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话]畅饮政治苦酒的文人

曾务农

王贵成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七期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入世情结一直很重，他们动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付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诚然，他们关心国家命运，忧患天下苍生的爱国情怀，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那个生杀予夺全系于皇帝一人一时之喜怒的封建社会里，入世者如果缺乏驾驭政治的自知之明，缺乏对政治环境的审时度势，那么就会出现李国文先生所说的局面：“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一个个却巴不得地端起来一饮而尽。于是，只要卷入政治漩涡之中，这个文人，纵使满腹经纶，纵使才高八斗，也就统统付诸东流了。”〔1〕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已属万幸，而大多时候，文人们所深恋着的政治，往往会变成导引他们走向地狱之门的通行证。

   明代江南才子、《永乐大典》总编辑解缙即是这些文人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个。

一
   说起解缙（1369—1415），不但有明一代，就是放到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那也绝对是一大才子。当他奉明成祖朱棣之命走上《永乐大典》总编（当时叫监修）的工作岗位时，才三十四岁，若在现时，正是读博士后的年纪，顶多算个青年学者，能有多大成就呢。而我们的解总，当时已是翰林学士，穷尽了经典图籍，阅遍了千古文翰。正因为有这样的大才，《永乐大典》这样的煌煌巨制才有可能完成。中国历代的学问大家可谓不少，但可和解缙比肩者甚少。清代编《四库全书》的纪昀勉强可算一个，但那也是解缙的开创性劳动承前，纪昀才可能启后。这样看来，解缙可算“千古一才”。当时解缙领导着一个总数在三千人左右的庞大编纂机构，经过五年磨勘精校、广搜博览、披沙拣金、选优集萃的辛勤劳动，将我国自古以来所有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入，当时辑入的图书达七八千种。《永乐大典》成书后，分别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余字，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

   汇集了中华文化的万卷精华，出自这位矮个子学士手中，真让几百年后的晚辈们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

   如果解缙只做他的学士，心无杂念，一心向学，将是中华文化的大幸。可惜对政治的心急，对政治的痴恋，使这位文化巨人过早地陨灭了。　

二
   解缙的政治痴恋，从他中进士的那一天就潜滋暗长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解缙年仅二十岁，就一举考中进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理想的轻易实现，使这位少年郎顿生无限豪情，“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民，从此就成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在破旧立新之际，早听说这位才子的大名，自然恩宠有加，立即在御花园召见解缙，命制春风春雨诗。按照一般人的思维，第一次觐见天颜只需用诚惶诚恐的激动心情，把圣主的宠眷礼遇感念一番，抑或对朱皇帝的开国功勋讴歌一番，可这位少年才子偏不，他的政治荷尔蒙急速膨胀，在这团激情之火的燃烧之下，他还是借诗进谏，吟出一首七绝来：“漫漫春风入舜韶，绿柳舒叶乱莺调。君王不肯娱声色，何用辛勤学舞腰。”

   平心而论，朱皇帝不是一位沉溺声色的皇帝，他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疾苦，坚决惩贪反腐，为大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的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来说，朱皇帝用得着你如此耳提面命吗？我想，朱皇帝当时心中肯定不痛快，但为了不让天下人才失望，他只能表现得宽容一点，授解缙翰林院庶吉士，随侍左右。官职级别虽不高，却能接近最高权力中枢。许多文人一辈子汲汲以求之都不可得，而这位少年才子得来全不费功夫。命运女神的偶然垂青让解缙不知天高地厚起来，从此，饮上了政治这杯苦酒，初生牛犊不怕虎，自然饮得如痴如醉，毫不觉苦。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给子孙帝王创造一个万世之业，煞费苦心，用尽心机，主要用了两招。一招是大杀功臣，为子孙接班铺平道路，仅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就搞了扩大化，诛杀四万五千多人，“元勋宿将相继尽矣”！与此同时施第二招，大兴文字狱，在文字细节上进行挑剔，吹毛求疵，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那些不服气的文人。一时间，人人自危，早晨上朝，晚上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家。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只求自保还惟恐不能，哪儿敢给朱皇帝提意见呀！但我们的解大才子就敢标新立异，一花独放。他曾冒死进谏，写奏折直指时弊：“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煎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始终如一者也……”同时又指出用人不问贤愚，授职不思轻重，致使许多品学兼优者大材小用；一些欺世盗名之辈，极力钻营，布满朝廷。该奏折三千五百余言，直率、尖锐，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不久，解缙又上《太平十策》，提出参用井田、均田之法，兼行封建郡县之制，主张兴礼乐、兴学校、薄税敛、劝农桑、禁阉寺、绝娼优、免屠戮、省株连，并批评朝廷政令屡改，杀戮太多；认为按照他的建议办，就可以取得太平。在别人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敢冒着生命危险，去批龙鳞陈逆耳之言，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也许，有人以为解缙是豁出去了，才敢把愚忠精神进行到底，这样未免把解缙看得太冒失了。其实，解缙之所以敢拿着性命进行政治投机，绝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冲动所致，而是他的小聪明早算计好了：朱皇帝谁都敢杀，惟独不会杀他。因为朱皇帝曾亲口对他说过：“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对此，他深信不疑，这也成了他为大明王朝尽忠终身发挥药效的一味兴奋剂。实际上，朱皇帝对这个青年有为之士，口中虽然称许其才可用，是个人才，但对解缙的那些谏言，他根本不愿听，甚至有些不屑一顾：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一介腐儒，懂得什么政治呀！

