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

风石堰

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
　　
　　　　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消费时代，欲望时代，所以知识分了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一个“权”，一个“钱”的选择。于是就像鲁迅讲的，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当官，有人发财，但也有人坚守。
　　
　　
　　　　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90年代是知识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道义、勇气、执著、诚实、规范、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你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所以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适应了。我也有过彷徨、有过困惑，也有过笑话。我举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许可以从中透露出一些什么。
　　
　　
　　　　1999年吧、也许是2000年，我对数字总是记忆不清。法国有个有名的酒，叫铭锐吧？这个酒拿破仑喝过，说拿破仑打仗，必须到这个酒厂去喝他一瓶。一喝每战必胜。这个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发展到现在成了法国一个专门制造高档奢侈品的一家大的公司，比如毛皮衣啊，钻石啊，高档的酒啊……
　　
　　
　　　　1999年吧，这家法国大公司把1900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酿造了300瓶“鸡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给世界各国在某个领域的著名人物。香港送给了萧芳芳，还送给了一些什么国家的政要，反正都是名人。中国就送给了张艺谋。当时张艺谋在德国领奖，是《我的父亲母亲》获奖吧。他特地到上海来，到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来接受这瓶酒。这要举行一个仪式，在那个公司的总裁把这瓶酒送给张艺谋之前，要找个当地文化界的名人来介绍张艺谋出场。于是就找到我，我说好呀，这是一次文化活动嘛，是中国的光荣嘛！他们问：“沙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又问：“真的没什么要求吗？”（笑声）我心想能什么要求呢？总不能让张艺谋拍部电影让我演男主角吧。我实在是没想到其他地方去，就说：“一点要求也没有。”对方说：“那好，那好。”
　　
　　
　　　　这一次，我确实是把它当作一次纯粹的文化活动。我平时发言、演讲，都不写讲稿，信口开河，那次我特地写了讲稿，做了准备。张艺谋嘛，要郑重对待。我想这是发奖大会，发言不要搞得太一本正经。发奖本来就是开心的事，你看奥斯卡颁奖多开心。所以我想尽量讲的轻松一点，风趣一点。我的发言开头说：“张艺谋是不用介绍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张艺谋也不希望别人去夸奖他，一夸奖张艺谋就成了‘夸张’了（笑声）。”
　　
　　
　　　　这个开头就赢得大家掌声，我也很得意（笑声）。我说：“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界的‘大红灯笼’，是得奖专业户。他以前得奖是‘一个和八个 ’，现在他是‘一个都不能少’。”（笑声）。中间说的也不错吧？是不是？你想呀，他得过表演奖，得过导演奖，还得过摄影奖。不是“一个也不能少”吗？那次我讲了10分钟，很受欢迎，我也认为我是参加了一次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第二天早上，我请张艺谋喝早茶，还请了黄蜀芹、奚美娟等上海电影界人士。
　　
　　
　　　　其实人家法国公司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是用文化来包装商业目的。所以他才问你：“你有什么要求？”说白了，你要多少钱嘛。可我就是听不懂嘛（笑声）。这是两种符号，两种语言。他送给名人的100瓶酒不卖，但其他200瓶酒是要卖的，也可能卖的很贵嘛。他这100瓶送的酒是广告嘛，是为了推销那200瓶酒的广告嘛。我也在无形中做了一次广告，一分钱没拿（笑声）。
　　
　　
　　　　我讲这件事情是说到了90年代，商业大潮汹涌澎湃，把一部份想坚守的知识分子席卷而去，就像钱塘大潮一样，你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会把你席卷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识分子。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份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老的当中，我所钦佩的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很少很少给名人写信，不是骄傲，是怕打扰他们。当我看到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之后，我激动不已，我抑制不住地给他写了一封信。
　　
　　
　　　　说了半天，有人会问我：“阁下如何啊？”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个底线，我是作家，不能撒谎。何以证之？有个例子可以一说。这儿没有打小报告的吧？打小报告，我也说。我说出来是为了说明问题，是希望知识分子绝对不要撒谎（鼓掌）。
