多方周旋，多次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在说服蒋介石和英国人不要放弃缅甸战役后，挫败了蒙巴顿等人提出的取消缅甸战役。向海上进攻的“公理战役计划”，倔强地坚持缅甸、滇西的X军、Y军同时进攻，打通中印公路的公路战役计划。

保卫滇缅公路的战役失败后，名义上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史迪威将军在多头指挥面前，无力扭转战争失败的局面。但是他心中一直燃烧着一股不灭的火焰，他准备在印度重新训练、整编中国军队，以便东山再起。

当缅北战役取得节节胜利，中印公路的修筑在皮可将军率领下，翻越野人山，一步步向密支那推进时，史迪威不止一次地致电美军参谋长马歇尔，请他力促蒋介石派出Y军投入缅甸战役。罗斯福也多次致电蒋介石，催促发动滇西战役，以促成滇缅战局更趋有利发展，打通中印公路。

其中一封电文这样写道:

重庆，委员长阁下:……由于新编第一军正在给缅甸日军以沉重打击，盟军空降部队已经威胁着第18师侧背，日本缅甸方面军主力被拖在缅北、英帕尔和阿恰布三个方向上，因此希望阁下对缅甸战局予以足够重视。

我将慎重地提醒阁下，预料英帕尔和胡康河谷之日军必将求援，对此可能由怒江方面第56师团抽调兵力增援，另外，第2、第33师团亦有可能增援。如果盟军攻占英帕尔，盟军在缅北的胜利、正在修筑的中印公路都将前功尽弃，东南亚局势必将再度陷入危机。

为此，我谨以美国总统的名义要求阁下，切望阁下立即下令云南方面Y军全线投入进攻，以促成缅甸战局更趋有利发展……

   尊敬你的
   P.D.罗斯福

为了催促蒋介石从滇西出兵，史迪威将军甚至根据马歇尔的意见，采取了封锁已经运抵昆明的作战物资的强制办法。1944年4月17日，《中美怒江战役协议书》签字，Y军终于接到了进攻的命令。

根据《中美怒江战役协议书》，美军提供渡江工具，保证先遣部队5万人强渡怒江天险;实施全天候空中掩护;派遣美军炮兵部队予以配合;提供远征军所需的全部作战物资补给。

9月14日，经过激烈的攻坚战，将腾冲日军全歼。11月6日，攻克龙陵。腾冲、龙陵作战，远征军取得重大战果，给日军以重创。至此，滇西日军大部被歼，其溃退之部亦如惊弓之鸟。此后，远征军继续向畹町、芒友追击日军。

中国驻印军队光复密支那

1944年8月4日上午，锡兰康提，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办公室。

助手迪克·扬兴奋地把电报交到史迪威手中:“将军！好消息！密支那终于被攻下了！”

历时80多天的密支那攻城战取得胜利，缅北水路交通完全打通，中印公路的一大障碍终被铲除。从此，驼峰航线不必再绕过飞行条件恶劣的喜马拉雅山，运程缩短，运输量翻了一番。这使滇西战役在物资供应和精神鼓舞上都起到巨大作用，打通中印公路的日子指日可待。

滇西大反攻开始时，战略物资的极度缺乏已经非常明显。1944年5月下旬，日寇的“一号作战”已由河南到达了湖南，衡阳等各地美军空军基地都受到轰炸，形势危急。陈纳德第14航空队为了即将双边作战的重任，急需油料，陈纳德向蒋介石提出要提高第14航空队的供应，从每月8500吨提高到每月10000吨，才能给地面部队适当的支援。

6月5日，正在密支那率领中美军队拼死决战的史迪威在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匆忙飞回重庆。当时，从印度空运来华的美国援华物资每月总数仅为10000～12000吨，用在陆军上的不到2000吨。这其中还要包括制造轻工器械的原料，其余的才归Y部队使用。鉴于战争形势，史迪威将成都空军每月1500吨的油料暂让陈纳德使用，还将在印度的一架重型轰炸机改为运输机使用，这样每月可以增加2000～3000吨的运输量。6月6日，史迪威在昆明与陈纳德及其助手见面，督促陈纳德努力配合滇西战役。

如今80多岁的钟云青老人是当年新38师第4团第3师第4连的上士班长，属于孙立人的部队。他告诉记者曾在印度受训，“装备是美式的，很多东西没有见过，比如冲锋枪、轻机枪。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一排人有三个班，只有一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很落后，炮也没有。开始用的枪是汉阳枪、粤造枪、七九步枪，后来又换成中正式”。

中国驻印军队的武器装备和经费开支全部由美国政府提供，标准略低于美军作战部队。史料记载:“每师步兵三个团，炮兵两个营，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作战开始配属一个战车营……”步兵在作战中还能得到空军的火力支援和后勤补给。这使得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武器和火力上压倒了日本人。截至1944年末，先后有10万中国士兵在兰姆伽受训，国内师以上高级军官有1/3在这里进行过短期轮训或者合成训练。