   年纪轻轻的解缙，初登政治舞台，一亮相，一出手，就得了个满堂彩。因敢于忠言直谏，在臣僚中很快就有了较高的威望。因了朱皇帝铁券丹书式的圣谕，解缙对畅饮政治苦酒充满了过分的自信；惯于见风使舵的朝臣，自然对这位少年郎进行热情的吹捧，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久了，解缙自然踌躇满志得意万分。但是人不能得意，因为得意必定忘形，忘形必定致祸。在不知不觉中，在感觉极度良好中，解缙觉着自己成了大明王朝包打天下的中流砥柱，不但要批评皇帝的施政得失，而且要替别人打抱不平。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将退休的丞相李善长赐死，并杀戮其妻子亲属七十余口。当时朝廷内外，人们都觉得实在太冤。但在皇帝震怒，连年大批功臣被斩的严酷氛围中，谁敢为他喊冤呀。然而，不怕遭祸敢说真话的人，终究还有。就在李善长被杀的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这个刚直之士便愤愤不平，为之鸣冤叫屈。有意思的是，解缙受这位好友所托，代他替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写了辩冤的奏折。朱皇帝看了这篇《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心里虽不高兴，但因奏疏写得情通理顺，无可反驳，只好默不作声。事后听人密报，才知是解缙代笔，不由大吃一惊，嫌他多管闲事。从此，朱元璋开始对解缙产生不满，遂有罢职之意。可惜解缙未从这件事中吸取丝毫教训，不久便又发生了他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副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是一奸黠小人，平时常干些窃听、画图告密的勾当，以此诬害与之意见相左的官吏，使朝中百官人人自危。一次上朝，朱元璋问夏长文，昨晚为何长叹，有何不满？夏长文大汗淋漓，只能将昨晚与妻争吵，才独坐饮酒叹息之事照实禀报，朱元璋见他如实反映，才没有治罪。解缙知道是袁泰所为，平时早就对他的行奸使诈深恶痛绝，便代夏长文草疏《论袁泰奸黠状》，加以弹劾。朱元璋见奏疏陈词慷慨，有理有据，便令有司检实后，把袁泰作了调职处罚。

   一个青年官员，一味疾恶如仇，不讲究斗争方式，未免太书生气，时间长了，在官场中是难于立足的。何况解缙反对的都是有权有势、贪赃枉法、能量极大的官员，同这些人作对，尽管暂时占到了便宜，但也只能浪得一些虚名，与带来的祸害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在朱元璋看来，你解缙进谏指责我，只要我老朱不理，就什么作用都没有，朕照样我行我素，而且还能留个胸怀宽广的好名声；但你到处代人草疏，惹是生非，把我的耳目都剪除了，想动摇我的江山基石，也未免太狗胆包天了，实在可恨！但奇怪的是，解缙竟保住了脑袋。其中奥妙，有人说是他曾经赞扬过朱元璋“远过汉唐宋之君，无愧三代圣王”，起了对他的保护作用。这种因素不能说没有，但依我愚见，主要还是得益于朱元璋的深谋远虑。这位开国皇帝明白，如果杀死解缙，会寒了天下士人的心，不如把他冷冻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再用。但这愣头青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在朝廷里，让他尝尝被冷落的在野滋味，以后回到朝廷才会倍加珍惜在朝为官的幸福生活。　