　　
　　
　　　　去年年底，开全国文代会、作代会。我当时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在上海的选票是如此之高，我真的真的感谢上海作家们对我信任，对我的支持。我真的真的心存感激。虽然我知道我不够资格当选代表，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参加任何协会的会议。我连官都不想当，还开什么会？85年我当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当了4年不想当了，要辞职。我说我一个人改变不了终身制，但我一定要从我做起，一定要任期制，只能当4年。可是就是不让我辞，还叫我继续当。没办法，我就写了一张名片。我的名片可能有些人知道，上面印的是：“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笑声）。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笑声）。”
　　
　　
　　　　所以呢，我就这么多年一直坚守这样的立场，不愿当官，不愿开会，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只要对得起良心，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不以被接见感到荣幸，不以被赏识感到骄傲。有副对联，好像原本是流沙河先生的，我可能记不准确了，但我一定按照自己的意思窜改了，叫做：“偶有慧心写小品，绝无俗趣见大官。”埋头写作，一心只读“剩”“闲”书。所以作协选我，我真的感到我太辜负上海作家们对我的信任了。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感动的。
　　
　　
　　　　这样，我去年就到了北京参加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去了。你不是不喜欢开会吗？怎么又去北京开会了？我可以借此机会看朋友呀，可以到我喜欢的几家靠近北大的书店去买书呀。至于会，我真的没参加，连开幕式，中央首长都出席的隆重的开幕式你居然都没出席？是的。是不是太过份了，太狂妄了？什么原因，我下面说。
　　
　　
　　　　我认为，这样的所谓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没意思。一是最近几届大会从来不安排代表们的大会发言，只安排代表们听中央首长的大会报告，因此各个代表团之间无从交流，你无法了解其他地区代表团的意见。各个代表团是虽然有小组发言，但没有会议简报，因此各代表团之间也无从了解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情况。没大会发言，没会议简报，这叫什么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会议情况，山东的不知道山西的会议情况，议不起来嘛（笑声、鼓掌）。那各个代表团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会不是一样吗？干吗还要浪费那么多经费跑到北京来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开会，我都说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会开得像没开一样（笑声、鼓掌）。
　　
　　
　　　　但不开也不行，作协章程上规定了的呀，几年……大概四年就要开一次吧？开了又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我看每次开会，最紧张的是领导，就怕出事。防范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见，串通一气，形成舆论，或是决定，给上面造成压力，打乱上面的战略部署，无法和上面保持一致，无法维持那“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所谓大会，总是在开幕之前先要召开党员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听说另外一种局面，就是要党员带头各抒己见、言无不尽，或者要党员鼓动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如果有过这样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为了“阳谋”，为了 “钓鱼”，为了打你个“右派”。
　　
　　
　　　　你说这样的会又有什么意思？会议、会议，就是要“议”嘛；不“议 ”，光让大家到北京来“会”一下，有什么意思？当然也不能说没“议” ；也“议”了，问题是“议”了什么。按我的理解，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应该议一议在上一届会议之后的几年里全国的创作情况，有什么经验和问题等等，总之主要应该议的是创作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代表大会呢？主要的议题是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或学习文件，谈体会，谈心得，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然后表示决心，坚决贯彻。你这样“议”也行，反正也听惯了，可是你不要议得肉麻呀。怎么个肉麻？听我慢慢说。
　　
　　
　　　　先说开幕式我为啥不去呢？说实话，我怕拍照片。这虽然是“无尚的荣光”，可我怕等，怕排队。文联的代表，作协的代表，数千人，排队要一个小时。排好之后又要等一个小时（笑声）。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你最好别动。像我这样多动症的人肯定受不了（笑声）。我怕受这个罪。那不是听不到领导的报告了吗？听开幕式的报告好几次了，不听也罢，我估计不会有什么新意。所以我就没参加开幕式。报告没听，怎么讨论呀？报纸上有呀，绝对是头版头条，不可能登在中缝，连找都不用找，翻也不用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看到。况且我还不一定参加小组讨论。但也不能做得太绝，第三天吧，我就到了小组会上去了。
