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亲历：一次不愉快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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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005年两次伊拉克人质事件，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了福建平潭这个小海岛。

两次被绑架的人质都来自这里。

刚到平潭，我听到的一个谚语是：“平潭岛，实在好。女的多，男的少。满山是石头。”

这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采访。

一开始我就感觉到村里人对记者的戒备。当我在人质陈亲爱家门口徘徊的时候，几个顽皮的小孩不停地从楼上朝我泼冷水、扔石头，赶我走开。而大人们不愿和我搭话，我一走近，他们就别过脸去。

8个人质中有5个住在敖东镇那条马路上。路正对着山，阳光无力照着。转悠大半天后，我终于进入了人质周孙钦家的理发店。年关将至，生意很好。周孙钦的父亲一边给人理发一边和我聊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但他过分敏感的老婆要他马上住嘴，两人因此吵开了。

我被赶了出来。

后来我在路上碰到了周孙钦和周孙琳兄弟，他们看起来比电视上要精神很多。

大约被记者烦怕了，一看到我，他们飞快跑掉。

刮风的夜，我在路口忍住饥寒，一无所获。

一个好心的家庭主妇让我进她家避风，给我盛了一碗海砺米粉。她说了她对于城市的向往，留了我的电话但又说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再见到我。这里只有男的出外打工，主要是打隧道和修路，女的则留在家中。

她还压低声音对我说，“如果让村里人知道，我会被人打死。”

我大致猜到了背后的压力，决定到另一个镇。后来发现这是正确的。戒备和敌意在很大程度是集体情绪，当我和单个人质面对面时，还是不难打破距离感的。

单个接受采访的人质很高兴地向我讲述他开着摩托车走在伊拉克宽宽的马路上的感觉，他当时一心想挣一大笔钱，好偿还欠下的高利贷。他也说到被囚禁在沙漠中，日子一天天过去的绝望。

后来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8个人被非常隆重地护送回国。回到平潭那天晚上，县政府给他们准备了面条。因为有媒体在场，要求他们吃得欢快些，表现出回家的欢喜。还选择在村里相对富有的一户人家中接待记者。

接受我采访的那个人显然是有些豁出去了，曾经的希望完全破灭，现实的生活将会异常困难。他很迷惘。对着记者长吁短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还告诉我当地人办理护照将牵扯进复杂的利益关系。据他说，按照正规渠道根本无法办理下来，只好委托中介，尽管知道中介从中获得大笔利润。比如说，去美国的护照要10多万元，以色列的签证也要93000元。有很多人知道护照有很多种，但只要能办下来，那怕是非常短期的那种护照，都愿意花大价钱。

他们告诉我：“反正去了就不打算再回来了。”

原来县城马路的墙上、电线杆上贴满了各式各样出国的广告，现在清除得干干净净。仿佛那些中介，那些更复杂的利益相关者从来就不曾存在。

后来我到县政府采访，看到政法委的防止偷渡的规定，把防止偷渡与领导干部末位淘汰相挂钩。而每个官员的办公室几乎都摆着一套很阔气的功夫茶具。他们说工资很少。但那天晚上他们硬是要请我到宾馆吃一顿很贵的饭。

我仔细地了解了当地一些情况：除了县城急剧扩张提供一些从事水泥工的机会外，当地人没有多少出路。这里每户都有几个孩子，田地却少得可怜。有被访者说，几乎每一个成年的男性都设法为自己弄一张护照。

我还听到一个惨绝的故事，有一些人偷渡出国，要翻越雪山进入边境，为了御寒，短裤长裤穿了好多条。走得慢的，一停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

他们很多人也都知道死在英国的拾贝者，但却认为即使那样也值得去。他们想挣钱，想到县城或者别的城市买房子，他们都想让孩子上大学找单位，他们都认为留下来的是无能的。但他们没有挣钱的办法，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我还看到了一年前另一批从伊拉克被遣送回来的人质。林金平是7个人中有代表性的。我进他屋里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发呆。他借债度日，希望能贷到另一笔钱办出国。

他的两个小孩在角落里玩着一个脱了毛的小狗熊，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意识。

结束了一个多星期的采访，我坐车从平潭到福州，一路上阳光逐渐亮堂起来。我特地吃了一顿麦当劳，好提醒自己生活在一个现代中国。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办了两个护照。

一个去香港一个去德国。

我问办证的警察姑娘：“办德国护照可以去其他国家吗？”她相当不耐烦：“可以，这只是一个存档。”顺手接过我涂涂改改的申请表，瞄了几眼，对我说，“7天后可取，取证交费，共340元。”

那一瞬间，不知怎么了，就忽然想起平潭人。

想起那些在偷渡途中死去的人，在翻雪山时穿很多条裤子的人。

如果他们看到了我在北京办理护照的情况，不知会有何感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曾繁旭）

月光依旧

民风苛绝,官风浮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