   洪武二十四年，解缙才二十三岁，正值政治苦酒饮得有滋有味之时，却被迫去官回家。朱元璋是以“大器晚成”为由，让解缙回家读书，还说什么“后十年来，大用未晚”。这当然是客气的说法，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为了让解缙多读点书，何必要送他归乡？京师文渊阁里的书汗牛充栋，让解缙在那儿钻研，条件岂不比江西更好。

   对解缙而言，这次能全身而退，他应该额手称庆才对。如果他能对这初饮政治苦酒的三年作一番深刻反省的话，对他以后的人生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三
   我们现在已无法清楚，在被冷冻的几年里，除了读书研究点学问外，解缙是如何的度日如年，如何的望眼欲穿，好让这十年之期快点到来。很快，一个意外的机遇来到了。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消息传来，解缙又悲又喜，悲不必多言，而喜的是，朱皇帝“后十年来，大用未晚”的诺言，再也不用死守下去了。对政治的痴恋使他体内的欲火燃烧起来，他再也等不下去了，立即赶往京师。这在形式上固然是入临致祭，实际上却有“冠带来廷”之嫌，但解缙已顾不上避嫌了。他的如意小算盘打得挺精明，借着这进京祭奠老皇帝之机，先让新皇帝记起我这昔日的解大才子，或许可乘机再表现几手，也好在新一轮的政治盛筵中抢先分得一杯羹。　

   然而，这次解大才子却失算了。对他的入朝，昔日的政敌纷纷指出他一连串的罪过，“有司劾缙有违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实事求是说来，这些罪过都不值一提。所谓“有违诏旨”，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当年老皇帝只是让他归读，允诺十年后再用，并非禁锢其身；何况“君父”之丧，官员入临致祭，本是人臣之礼，怎么反诬为“有违诏旨”呢？至于“母丧未葬，父年九 十” ，则更说明解缙悼先帝之情甚切，舍小家为大家，其忠感人哪！历史上的建文皇帝本以宽仁和柔懦著称，但在这件事上却听信谗言，以致解缙遭到类似充军般的贬谪——到临洮河州卫为吏。满腔希望化作了一川冰雪，原想施展抱负却只能到荒瘠之地当个吏员，解缙的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贬谪临洮，去家更远，可是再也无人说解缙“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了。　

   君命难违，解缙只好孤身西行。这时候，他感受到了仕途的坎坷，故在一首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旅影西行万里途，黄叶飘萧更无数。”尽管西行途中可以领略壮美的山川景色，但极度失意的解缙根本没有这份雅兴，而且由于自幼生长南方，他有些禁不起北方的酷寒。十月到达西安时，结识了一位熟悉西北形势的邹生，对解缙谈起临洮的山川冰雪。解缙邀他对饮，以酒浇愁。他心中惦念着家人，尤其是对九十岁的老父身体多病，危在旦夕，特别担忧。精神与生活的双重打击使解缙不久便病倒了。

   满腹经纶，却弄得如此狼狈，长此下去，不要说再实现“攀龙客天府”的壮志，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这时候，解缙表现出了大丈夫能伸亦能屈的一面，他收起文人的孤傲之气，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在信中他做了检讨，承认“率易轻狂，无所避忌”。董伦被这封书信打动了，于是向建文帝推荐了解缙。不久，解缙即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

   经此磨难，特别是他看出建文帝重用的是方孝孺、黄子澄等重臣，对他并不怎么感兴趣，便没再自作多情，锋芒收敛了许多，这官当得也便顺当。然而，解缙并没有灰心丧气，他还年轻着哩，年轻就是资本，凭着他的小聪明，预感到政治这杯酒可能要变味了，于是他就在默默等待中期待着命运女神的再次降临。　

四
   机遇终于来了。靖难之役，建文帝兵败，燕王朱棣即将率师进京。解缙与同乡胡广、王艮、李贯（此三人为建文二年的状元、榜眼、探花）聚集在吴溥家中商议，谈到国家兴亡时，王艮悲痛流泪，表明忠臣一身不事二主。胡广也愤激慷慨，表示舍生取义。李贯则默不作声。独解缙口若悬河，陈说大义：朱允文（建文帝）虽心慈，但是遇事优柔寡断，朝令夕改，使臣僚无所适从，不是个统一天下的皇帝。胡广顾虑的是，燕王凶悍怕难容旧臣。解缙开导说：太祖创业，惨淡经营三十载，好不容易才出现中兴统一的局面。燕王志大，智勇双全，能屈能伸，非一般公侯所能及。只要天下得安，国运强富，我等前程不必过虑。随后，解缙连夜赶至金川门燕军大营，“驰谒，成祖大喜。明日荐胡广，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