　　
　　
　　　　说来真巧，那天下午全国作协的一位领导亲临会场，来听我们上海代表团的讨论，听听大家学习领导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位领导原来在上海工作，是部长。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没听说他整过人，只听说他在当大学党委书记的时候还保护过学生。我对他毫无恶感。大家都叫他某部长。他刚坐下，就有一位作家发言。这个作家曾在这位部长手下工作过。我对他也有好感，我喜欢他的性格，虽接触不多，但印象不错，我们甚至还相约以后一起运动。这个人的小说和文章写得也挺好，很风趣。真的是如此。这位老兄第一个发言，说：“哎呀，部长你来了，看到你，我感到非常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在你在离开市委的那天告别会上的发言。你的讲话，你的作风，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笑声）……”
　　
　　
　　　　哇，我真的受不了啊（笑声、鼓掌）！怎么好这样呢？我就坐在他不远的地方，他看到我的脸色，有些异样，就对我说：“你发言、你发言。 ”我根本没接他这个荏儿，我抑制不住地对他说：“你拍马屁怎么拍得这么恶心（笑声）！”他很尴尬，他也知道我没坏心，我和他无怨无仇。事后我想，我这样的说他，会不会伤害了他？如果有所伤害，我向他道歉。我真的没坏心，当时真的是抑制不住，脱口而出。我非但不是坏心，而且还是好意。否则我不会说他。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才说。否则我理也不理他。他说：“你说，你说。”他一说“你说，你说”，我就忘了老婆的吩咐了。我这次到北京来，我老婆对我说“叶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北京千万不要说话，千万不要发言（笑声）。”我说：“好，我保证不说话！ ”这也是我不参加开幕式和小组讨论的原因之一，不开会，就不会发言了。可这位作家冲着我说：“你说，你说。”我就忘记妻子的嘱咐了。
　　
　　
　　　　其实我也可以不说的。实在是看了北京某大报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憋不住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想，说就说吧。我说：“这次我到北京来，医生嘱咐我，你心脏不好，凡是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笑声、鼓掌）。”所以开幕式我就没去（笑声）。但是，领导的讲话我在报纸上看了。我认为很重要。因为领导的讲话，都是很慎重的，要经过研究，经过思考，经过多方面的徵求意见，甚至字斟句酌，才最后定稿的，当然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感到我很落后，甚至怀疑我是不是阴暗。都是一些全国著名的作家呀，他们有的文章说，这次领导的讲话是纲领性的，是划时代的。有的文章说，这次领导讲话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一样，都是里程碑。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呢（笑声、鼓掌）？领导讲话当然重要，但是不是每次讲话都是划时代的、都是纲领性的，都是里程碑呢？还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说，听了这次领导讲话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么就没这感觉呢（鼓掌、笑声）？
　　
　　
　　　　有一部份人肯定有这样的感受，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呢？他们这样强烈、激动的感受能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呢？我就不信。我这次来北京，我老婆对我说，你千万别说话。你说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问题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戏，你干嘛那么认真呢？这是老婆的原话。我说我是作家，我的思想境界不高。可我有我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能撒谎，要说真话。当然真话不一定是正确的话，更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是罪恶，谎言一定是无耻。假如面对谎言我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是在撒谎。所以我今天必须说出来。我说我们不是作家嘛，而且作家的代表。假如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会议上都不能说真话，那这会有什么开的呢？我们能对得起那些选举我们的大多数没来开会的作家吗？
　　
　　
　　　　第二点，我讲三个代表。我说我不反对“三个代表”。但我反对把 “三个代表”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笑声）。“三个代表”居然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笑声），到处泛滥，什么都要加上“三个代表 ”。你搞什么一个工作，都是“在三个代表的鼓舞下”（笑声），你反正总可以那样说，这是庸俗化。文革不就是这样吗？全国都讲一个模式的话。干嘛老重复这一套呢？搞宣传的同志有些创意行不行？
