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驳回对副教授剽窃控告 两百名学者联名反对

夕阳秋草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8月16日，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一场名誉权官司非常引人注目。天津市语言学会批评副教授沈履伟剽窃，被沈诉至法庭，并一审败诉。之后，230多名教授学者联合签名，要求人民法院伸张正义，还学术以公正。

反映有人剽窃，语言学会被告名誉侵权


2003年下半年，天津市语言学会得到举报：天津市外国语学院文化学院副教授沈履伟为申请正教授职称，在其出版的论文集《求是集》中严重抄袭。

语言学会经调查，认为举报属实。《求是集》中有13篇论文是他人曾经公开发表的。其中包括：吴云与董志广联合署名的3篇，成其圣与董志广联合署名的2篇，董志广独立署名的7篇，以及封野独立署名的1篇。而《求是集》的封面赫然标明：沈履伟著。

据此，天津语言学会常务理事2004年7月3日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天津外国语学院老师沈履伟〈求是集〉的剽窃问题》，并以“致天津市有关领导和天津外国语学院公开信”的形式，发表在学术批评网上。

公开信中称：“像这样连标题带正文只字未改的全文剽窃，字数之巨，篇数之多，手段之拙劣，实属罕见，已成学术腐败一典型……但剽窃者迄今仍趾高气扬。这很不正常！”

沈履伟认为这封信的内容严重失实，以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一纸诉状将语言学会和学术批评网告到法院，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失费1万元。

2005年5月30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原告出版的《求是集》涉案的13篇文章，系与他人合作，不是其独立完成，但也不是剽窃。故判天津市语言学会败诉，并赔偿沈某精神损失费1000元。

对此判决，天津语言学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马庆株用“十分震惊”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他说：“如果主持正义算侵犯名誉权的话，将开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反对学术腐败，加强学术批评，将无法进行。”

剽窃还是合作

由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的《求是集》封面印有沈履伟著，翻开这本书，没有前言、后记，所收论文均没有标明原出处。

据马庆株教授介绍，会员发现《求是集》中的剽窃并不是一下子发现了13篇文章，而是不断发现的，因为每一篇都没有注明发表的刊物和期号，查证难度很大。语言学会许多人充当了志愿者查找大量文献才查明。而且有一个过程，最初发现2篇与人家雷同，沈履伟就说这两篇是合作的；发现10篇雷同，沈履伟就说这10篇是合作的；发现13篇雷同，沈履伟又说这13篇是合作的。

沈履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本书出的确实是有瑕疵，因为这些文章都是自己当年与他人合作过的成果，如果出书时写上合著或是编著就好了。沈履伟说，自己当时在韩国任教，为了申报正教授职称，决定出一本论文自选集，由于不方便回国，就留下书稿，让妻子代为处理。因妻子不了解情况，所以就写成了自己“著”。

在沈履伟的这本论文集中，有12篇均是董志广独自或与他人合作以前发表的。董志广，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沈某的大学同学。沈某说，董志广以前发表这些论文都是他们两个人讨论过的，沈履伟还为董查找过一些资料。但是当时发表的时候，并没有署上两个人的名字。

董志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此事的态度与他在法庭出据的证言相同：“我和沈老师经常彼此提供文献资料和学术观点。故在我目前已完成的文章中均含有沈老师的劳动与启发。”董志广还说，和沈履伟曾合作创作多篇作品，但是都没有联合署名。

但是涉及董志广的12篇文章中，还有5篇是当初发表时董与他人共同署名的。其中3篇的第一作者是吴云。

吴云，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吴云先生曾因此事出具一封证言：“我与沈履伟素不相识，更无合作之可能。董志广更未与沈履伟合作。坚决不给沈履伟作证人。”

对此，董志广说，吴老师确实不认识沈履伟，当然不知道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自己得到过沈履伟的帮助。

而第13篇论文作者封野称：他发表该论文时是1998年。2000年以后，他与沈履伟成为文友，有学术方面的探讨。沈履伟将他的论文收入自己的论文集，是经过他同意的。

沈履伟和董志广都说，12篇文章都是当时两人合作完成的，可是文章第一次发表为什么都没有沈履伟的署名？

天津语言学会查明，董志广1993年申报副教授时，明确申明7篇论文皆为其独立完成，而这7篇在10年后，却成了共同合作。

对此，董说，当初两人或是合作，或是自己受到过沈履伟的帮助。沈老师觉得他只是提供资料或帮助，没有署名的条件。因此文章发表就只署了自己一个人的名字。

可是董强调，沈没有署名，并不等于没有著作权。因为著作权法规定，合作有不同的形式，只要有所帮助就是可认定为合作。

天津语言学会不服河西法院的判决，已提起上诉。而记者联系河西法院审理此案的审判长，其拒绝接受采访。

沈履伟：学术批评不能人身攻击

2005年7月18日，发表在学术批评网上的《开展学术批评反对学术不端维护学术尊严———关于沈履伟剽窃案的公开信》上称：天津市语言学会一审败诉，是一起令人十分震惊的错误判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丧失学术道德、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那么他就没有资格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像沈履伟这样的剽窃者，应受到严肃处理。”