中国驻印军队一路奋勇作战，相继取得围攻八募与南坎作战的胜利，日军死伤惨重，仓皇溃退。1945年1月23日，中国驻印军队与中国远征军在芒友胜利会师。

而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合作也一直磕磕碰碰。性情率直的史迪威，在寄往华盛顿的快件里，把蒋介石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作为中国驻印军队的指挥者，史迪威在缅甸战场上的军事梦想，超过了蒋介石能够容忍的限度。原中国远征军上尉王楚英回忆说:“他到最后向蒋介石要什么？要中国军队陆军的指挥权。蒋介石对这个事情就有点顾虑了。特别使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他要装备八路军、新四军。那是蒋介石最大的顾虑，而且他不经过蒋介石同意，就向延安派去观察团。”

中国驻印军队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后，中国军队连战连捷，一路向缅甸北部进攻。史迪威此时也显示出了不凡的指挥才能，可是他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之中。史迪威和英国军队的矛盾更加尖锐，他的大陆作战计划也得不到美国军事将领的认同。在缅甸战场盟军胜利在望的时候，史迪威黯然离去。

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队与滇西远征军会师缅甸芒友，全面打通中缅公路。这条公路曾经是史迪威提议建造，最后也以史迪威的名字命名。

驼峰航线与飞虎队

滇西反攻战中，1944年8月，腾冲连日阴雨，地面交通经常受阻。为了把急需的武器、食品送到前线，飞虎队出动大批飞机进行空投补给。

亲历腾冲战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校Burwell Lewis在他的回忆文章《死亡的日本人和牵牛花》里提到，“很多老的中国部队没有通讯器材，也没有地面供应系统。每一磅大米、每一发子弹都必须通过空中供应。空运工作每一天，甚至每一英里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气候和山脉的融合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安全的原因，‘空投目标’都在一些难以想象的、几乎到达不了的地方——峡谷、隐暗的溪谷和高山密林中，以及永远都躲藏在厚厚的雨季浓雾的山巅上。”飞行员的选择是，“驾驶着飞机在乌云和山峰之间狭窄的缝隙中，沿着峡谷的河床低空迂回滑行;要不就钻出偶然出现在迷雾中的空洞去寻找空投目标。两者都是前途未卜的航行”。

1944年8月，继滇缅公路封锁后，驼峰航线仍是当时惟一的运输路线。

驼峰航线因其航迹弯曲形似驼峰而得名。自从日本陆军第5军飞行师团战斗机进驻密支那，专门拦截这条航线的美军运输机以后，航线被迫向北绕行，飞跃“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南缘山脉，因此，驼峰航线也分为南线和北线。南线因距离日军占领的密支那较近，很少使用。北线起于印度汀江机场，向北穿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南部，在喜马拉雅山飞行一小时后，再折向东方，飞跃云贵高原的怒江山脉和横断山脉，然后经过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大小凉山到达昆明。山峰高度超过17000英尺，飞行高度最高达25000多英尺，全长700多英里，在中国的主要基地有昆明、呈贡、陆良、杨林、嵩明和沾均等机场。

驼峰航线沿途山峰都在3500～7000米之间，飞机随时都必须将高度保持在13000英尺之上，上下忽升忽降多次。这些地区大多属于高寒无人区，山峰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狂风暴雨，云雾弥漫，云层中悬着冰粒，时而闪电雷鸣，时而飓风骤起，忽阴忽晴，气流忽强忽弱，变化莫测，飞机失事率相当高。

1941～1945年，援助中国的物资81%是由驼峰航线来完成的。

根据《白宫文件》记载:“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驼峰航线的飞机从开始的几十架到1945年夏天的330架，在中国国内的运输线上服务。1945年7月空运量达到最高峰71042吨。在近三年的时间里，驼峰航线共动用飞机1000余架，运送各类物资近80万吨。这些物资包括汽油、武器弹药、医药及医疗器材、车辆、各种机器设备和军用被服，在当时的大后方流行着一句话，“一滴汽油一滴血！”没有美国援华的作战飞机、第14航空队的飞机，以及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的飞机，就不可能将军用物资直接经驼峰航线运到中国。

1946年，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记载:“至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落在陡峭的山崖上，而被人们称为‘铝谷’。在天气晴朗时，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堆，作为航行的地标。”这就是中美飞行人员用鲜血和生命铺设而成的“航标”。

云南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温暖的国际友谊的故事。1943年，一个叫卡尼尔的飞行员驾驶战机被日军机枪击中，被迫在腾冲界头跳伞。落地后，小学教师熊廷和与村民们救了卡尼尔的命。卡尼尔和村民约定，“以后我驾机经过此地上空，就放三枪，表示对你们的感谢，Thank you！”后来成为笑话的是，不懂英语的村民把“Thank you”听成了“三克油”，还私下议论，“这个美国人还是蛮小气的，一次只给我们三克油！”