　　
　　
　　“三个代表”主要是针对党组织讲的，对党员干部讲的，对党员讲的，是针对党说的。而作协是群众性组织，是文学组织，你把“三个代表” 列入作协章程，那么你怎么能要求金庸这样的作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写武侠小说呢（笑声、鼓掌）？不是荒唐吗？虽然金庸先生也爱国，也爱党。
　　
　　
　　　　我发言完了之后，可能真的是有点激动，心跳加快，我就说，我心脏不好，我要回去吃药，拍拍屁股就走了。
　　
　　
　　　　我认为我的那番话是讲道理的，不是胡说八道，不是胡搅蛮缠。我反对的是谎言，每个人代表应该说出真心话，尤其是作家。我是出于爱心。真正爱这个国家，不害这个领导，就应该把真话跟他说。不要老是“一股暖流流入心中（笑声）。”
　　
　　
　　　　好，我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和我对话。有什么问题都直言不讳地提出来。跟我商榷也好，反对我的说法也好，都能提出来。我能回答的，一定很真诚地回答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站起来都可以说，写条子也可以。
　　
　　
　　　　问：请谈谈戏剧的不景气。作为作家你是如何读书和观察生活的。
　　
　　
　　　　答：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戏剧要贴近生活。而戏剧目前不景气很大原因就是面对真实的的生活它掉头不顾，因为它太真实，不敢面对；而面对虚假的生活它扑面而去，因为虚假能一团和气。戏剧不是为了观众，戏剧不是反映生活。而是为了得奖，为了“五个一”工程。但谁都不要看这样的戏。所以我觉得戏剧应该迈向真实的生活。人要活在真实中，戏剧也要活在真实中。但生活不要戏剧化。生活戏剧化会很恶心（笑声、鼓掌）。生活戏剧化叫装酷（笑声），叫作秀（笑声）。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演戏。
　　
　　
　　　　问：沙老师，您说您的道德底线是不说谎。可是作为一个作家，您真的做到百分之百的真诚吗？谎言与文学与您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关系？
　　
　　
　　　　答：我厌恶谎言不见得我就不撒谎（笑声、鼓掌）。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他的感情经常和他的理性进行斗争。他理性上知道，一个人要真诚，不能撒谎。可是在某个具体事情上真的要不撒谎，确确实实是要经过很激烈的斗争。有些善意的谎言，那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有一些方面，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在涉及人的品格的那个方面，绝对不能撒谎。我力求那么去做。
　　
　　
　　　　问：请谈谈你在美国的感受。
　　
　　
　　　　答：美国是个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国家，它不过两百年，现在是世界首富。对它的赞美，对它的攻击可以说势均力敌。这个世界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对同样一种事物都可能有两种以上的看法。所以现在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价值观非常非常难。否则世界早就大同了。包括对9.11的看法都有两种。有一点我实在是难以忍受。虽然我是穆斯林，是回族，但是我对美国的两座大楼被轰炸，是非常悲痛。死去的都是些无辜的人呀。人总要有些同情心，有点恻隐之心，有点悲悯情怀嘛，否则和动物何异？我不讳言我喜欢这个国家，喜欢美国人，他们年轻有活力。他们比较少谎言。他们比我们要有诚信。他们比我们有较高的素质。我曾多次去美国，和美国黑人、美国外交官、美国教授、中国留美学生交谈过。他们说感谢美国给了他们机会。我和一些并不喜欢美国的人也交谈过，他们说：“虽然我不喜欢美国，但是让我重新再选择一次，我还是选择美国。因为我安全，我自由，至少有言论自由。”两个免于的自由你们知道吗？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美国有缺点，这我就不说了，有点套话之嫌。说别的国家好，就一定要说它一些缺点，不如此就怕人说不爱国，这太没意思了。凡是想要出去的人，我建议你们先到美国看看，不带成见地看一看。你一定会发现很多你不理解的，比如他的霸权，但也一定会发现让你惊喜的。
　　
　　
　　　　问：当今创作不景气，是具体能力问题还是中国作家的素质问题？
　　
　　
　　　　答：这都不是问题所在。中国创作家极为聪明。我就是个明证（笑声、鼓掌）。是体制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文艺至今还是拍马的文艺，还是说谎的文艺，还是个口号的文艺。是由于我们没还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所造成的，还没有完全的艺术创作自由所造成的。尽管现在，这不是套话，比过去好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那种程度。我们在这方面的开放程度和经济的开放程度相比是不成正比的。
　　
　　
　　　　问：在全球化的大形势下，怎么把握民族文化？
　　
　　
　　　　答：同学们提这个问题很好，说明视野开阔，说明他是想着未来。这正应该是青年人的问题。我非常喜欢这样的问题。全球化势不可挡，谁也阻挡不了。我们改革以来20年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朝向全球化，所谓“跟国际接轨”，所谓“改革开放”，什么意思？就是“全球化”啊！向谁改革开放？向朝鲜？向越南？向古巴（笑声）？是向美国啊！是向欧洲啊！是向资本主义世界啊！是不是？难道不是这样嘛！向国际接轨，你跟阿富汗接轨（笑声）？跟第一世界接轨啊！WTO，为什么花了15年参加这样的组织？我们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也没这么费力呀！15年啊！哪样不被他们审查了？现在参加共产党的审查也不是这么厉害的呀！这个决心下得好呀！假如上个世纪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列列举很多，我认为加入WTO是中国最伟大的成就。我们一直强调稳定稳定，加入了WTO之后，我们严格地遵守那些规矩去办事，能不稳定吗？
