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伟大而光荣的陪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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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陪都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 王康

60多年前，费正清从昆明飞临重庆上空，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上了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尘。”

这名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却正是靠着在重庆度过的15个月，感受到中国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日后成为美国头号中国学权威的地位。

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大城市悉数沦陷之后，原属内陆四川省乙级市的重庆却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达8年之久而享誉世界。重庆的受难和荣耀，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续绝，那段历史已尘封60余年，至今鲜为人知。对于拥有悠久修史传统的中国，这是令人惊讶的忘却；对于晋身中国直辖序列的重庆，这是对自身独特历史遗产难以理喻的漠视。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喋血之际，蒋中正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强调，迁都重庆，首先粉碎了日军胁迫中国在南京订城下之盟的图谋，粉碎其速战速决以屈服中国的迷梦，同时表明中国移都抗战到底，建立抗战大后方，坚持持久抗战的大战略立场。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漏夜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三日后，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在一份就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致军内各级长官的密电中，蒋中正以最高军事当局身份下达指令：“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移驻重庆。

此前此后，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厂矿内迁”决议，来自华北、上海、济南、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钢铁、机械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的一千三百余家工业企业辗转迁渝，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工业西渐”的序幕，重庆因之被誉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

南京中央大学、中央广播电台、中央日报等中国著名高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设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专家、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几十万流亡学生转移重庆。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加、新、澳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驻节重庆，塔斯社、路透社、△△社、合众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几十个反法西斯反战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在重庆派驻机构。重庆成为独撑东亚战局的国际外交舞台。

1938年12月9日，蒋中正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

重庆大轰炸

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各界上至元戎、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教会、商务和旅游人员，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旷日持久、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年5月3、4日两天，63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死伤逾5000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哗然。

老舍经历了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再次启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1941年6月5日，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三百余分钟之久，酿成死伤人数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不知何时何地，重庆街头巷尾流传开一首民谣：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27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中正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1940年8月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中正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

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等地指挥数百万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台儿庄、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枣宜、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余次会战，一千多场战役和近三万余次战斗，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滇西、缅北、印东等地，协同美英盟军抗击日军。

302.5万川军奔赴抗战前线，其中226,991人喋血沙场，356,267人英勇负伤，24,025人杳然失踪，刘湘、绕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等川军将领为国捐躯。中国抗战阵亡将士中，川、渝籍官兵居五分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不仅继续居于中国抗战领导中枢，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本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盟国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

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指挥本部。

1945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51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

八年期间重庆朝野各界给予跟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韩友谊的历史性基础。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变得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其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日，重庆市政当局、各界人士和学生团体数万人参加揭幕典礼。这座纪念碑用钢筋水泥建造，在战时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弹于十米内，亦无法摧毁，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风速器、方位仪和

望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时人所写《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至此，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指挥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结束，而八年抗战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加诸于斯城的历史烙印，已演化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悲壮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