为了配合飞虎队的行动，美国政府和当时的国民政府都做了较好的宣传。政府向偏僻地段的山民们讲述美国人金发碧眼的长相，让大家一旦碰到失事飞行员，可以及时救助。李根志说道，当时几乎每隔10公里就有一个小学，每个小学会安排一个会英语的老师，一旦发现迫降飞行员，可以及时通知县政府，提供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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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的22次大型会战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1月11日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抗战爆发以来，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3个月的战役中，双方都投入几十万兵力。由于中国军队战略不当，武器装备落后，在付出33万多人的巨大损失后，最终被迫匆忙撤退，并直接导致了南京会战的失利。此战日军伤亡5万余人。

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日～12月13日

淞沪会战后，日军迅速进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由于国民党军此时兵力凋零，退守绝地，被迫在12月12日匆忙突围撤退。日军进入南京后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南京大屠杀，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0余万人。

太原会战:1937年9月13日～11月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后向太原进攻，中国军队由于指挥混乱，布置不当，被迫从太原突围。此战中国守军英勇抵抗，付出了重大牺牲，消灭敌军2万余人。但从此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宣告基本结束。

徐州会战:1938年1月～5月21日

日军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未能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为此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时间。其中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1万多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兰封会战:1938年5月21日～6月

日军试图在徐州会战后继续扩大战果，板垣征四郎师团孤军深入，被以薛岳为指挥的中国军队包围。最后由于蒋军嫡系将领的无能，中国军队最终功亏一篑。

武汉会战:1938年6月～10月

历时4个半月的武汉会战虽然最终以武汉失守为结束，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取得了毙伤敌军4万人、近10万日军因战斗、气候、疾病等原因暂时丧失作战能力的巨大战果，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抗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

随枣会战:1939年5月1日～20日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消灭毙伤敌军1.3万人，第5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日军未能达到预定战略目标。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0月

日军动用10万兵力，却在第九战区第十五集团军的抵抗下损失惨重。日军承认“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日军伤亡达2万人，被迫撤退，中国军队伤亡3万多人。

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3日～1940年10月30日

日军占领南宁和昆仑关后，国民政府从数百公里外急调10个精锐师，对日军发动立体化进攻，取得昆仑关大捷，迫使日军改变对广东的作战计划，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部分被动。

枣宜会战:1940年5月1日～6月18日

张自忠上将殉国于南瓜店，宜昌失陷。枣宜会战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对正面战场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豫南会战:1941年1月25日～2月7日

豫南会战是武汉周围地区防御作战中的一次战役。日军一度攻占安徽界首和太和，但在伤亡9000人后，日军最终撤退。

上高会战:1941年3月15日～4月9日

为保证南昌及附近占领区的安全，日军发动试图消灭赣北中国军队主力的上高会战。日军在三路围攻、其中两路受阻的情况下，形成一路孤军深入，被中国军队包围而仓皇撤退，伤亡高达1.5万人。

晋南（中条山）会战:1941年5月

此次战役日军的目的是“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的中央军”。中国军队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伤亡仅为中国军队的1/12，成为“抗战史上最大的耻辱”。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1日

中国军队第六战区在正面战场主动发起1941年以来惟一一次主动进攻作战，歼灭日军7000人。最终由于第九战区指挥失误，日军一度攻占长沙，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万人，日军伤亡2万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

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制定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成为“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

浙赣会战:1942年4月～7月28日

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最后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曾经占领衢州机场，但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日军战史记载伤亡17148人。

鄂西会战:1943年5月～6月

日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国民党第18军坚守石牌要塞，第六战区及友邻部队夹击日军，歼灭敌军4000人。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2日～12月

在日军3万优势兵力进攻下，中国57师9000余人孤军誓死抵抗长达16天。最终中国军队收复常德等阵地，毙伤日军2万人。

豫中会战:1944年4月～5月25日

日军试图通过豫中会战围歼第一战区主力，并打通平汉线。由于国民党军指挥失当，洛阳沦陷。日军实现最初的作战计划。

长（沙）衡（阳）会战:1944年5月～8月:

豫中会战同时，日军开始进攻湖南，打通粤汉铁路。中国军队在衡阳进行了长达48天的抵抗，最终没有支援而遭到失败。

桂（林）柳（州）会战:1944年8月～12月10日;

日军为摧毁大西南的空军基地发动桂柳会战。中国军队在明显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未能取得空地配合，导致桂林和柳州仅数日即遭到沦陷。

湘西会战:1945年4月～6月

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对日军进行了包围，创造了雪峰山大捷，毙伤日军1万多人。最终在中国军队的反攻下，日军伤亡2万余人，被迫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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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搞定一个专题：）文章很好，慢慢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