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山风流，咸成云散——湖大校史几个容易遗忘的名字

寒柳轩客

请教各位:

抗战初期，长沙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战略后方，并被人们誉为“文化城”，当时北平商务印书馆编审处、民国学院、上海生活书店、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汉口新知书店等一大批文化教育出版单位迁经长沙或在长沙建立分支机构；北大、清华、南开3所著名高校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郭沫若、茅盾、邹稻奋、沈从文、闻一多、来自清、冯友兰、金岳霖、左舜生、梁实秋、孙伏园、黎锦熙、洪深、田汉、曹禹、吴祖光、范长江、吕振羽、翦伯赞、张天翼、张曙、熊佛西、薛暮桥、钱君陶、杨东蔬、谭还模、廖沫沙，以及世界学联代表团、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法国记者李蒙夫妇、日本反战作家鹿地豆、池田幸子夫妇……等众多中外著名文化人士先后从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来到长沙。虽然其中有的人在长沙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通过演讲、撰文、著书等各种方式，对长沙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的到来，使长沙群星汇聚，文化气氛空前浓烈。抗战前期，仅长沙较著名的文学戏社团就有青春文艺社、醒狮文艺社、赫随文艺社、戌地文艺社、今天社、楚波月刊社、逆流剧社、一九三六剧社……等数十个，蔚蔚大观，形成长沙文化史上少见的盛状。

这个时候的湖大是个什么情况,抗战时期是停学了还是转移了?以国立大学的身份为何没有加入"临时大学"成为日后的西南联大?

时务轩

下面是引用寒柳轩客于2004-12-11 5:16 PM发表的 :
请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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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湖大是个什么情况,抗战时期是停学了还是转移了?以国立大学的身份为何没有加入"临时大学"成为日后的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相继于29日、30日沦陷敌手。8月19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领导与教育部协商南迁事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兼任筹委会主任，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任常务委员，筹委会委员还有杨振声（秘书主任，教育部代表），朱经农（湖南省教育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及教授代表胡适（北大），顾毓琇（清华）和何廉（南开）。以后三位常委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全校工作，杨振声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北大编制）。8月底三校分别通知各地师生到长沙报到。经紧张筹备，10月26日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三校就已做过一些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有的已付诸实施，如清华大学已经在湖南长沙岳麓山附近的左家垅建盖了房舍（今天当年的清华农学院尚遗留两栋大楼在中南大学校园：一曰民主楼，一曰和平楼），拟将研究院迁去。另外，新购买的图书仪器不运北平，而存于与清华关系好的湖南大学。

关于校舍选定，左家垅清华建盖的房舍一未完工，二来不敷应用，经教育部与湖南省教育厅商决，组定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作为校舍。圣经学校为美国教会所经营，校园清雅可观，教室内桌椅设备也颇完备，不足之处使全校仅三层正楼一 座，宿舍三座，无法容纳众多的师生。除正楼可充分利用作为教室和实验室外，宿舍仅能作为单身教职员宿舍，而男女学生宿舍无着。不得已，又租借附近的49标营房作为女生宿舍，然而三处加在一起也仅容纳千人。因校舍不够，只得将文学院设于南岳圣经学校 。临大图书设备奇缺，惟有清华土木系学生自山东实习地点带来一批测量仪器供该系教学用，其他各系均感困难。理学院同湘雅医院合作，工学院除土木系以外，均借湖南大学的教室和设备上课。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1938年1月19日最高当局批准长沙临大西迁昆明。1月24日期末考试开始，本学期上课12周。文学院师生于学期结束后迁返长沙。1938年1月底开始西迁，分三路入滇。

1938 年10月日寇陷武汉,湖南大学奉令迁湘西辰溪龙头垴继续办学。湖大没有加入当时的西南临大，我推测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当时临时大学的组建，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的，学校本身没有多大的选择权。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其中谈到，政府为使抗战期间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带内适当地点筹备设临时大学若干所。 临时大学分设在三区：一、长沙，二、西安，三、正在选择中。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安排，仅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合并为两个大学，一个设在湖南长沙，一个设在陕西西安。设在西安的大学称为“国立西北临时大学”，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和北洋工学院。设立在长沙的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第三个临时大学拟称“国立东南临时大学”，准备设立在福建，然后由于种种原因，东南临时大学仅停留在计划中而未付诸实现，而西北大学又没有坚持到低，办成功的 仅只有长沙临时大学。除这六所大学以外，北平天津的 其他高等院校，如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学院、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天津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院等校，一概弃之不管。国民政府在 教育问题上的应急措施，仅此而已。二是当时长沙临时大学自身难保，湖大当时也还没有迁移的打算，实际上，长沙临时大学许多事还有求于湖大。长沙临时大学呆在长沙的时间不过短短三个月，1938年1月就搬离了长沙，而湖大直到这年的10月才搬迁到湘西。