   我们不能不佩服解缙的政治投机眼光。不过，在建文帝还没有彻底垮台，朱棣还没有坐上龙椅的时候，解缙就为自己的出身极力钻营，还先其他降臣一步提前去拜见新主子，变脸的速度之快，让人惊奇，也让人厌恶，解大才子也未免太心急了吧！唯一可替他辩解的是，解缙早就想结束在建文帝手下郁郁不得志的生活了，想早日找到能给他提供在政治舞台上尽情表演机会的新主子，至于什么忠孝节义，都见鬼去吧！太祖皇帝许诺“十年以后，大用未晚”，十年时间早超过了，还等什么呀！这十年可把他等苦了，如果不抓住燕王这根救命稻草，再无休无止地等下去，非把他急疯不可。不过，我有点纳闷，从前的解缙是何等的刚直不阿，放言无忌，现在的解缙却极善揣摩逢迎，这两种近乎矛盾的性格却奇妙地统一在解缙身上。想不到，我们的解大才子还有这一手，真是高明啊！也许，文人在困顿失意的时候，都想改变这不幸的命运，既急不可耐又回天乏术，只好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拉弯自己挺直的脊梁，加入到蝇营狗苟的队伍之中，他们的高智商在这时发挥出了最大的效用，比之一般无耻小人，他们更易获得成功。为了能尽早品尝政治美酒，他们也只能出此下策了。可怜的文人，我们还能指责他们什么呢？　

   一夜之间，解缙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皇帝朱棣的首席宠臣，这虽然有点奇怪，但却在情理之中。在方孝孺、黄子澄等重臣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朱棣能得到名满天下的解学士的竭诚拥戴，也就相当满足，自然要委以重任了。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这种极体面荣耀，也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隔朝修史，盛世出书，这薪火相传的重任，被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视作神圣的职责。这进一步奠定了解缙学界泰斗、文坛重镇的崇高地位。解缙能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天空里成为熠熠闪烁的一颗星，根基全在于此。

   还有令解学士高兴的事情。永乐元年，正式建立内阁制度。这些阁臣不仅是备顾问，有时还代行皇权，六部事务全由内阁统管。解学士就在第一批阁臣的七人当中，且名列第四。因他才华出众，文笔流畅，又多策略，不到一年，便脱颖而出。朱棣凡事皆与解缙商量，还把金绮衣奖给他，其地位与尚书相同。朱棣曾对人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由此可见永乐皇帝对解缙的器重程度了。

   其实，不管皇帝对你如何器重，尤其是那些表示器重之语，不过是皇帝一时头脑发热说说而已，他并不会为那些话终身负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是也。中国文人的可悲之处就在这里，皇帝的几句器重之语，往往会使他们像吃了鸦片一样，一辈子兴奋不已。既然明君贤臣风云际会，如果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抓住机会发展自己，不但心有不甘而且会死不瞑目的。由此说来，政治对于文人，不只是杯苦酒，简直就是毒酒，而文人们一旦端起了酒杯，就巴不得一饮而尽。我们的解学士就是如此，被朱棣的迷魂汤一灌，就不管不顾，置一切于度外，甚至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仍不知觉。　