　　
　　
　　　　把握民族文化。我觉得全球化之后，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会进来，美国的大片会进来，唱片会进来，没有关系。美国应该全球化的程度比我们高多了吧！应该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吧？你们去看美国，他们也保护本土文化。也许他们不典型，他们历史太短，本土没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他们对印第安的文化还是加以保护的呀。假如美国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有5000年历史，有丰厚民族文化，那他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考虑民族文化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不是说越是民族的就是越具有世界性的吗？看来这句话有点道理。全球化不会淹没本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相反还会丰富全球文化。如果全球化让每个人都说一种语言，都穿一样的服装，都是一种性格，都跳一样的舞，这样的全球化，还有什么意义呢？全球性不是破坏性。对民族文化还是会保护的。
　　
　　
　　　　问：请问你最近有《精神家园》之类的书出版吗？
　　
　　
　　　　答：大概这位同学看过我的《精神家园》。这本书之后还出了好几本书，一本叫《自由的笑声》，卖的不错，结果出了第一版就被封杀了。因为其中有篇文章叫《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被小人打了小报告，告了恶状。毛泽东有一篇著名文章叫《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我写的是《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这完全是游戏之作，是幽默文字，毫无政治含义。小报告上去后，被一位也是毫无幽默感的中央大臣认为我的文章是对毛泽东的大不恭敬，批示到上海。我想这位大臣根本没看懂我的文章，他误会了，或许根本就没看，按照小报告来批示的。上海一位副市长还算比较客气，在一次会议上，没点名的批评了我。于是我的这本书就不能再版了。出版社也曾经好心地和我商量，希望我删掉这篇文章，以便再版。我说《自由的笑声》里面的所有文章都可以删，独独就是这篇不能删。做人要有点骨气。“自由”虽然受到扼杀，但我“笑声”依旧。是不是？今天大家一直在笑？
　　
　　
　　　　以后我又出了一本《沙叶新谐趣美文选》，这本书的编辑煞费苦心，工作极端认真负责，为了能顺利通过上级审查，她把一些有骨头的文章，或者说得好听一点，那些有风骨的文章，和我那些述说亲情的家庭伦理的无害文章夹在一起，然后加个软性的小标题，什么“依偎着爱”之类的，为的是绵里藏针。这是在目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文化产品。
　　
　　
　　　　我的文章虽然有《“检讨”文化》和《“书生”与“梁效”刍议》那样有些锋芒的、咄咄逼人的严肃文章，但也有好多像是插科打诨的，油腔滑调的，让人捧腹大笑的。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呢？这倒不完全是为了取悦读者，为了销路，而是不得不穿上的“迷彩衣”，使这些文章能安全出笼，使那些审查官们看不懂（笑）。我的这类文章，我自称为“笑衣炮弹 ”。是“嬉皮笑脸露峥嵘”，我真的是这样的“险恶用心”，这样的“罪恶目的”。我这样做其实很苦恼。为什么我今天站在这里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出我心理想说的话，而把我的话变成白纸黑字就必须婉转曲折地以调笑来装饰呢？这是我很苦恼的事，是不得以而为之呀。所以我的一些发表在报纸上的随笔，常常充满着一些笑话，包括把我和我老婆开的玩笑也写在我的随笔《沙叶新买菜记》中，我对我老婆说：“你呀，一辈子平平常常，什么都不突出。到退休了，你突出了，你腰椎间盘突出（笑声）。”其实这篇文章主要不是写这个嘛，主要不是写我买菜嘛，买菜是幌子嘛。通篇一看，几乎不用细想，就知道我这篇文章是讽刺审查制度的嘛。贾平凹的小说《废都》的一些地方主动删去多少字，我是最早在随笔中主动删去多少字的。但我删的不是性描写，而是“惑众之妖言”，也是讽刺嘛。我删掉的读者一看就知道我删的是什么，是欲删弥彰，也很“恶毒”。但也有读者看不出我的“庐山真面目”，看了《沙叶新买菜记》，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老婆腰椎间盘突出，好多朋友见面就问我：“你老婆腰椎盘怎么样了（笑声）？”
　　
　　
　　　　另外，这两年还出版《尊严》和《阅世戏言》。现在我对写嘻笑怒骂的随笔兴趣不高了。我想写点的确能引起读者深层思考的有关中国政治文化方面的文章。我已经写了《“表态”文化》和《“检讨”文化》，我还想写《“宣传”文化》和《“崇拜”文化》。
　　
　　
　　　　问：请问大学生如何对待谎言？
　　
　　
　　　　答：首先，这个底线你能不能做到？沉默可以不可以？不撒谎，不表态，保持沉默可以不可以？最重要的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历史是你自己写的。你不要认为一次撒谎对自己没有多少妨碍。有。当你觉悟了之后，你会知道这是耻辱。当你不懂的时候，你撒谎，别人不怪你。当你有了觉悟后，你再撒谎，你就是市侩，你就是投机分子了。
　　
　　
　　　　问：你作为上海作家，你对上海男人的形像的评价，有什么看法（笑声、鼓掌）?