寒柳轩客

原来如此
多谢时务轩

时务轩

说到老湖大的经济系，还有一个名字我们需要记住：任凯南先生。

任先生是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人,1884年8月出生于湘阴县塾塘乡。青年时期聪明好学,曾考取秀才,后考入清末兴办的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留日期间,结识了黄兴并加入同盟会,竭力为辛亥革命奔走联络,撰写文章。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回国,居住在汉口法租界,创办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利用这一舆论阵地,反对袁世凯降日、称帝,声讨其杀害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和同盟会早期领导人仇亮的罪行。《民国日报》被黎元洪和法国领事查封后,他被迫移居日租界,不久又赶赴上海会见黄兴,黄兴同意他东渡日本,绕道前往西欧。他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6年,1921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

   他笃信教育可以救国。1922年,主持创办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校长,锐意革新,注意师生素质,商专教育复振,又保释被赵恒惕所捕学生刘士奇等,颇笃于师生之谊。还与雷梦强等筹办长沙大麓中学,并兼任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1926年,湖南商业、工业、政法等3个专门学校合并为省立湖南大学后,任经济学教授。马日事变中湖大停课,1928年复课,当选为校长。1927年8月,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武大经济学教授。1932年10月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后兼任武汉大学法学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7年7月,湖南大学改为国立,应邀回湖大任教务长,兼任大麓中学董事长。1940年任大麓中学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辞去校长职务,仍回湖南大学任经济系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被聘为湖南省参议员,至1945年,深感“参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遂辞去。后被委以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但坚辞未就,说:“办教育不是为了做官,有官瘾的人办不了教育。”他的收入,多半用于购书,并视典籍为天下公共财产,后人遵其遗命,将其万余册藏书赠送湖南大学和大麓中学。

   他学识渊博,在经济学方面造诣尤深。在伦敦大学时已学名赫赫,至武汉大学执教时,在经济学界已被誉为“南任北马(马寅初)”两大家之一。 1949年7月,他病逝于长沙,终年65岁。

  对于任先生，他的学生（任先生在武大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是这样回忆的：当时我很喜欢外国经济史尤其是欧洲经济史。留英的任凯南教授讲授的的英国工业革命对我触动很大。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任先生出身湘阴书香世家---任氏家族，在这个家族中，出了一个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任弼时。

无影腿

各位说得很好！敬仰！
我们的先辈出过很多湖大引以为骄傲的硬腿，可惜近年来湖大的牛人太少了。机制、领导、风气……现在要出大师很难啊！！！

寒柳轩客

杨树达
（1885.6.1-1956.2.14）　　
汉语语言文字学家。湖南长沙人。字遇夫，号积微，晚更号耐林翁。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1900年入求实书院。1905年赴日留学，肄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1911年回国，曾任湖南图书编译局编译员，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1920年起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任辞典编辑兼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教育部主编审员，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历史系教授。1937年应聘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九三学社。1947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和教学。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30年代发现形声字声类有假借现象，并收集到声联义的例证数百条。1942年获教育部二等学术奖，1947年获教育部古文字学研究二等奖。著有《汉书补注补正》、《论语疏证》、《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20余种；撰有《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说中国语文之分化》等论文百余篇。


杨昌济
  （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长沙县人。拥护康梁变法主张，参加南学会、不缠足会等组织。１９０３年（光绪二十九年）春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１９０９年（宣统元年）留学英国，专攻哲学、伦理学。１９ｌ３年后任教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努力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最后导致新民学会成立。参加筹备湖南大学，撰《论湖南创立省立大学之必要》。１９ｌ８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协助蔡和森等筹措赴法勤工俭学旅费，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以“欲栽大木拄长天”诗句明志。著有《劝学篇》等文，译有《西洋伦理学史》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