   解缙为自己找的第一个掘墓人是汉王朱高煦。高煦乃朱棣次子，勇武过人，在靖难之战中救过朱棣的命，立下了赫赫战功，虽然暴虐无常，却最为朱棣看重。为立太子事，宫廷内形成了两派，靖难功臣拥戴朱高煦，而中国的传统是立长不立幼，因而朱棣一时拿不定注意。此时解缙的政治头脑又开始盘算开了。他知道，立了朱高煦，这拥戴之功他是抢不到多少的，而长子朱高炽最不被人看好，如果拥立了他，才是真正的奇货可居，才是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解学士一定为他的聪明投资而激动不已，况且以学士之才，要梦想成真也不太难。一天，朱棣密召解缙进宫，问及此事，解缙专挑好的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懦弱无能竟然能高尚成仁孝，中国的语言之美就在这里。朱棣是个明白人，什么话也没说。解缙又顿首说：“好圣孙（即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这可是解缙的杀手锏，果然奇效无比。朱棣动了心，因为他是非常喜爱长孙的。这个孩子出生时，朱棣曾梦见父皇授此儿以大圭，镌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这样的瑞兆朱棣非常相信。现在长孙已经十岁了，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朱棣怎能不怦然心动呢？〔2〕为了长孙，朱棣把朱高炽立为太子，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命解缙拟诏书告示天下。汉王当然气坏了，从此把解缙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争这个拥立之功，不少文人掉脑袋于其中。其实，对皇帝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立储是一件很难决定的事情，往往意见听得越多，选下的接班人越是糟糕，这是盛世明君们易犯的毛病。秦始皇、唐太宗也好，明太祖、康熙帝也好，概莫能外。这种事情，做臣子的往往是瞎操心，即使操对了心，也是出力不讨好。以解学士之聪明，这点历史的禅机他不会参不透，但政治的毒酒早把他喝得不分东南西北，哪管得了这么多呀！太子虽立，朱棣意向仍游移不定，一边是“靖难”功臣们的呼声，一边是太子“又时时失帝意”，所以屡欲易储。这可把解学士急坏了，赶紧向朱棣进谏：“是启争也，不可。”可这时，朱棣已怀疑到了解缙的动机，很后悔当初听他的话立了这样一个无能的太子，所以对解缙的意见不但不采纳，反而责怪解缙在离间他的骨肉。从此，朱棣对解缙的礼遇渐渐减少。疏不间亲，解学士怎么就想不到这点呀！

   解缙为自己找的第二个掘墓人是锦衣卫帅纪纲。作为特务头子，纪纲是皇帝不可或缺的一个耳目，对这样的大红人，一般朝臣根本不敢惹。然而解学士却对这个不学无术的特务头子不屑一顾。一年冬天，在一名朝廷官员的寿宴上，解缙正与大臣学士们吟诗作对，纪纲走进来，硬充斯文，胡诌对联，仗势拿人取笑。解缙决心煞煞他的威风，便离席踱到厅中，向纪纲念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请纪纲对下联。这位刽子手自然对不出。解缙笑着说：“这俗对不是大人对不出，怕是懒得对。我自个儿续下联吧！”然后轻重有致地念道：“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纪纲当然悟出点其中奥妙，却不好发作。从此，这两人结下了难解的私怨。好一个解学士，以敏捷之才惩治了一个奸诈之徒，实在是大快人心。不过，这也正是中国文人的小聪明所在，也可说是一大通病。他们总把自己看得过分高尚，把小人看得过分丑陋，总想实现除恶务尽的理想，为此不惜把自己主动推到与小人的对立面上去。尽管暂时取得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但日后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是这些单纯善良可怜的文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加之解缙几次劝谏永乐帝，取消了一些劳民伤财意义不大的“形象工程”，让纪纲失去了不少搜刮百姓的机会，这使得纪纲更对解缙恨之入骨。

   汉王和纪纲在永乐帝跟前不断地搬弄是非，而解缙还在不断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身处危境而不知，可悲啊！


五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赐黄淮等五人二品金纱衣一件，身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学士的解缙却未被赐予，这是朱棣将要贬黜解缙的一个信号。其实，朱棣早就想把这个讨人嫌的解缙一脚踢开，只是《永乐大典》还没有编完，为了这千古未有的伟业不至于半途而废，朱棣只好隐忍不发。这个时候，解缙也可能明白自己失宠了，但他实在舍不得放下历经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才奋斗到手的这杯政治美酒，依然对朱棣一往情深，有时还很牛气：我解缙才干出众，你皇帝纵然不喜欢我，但你要想当明君，就离不开我这样的贤才。解学士以为他是擎天之柱，没有他天就要塌陷，世间将永处黑暗之中。这种盲目乐观使解缙变得感觉迟钝起来。

