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微言]储安平 《向人民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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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投降》
储安平的发言 (1957年7月13日)
注:这是储安平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曾祥盛根据1957年第18期《新华半月刊》录入

　　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绝对错误的。首先，我说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真诚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就以我们现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这一个成为全国和各级地方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主基础最广泛的政权组织。全国和各地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是最能体现党团结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无论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或人民团体，都有大批的党外人士负担着主要的领导职位。党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遇事和党外人士协商，征求大家意见。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去新疆的飞机票都定了，但是因为要协商人大代表的名单，政府希望我临时把飞机票退去，等协商有了结果再离开北京，这就说明党对团结党外人士是如何的重视和认真。然而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硬说“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我这样说，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认识，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其次，我们的宪法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针首先要由党员来执行。党指派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工作，是党贯彻党的政策和履行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措施。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没有党领导的地方（通过党员），党的政策便不能正确执行，工作便容易发生错误。因之，在我们的国家里，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参加工作，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现象。不仅宪法里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领导地位，就是在全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里，也都把党看成是我们国家中的最大财富，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党的存在和党的强大是保卫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引导人民进入幸福美好生活的有力保证。中国人民都一致承认党给全国人民办了数也数不清的好事。全国人民正为在党的领导下而完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就而欢呼、自豪，从心底里感激党。正因为这样，人们纷纷要求党选派党员去领导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工作。党的责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说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错误地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组织，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承认有些党员在思想作风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些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提高和加强党的力量，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风。可是我却把某些个别党员的缺点说成是党的缺点。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论经不起驳斥，一经人民揭发，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我不仅在“党天下”的谬论中诽谤了党，而且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中，也做了许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在我担任总编辑的两个多月内，光明日报刊登了许多恶意的、片面的、破坏性的报导，攻击党的领导，损害党的威信。我还派了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等九个城市去开座谈会，专门找那些对党不满的、勇于攻击党的人发言，企图通过这样集中的形式来损害党的威信。我又发表了北大学生大字报的错误报导，表面上是抢新闻，实质上是点火。我不赞成多发表歌颂党的社论。我听到章罗联盟造谣的党要在大学撤退的消息，特别感到兴趣，并且还刊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不符事实的新闻。我还发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鼓励大家结合“互相监督”发言。我用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错误的报导和言论和正确的报导和言论不加区别。我又以同样错误的观点来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妄想利用报纸来监督党，而监督的目的实质上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在我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下，一度使光明日报迷失了政治方向，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处处放火的结果首先是烧昏了我自己的头脑，使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出了那篇“党天下”的谬论。

　　我这些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它在一些比较落后的群众中间造成了思想混乱，使有些人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不明事实的真相；它使某些对党有些不满情绪的人格外增加了他们对党的不满；它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鼓动人们向党进攻。我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根据最近报纸的揭发，现在大家很明显地认清，章罗联盟是一个阴险的政治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党分庭抗礼。逐步篡夺领导。我的“党天下”谬论实质上成为替他们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而在那篇谬论中提出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实际上也等于在替章伯钧、罗隆基开口要求副总理的职位。我在五月十九日去看罗隆基一次。从我自己的思想上来检查，我去看罗隆基，实质上是想在政治上和他勾搭。可是我还没有勾搭上他，倒给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罗隆基已经利用我直接地向党进攻了一次。罗隆基还想利用我在这个大会上为肃反问题发言，利用我在光明日报上展开反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讨论和攻击五年计划的建设。幸而党领导人民对右派分子斗争发动得早，党救了我，使我避免犯更多更大的错误。章伯钧一再指示光明日报多登他的新闻，他显然想利用光明日报来加强对他个人活动的宣传，以增加他的政治资本。章伯钧又一再指示要光明日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多注意中立国家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左派政党的介绍和报导，从这一点看来，章伯钧不仅对国内政治有野心，而且他对国际政治也有野心，企图通过一些国际活动来找寻帝国主义老板。他要求光明日报加强这方面的报导是要为他作进一步的国际活动创造条件。而我的一套资产阶级办报方针再加上我自己对党的领导有抵触情绪，这样，我在光明日报的一套做法就完全符合章罗联盟的要求，符合他们的政治野心。

　　在国外，我的错误言论还为美蒋敌人所利用，使他们错觉地以为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反对党、反对政府。他们以为在大陆上出现了什么为他们日夜梦想的变乱，于是兴风作浪、进行挑拨，还说要向我“遥致敬意”，实际上无非想造谣生非，挑拨离间。我的错误的言论虽然为他们所利用，然而他们的希望只是一个梦想。在今天的中国，即使犯了错误的人，在党的宽大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下，仍然坚决要求改正自己的错误，从新做人，争取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效力。以为中国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供美帝利用，那只是杜勒斯之流的幻想而已。

　　我这次犯的错误，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我受过多年的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盲目崇拜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解放以前，我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方面反对共产党。我在思想上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标榜走中间路线。我鼓吹“自由思想分子”团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不要人们跟共产党走。由于我只看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很小一部分所谓“民主自由”，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更大的民主自由，因而便错误地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有一个‘多’‘少’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便变成‘有’‘无’问题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六页）我在“观察”复刊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步地作了自我批评，否定了过去的立场，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但实际上，那时只是在政治上表明了一下态度，我自己的立场和思想并没有真正改变过来，因而解放后这几年来，表面上是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而在实质上，仍然存在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一有机会，我就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当我初犯错误的时候，我没有正确地认识我的错误。一个多月以来，经过全国人民和人民日报的批判，经过九三学社同志、光明日报同志以及人大江苏小组各位代表的帮助，才使我逐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的严重。我认识到这次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一次猖狂进攻。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而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自己扮演了一个可耻的令人痛心的反动的角色。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没有前途。我特别认识到，假如不是老老实实跟党走，个人就要走错路，工作就要犯错误。这次我在光明日报所犯的错误，就使我受到一次最大的教育。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到六亿人民的一边来。我决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并在批判我自己的错误的同时，积极参加全国反右派的斗争。我对我的错误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我应当继续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继续深入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论。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7年7月1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