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微言]陈永苗: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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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陈永苗

      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立即毁誉等身而名动天下。陈独秀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不能一看到国家两个字，就胡里糊涂就去爱，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他说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不要算了。
   尽管公认陈独秀剑走偏锋，但陈独秀还是站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把爱国作为信仰加以审问，认为只能爱有资格值得爱的国家。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看来能够防御外敌，并不是值得爱的条件。在外交和内政之间，只有内政是君子，保护人权而不是侵害人权的国家才值得爱。
  爱国主义应该是理性的政治哲学，而不是盲目的政治信仰。在陈独秀看来，民族自爱心同个人自爱心具有相同的性质。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他爱国不能盲目。所爱国家对外不应压迫他国，对内不应压迫人民。如果没有这一界限，爱国心就是盲目的，甚至是有害的。
  经过理性地考验，陈独秀确立了爱国主义信仰。 对于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问题，陈独秀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的爱国是自由主义的，以个人自由作为终极目的。这让看起来是世界主义倾向的，而且似乎摈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看起来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有两重反讽：一，坚持世界主义是为了民族主义，更世界是为了更民族，为了爱国而世界主义；二，主张亡国是为了救国，只有亡国才有希望救国，这是希望导致的绝望。在给章士钊的信以及他自己的文章里，他曾有过的“国人唯一之希望”，是“外人之分割耳”和“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陈独秀的内心深处，是狂乱的，复杂的。 陈独秀还说，看看目前中国的土地上，只有租界里的居民能够得以安宁自由，因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矣！”。   
  每一个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爱国主义者，炽热的或者默默的。炽热的有两种，一种是他的言论不用看就知道是，他们将爱国两个字写在脸上。另外一种就是反讽的，因为爱极而恨极，正因为极为爱国，所以说出狠话、气话。听起来令人伤心，但其用心之苦，要有心之人才能看出。他们的爱国，而是将之铭刻在心里，融入血肉骨髓中。脸上没有爱国的泪水，是因为它们爱得深层，爱得疼痛。第二种爱国者尤其容易引起争议。《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后，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



   爱国与执政党无关

   二十年后，还是陈独秀和章士钊。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次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陈独秀长衫布履，神色自若地坐在被告席上，看到章士钊时，他略微点了点头。
  这是陈独秀第四次进监狱。这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大力抨击国民党的绥靖政策。毫无疑问，陈独秀的思想没有变形太多，国民党劫持了这国家，陈独秀并没有在全民族的危机中，学了胡适拥护国民党。没有人权的党国，不能一味爱下去。不同的是，陈独秀从一个自由主义愤青变成政治成熟的爱国者。不承认党国合一，把国民党从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权上拉下马来。
  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历数了陈独秀的罪状，指控陈“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认定陈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总有一种道理铭刻在人们心中，党和国如何都是有区别的，所以检察官读完了起诉书、旁听席立即嗡嗡议论声四起。
  陈独秀进行了抗辩。错了，不仅仅是抗辩，而是审判。这时候陈独秀由被告成了原告，站在那里受审是国民党政府。
  陈独秀宣读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义正辞严犀利有力，以攻为守，既为自己辩护又攻击敌人，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概述了当时的中国情势，逐条批驳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最后，他提出究竟是谁“危害民国”。他说“国者何？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绝非‘共产邪说’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张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也？若为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已二次叛国矣，此荒谬绝伦之见也。”陈独秀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如果说陈独秀过分政治，那么作为律师，比较中立比较技术比较理性的章士钊的辩护，具有更大的说服力。章士钊用带湖南腔的普通话清晰地说:“本律师在英伦，曾闻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据谓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也，若视为叛国则大谬矣。今试执途人而问之，反对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疯狂即为白痴，以其违反民主原则也。”他还说，“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
  章士钊话音刚落，陈独秀却拍案而起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显然不满章士钊的中立立场，令全场哗然。
  陈独秀简要地大声重申了自己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说:
  “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民国人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至政府之义务。”
国家不等于国民党，要爱国但可以不爱国民党，而且爱国就要反对专制集权的执政党国民党。陈独秀最后大声宣布：
  “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 法律以人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