   永乐五年（1407）二月，《永乐大典》再有几个月就要交卷了，朱棣再也等不下去了，找了个借口即所谓“廷试阅卷不公”，将解缙降谪为广西布政司的右参议。像解缙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又颇遭嫉恨之人，一旦离开内阁近臣的位置，厄运也就开始了。这一年解缙三十九岁。解缙离京后南行，顺路回乡滞留数日，将妻儿安顿于家，便只身前往广西就任。这次出任与当年谪贬河洲时心情一样：“十年遭运否，河陇孤栖迟，东还未展翻，一麾复南驰。”他虽然用“丈夫志四方，离别何足悲”来安慰自己，但还是寄希望于“圣恩喜谢事，乐矣不复疑，壶觞集群彦，迟我从南归”。都什么时候了，解缙依然对政治痴心不改，如果不是对永乐帝充满了幻想，就是希望新主子将来“迟我从南归”，这就更罪莫大焉。如此的怨妇心态，莫怪以后又被人奏劾，说他心怀觖望。朱棣偏听，于是又将解缙贬为交趾布政司右参议。有时我想，如果解缙此时能够悬崖勒马，迷途知返，重新品味孔老夫子的教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此不再沉溺于政治，潜心学问，依他之才华横溢，远见卓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当不是妄语。可惜，历史是不能够如果的。

   人常说，四十而不惑，解缙却在过了不惑之年（永乐八年，他四十二岁）时，办了一生中最糊涂的一件蠢事，亲手为自己推开了地狱之门。这年解缙离开交趾北归面见皇帝奏事，到了南京，才知朱棣已率师北征，只留下皇太子总理国事。既然皇帝不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去，以避嫌疑，这时候最需要谨慎从事。然而，解缙去拜谒了皇太子朱高炽，然后离京乘船南下。哪曾想，他入京谒见太子一事被锦衣卫帅纪纲探知，密告随父皇北征的汉王。汉王趁战事不顺之时，添油加醋奏了解缙一本，疑心重的朱棣一听大为震怒，好你个解缙，乘着我不在私自去向太子表忠心，我还活着，你们就想抢班夺权，真是岂有此理！于是诏令逮解缙下狱。本来，解缙在归途中见南方各省旱情严重，浩浩赣江许多处也变成涓涓细流，河两岸随时可见乞讨之人。解缙心情沉重，草拟了《请凿赣江通南北》的奏疏。不料，他忧国忧民的奏疏尚未上达龙廷，自身却在归途中被捕入狱。解缙之狱牵连极多，成了汉王向太子派势力的反攻清算。不少重臣瘐死狱中，就连太子也感到随时可遭不测，惶惶不可终日。汉王勾结纪纲，严刑拷打，逼解缙承认“私觐太子，辱上谋叛”，解缙宁死不招，这最后的底线他必须守住，否则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事关太子，又没有“谋叛”的实据，纪纲等无法，只好把解缙打入死牢。尽管如此，解缙心中的那盏希望之灯一直没有熄灭，一直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的政治美酒还没有饮完。不过，坐了好几年死牢，奇迹却没有发生。然而，时间越长，越能够吊足他求生的胃口。　

   希望好像要发生了。永乐十三年（1415），朱棣查看锦衣卫的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便轻描淡写问了一句：“解缙犹在耶？”锦衣卫的头子纪纲心领神会，遂令设计饮酒把解缙灌醉，命人将他拖出丢在狱中小院，任其在大雪中活活冻死。五百八十九年后的今天我无法想像，解学士怎么就能兴奋地一口气将一坛酒全喝下去呢？可能的解释是，在酒精的兴奋作用下，他不禁感慨这二十多年的宦海沉浮，感慨父子两代皇帝的殊遇恩宠，如今皇帝终于想起我来了，而且还赐了御酒，出头之日就要来了，怎能不百感交集呢！人生几何，现在且醉酒当歌吧！于是，解学士喝了个一塌糊涂，终于在糊涂中饮尽了最后一杯政治毒酒。

   一代才子解缙就这样在政治酒海中受害冤死。这一年，他仅仅四十七岁。他死后，朱棣犹感余恨未消，还命籍其家，妻子宗族遣戍辽东。

   解缙作为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皇帝宠遇一时的近臣，常受到赐宴的礼遇，甚至儿子的婚事朱棣亦曾关心，君臣之间可谓亲密无间。但是，在政治酒海中畅游的人们，由于中毒日久，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已经迷失了人性，丧失了理智。所以，“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3〕就成了解缙这个大才子的悲剧命运。而且，它也成了千古文人从政的一个可怕谶语。无数文人在其中醉生梦死，不可自拔。

注释：

   〔1〕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2〕蔡东藩著：《明史通俗演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0页。

   〔3〕修晓波、田澍：《明太祖——朱元璋》，学苑出版社1997年1版，第224页。此诗背景：一次，朱元璋在便殿宴请敢于直谏的大臣茹太素，在与茹太素饮酒的时候，朱元璋吟了这两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