　　
　　
　　　　答：对上海男人印象很多是误解！上海男人绝对不是像中央电视台小品里演的，像巩汉林表演的那种上海男人形像，那么畏缩和猥琐。说话嗲嗲的，戴着眼镜的，瘦瘦的、娘娘腔的，好像是同性恋似的。不是那么回事。问题是两种价值观，问题是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上海男人。我认为上海男人很可爱。首先，他文明，比如，尊重妇女。做家务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男的就不能做家务？男的也可以洗尿布呀，那孩子不是你养的吗？又不是洗别人小孩的尿布，（笑声）洗自己孩子的尿布这是一种亲情啊！孩子长大以后你也光荣啊，可以有话说呀：儿子，你神气个啥，你小时候老爸还给你洗过尿布哩！好，儿子一听就没话说了，当爹的威信马上就提升了，那多好啊！
　　
　　
　　　　但你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说什么男人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就应该有个爷们儿样（笑声）。好像男人做做家务、尊重妇女等等，就不是男人，你说哪种观点好？我说是后者好。
　　
　　
　　　　还有，都说上海男人很精明，精明有什么不好？尊重物质产品，不暴殄天物，不浪费，精打细算，就是尊重劳动啊！尊重别人劳动就是尊重自己的劳动啊！上海买东西不像北京，北京人买苹果不能买一个，买一个要给别人骂，一买买一箩筐，用板车拖回去（笑声）。上海可以买一个（笑声），他今天想吃苹果，就买一个嘛。说不定明天不想吃，过几天也不想吃了，一下子买那么多干吗？要是买两个，吃一个，另一个放在明天皮皱了呢？要吃明天再买嘛。文革前，上海有个老工人值班买蚊香，报纸上报导过的。蚊香不是一盘吗？里面不是两支吗？他买一支（笑声）。我今天晚上值班，我只要这一支，我点完了我就回家了。我几个月才值一次班，几个月之后没蚊子了嘛，我干嘛买两支（笑声）？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全国都没有半两粮票，只有上海有半两粮票，因为一根油条只要半两粮票，上海人只买一根。本来我也不习惯，以为小气，吝啬。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不花，应该是文明的表现。大手大脚，像有些学生吃不完饭乱倒，到馆子吃饭一叫叫那么多菜，这好吗？上海人很讲效率，诚信程度比较高，效率比较高。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是从南京去的。我看得比较客观，所以我建议，南京姑娘可以找上海男人（笑声），绝对是优质产品。
　　
　　
　　　　哪个城市的人没有缺点呢？前几天我买了一本书，叫《河南人怎么了？》到处骂河南人，叫防偷，防贼，防河南人（笑声）。我就打抱不平。这是一种很庸俗很卑劣的地方歧视。用这样一种心态加入WTO，全球化，没资格。有些地方的人素质可能差一些，之所以差，是因为贫困，是因为教育水准差所造成的。不是天生的，更不是不能改的。河南人也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那是由环境所造成的。文革，我们还不丑陋。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不要有地方歧视。在美国，我跟我孩子讲：“在我们家里，你们不许叫黑鬼。黑人就是黑人，干吗要侮辱他们？”
　　
　　
　　　　问：你自己认为自己幽默吗？和老舍有什么不同？
　　
　　
　　　　答：自认为幽默是很不幽默的一件事情。佐临先生跟我讲：哪有自己讲自己幽默的呢？什么是幽默？幽默是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能力，是一种不仅洞察事物本质的矛盾，并且能用一种喜剧化的方式把它实现出来的一种才智。幽默的人有一种豁达的、开朗的情怀。要真正做到幽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我只能说我有点俏皮或者调皮。“幽默”这个级别，我还达不到。老舍先生是我很崇敬的作家，他是幽默大师。我看过他几乎所有的作品，特别是剧作。很多也是在我们家炒货店里看的。他是重量级的，我最多是次轻量级的。
　　
　　

cdxiaohe

这是老贴，是沙在东南大学校庆上的演讲，并非完整版，有兴趣的可以找完整版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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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内心和现实中间煎熬...
搞技术的都是这样,明知道不应该做的却不能不做,明知道要做的却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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