在这封公开信的最后一段：“吾等学术界、高教界和新闻出版界的同仁，对沈履伟告天津市语言学会案深表关注，强烈要求人民法院伸张正义，坚决还学术以公正。”后面是长长的签名：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国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玉圣(学术批评网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正来(吉林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罗宗强等等，目前共计230人。

对此，沈履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学术批评不能对人格进行攻击，语言学会的有些人反复在网上或媒体发文章，说我是恶人、道德败坏，剽窃者趾高气扬等，这些用词其实与学术前辈的身份不符。语言学会只是一个民间团体，不能不负责任地把没有了解的情况贴到网上。沈履伟说语言学会的负责人从来没有向外语学院了解情况、核实材料，只是在败诉之后才开始调查。沈履伟向记者提供了他在2004年申报教授职称时的表格，里面没有《求是集》，用以反驳语言学会所说的“沈履伟于2003年、2004年两次申报教授职称时，都拿出《求是集》。”

据了解，天津外国语学院曾在2004年10月14日作出《关于沈履伟同志“违反学术规范”问题的处理意见》：“经查，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同志的论文集《求是集》一书，存在明显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沈履伟同志事后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要求出版社注销书号。为严肃学术纪律，教育本人，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该同志通报批评，并责成本人作出深刻检查，消除不良影响。”

沈履伟说，他在2003年8月回国后，就发现这本书有问题，于是主动到出版社要求注销书号，或者说是要求重新修订。而且这本书只印了50至100本，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

而语言学会的负责人认为天津外国语学院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定性是含混不清和轻描淡写的，而且该学院广大教师根本就不知道对沈履伟进行了“处理”。

另外，天津市语言学会的主要领导人(正副会长6人)均表示与沈履伟素不相识，和他没有任何恩怨芥蒂或利害冲突。对他剽窃行为的揭露，是为了净化学术空气，捍卫学术尊严，是出于公心。教育部于2005年1月13日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第七条指出：“坚决反对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违背学术规范，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不端行为。”第十一条指出：“对师德表现不佳的教师要及时劝诫，经劝诫仍不改正的，要进行严肃处理。对有严重失德行为、影响恶劣者一律撤销教师资格并予以解聘。建立师德问题报告制度和舆论监督的有效机制。将师德建设作为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的重要指标。”天津市语言学会认为，对于沈履伟和董志广等人违背师德，联手作弊的学术不端行为，其所在学校应坚决贯彻执行教育部的明确规定，在彻底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严肃处理。

河南大学一教授状告沈履伟

正当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2005年7月15日，天津语言学会秘书处向外发布：周宝珠教授《略论吕惠卿》(出版于1982年)被《求是集》全文剽窃，这是被查明的剽窃论文的第14篇。

周宝珠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河南大学宋史研究室副主任。天津师范大学的潭汝为教授把原书与《求是集》作了详细的对照，发现沈履伟把周宝珠先生这篇论文的正文只字不改地全文照抄，改动处有三：(一)将作者周宝珠删掉；(二)将标题《略论吕惠卿》改为《吕惠卿论》；(三)文末38处注释全部照搬，只将注释序号的圆圈改为方括号。

周宝珠先生得知自己的论文在20多年后被人剽窃，十分气愤，并将沈履伟和出版《求是集》的天津古籍出版社一并告上了法庭。

记者向沈履伟求证此事时，他回答说，在2003年8月回国后发现《求是集》有问题，除了书本身的格式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发现把周宝珠老师的论文错收录进了《求是集》。对此，他解释说，因为当时走得匆忙，把周老师的文章，和自己的一篇《论吕惠卿与曾布在熙宁初年的关系》一起放在书桌上，缺乏这方面知识的妻子搞混了。

可是从2003年8月底发现错误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为什么没有和周教授联系？沈履伟解释说是因为期间语言学会到处散发抵毁他的材料，他向法院提起名誉侵权打官司，因此没有时间和周先生联系。

沈履伟说，最近自己去了郑州，拜见周先生，但其家人说周先生身体欠佳没有见到，于是只好留了一封致歉信。自己两年前发现妻子搞错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十分对不起周先生，可是想等名誉侵权案打完后一齐向周先生交待清楚，所以拖到现在。

出版社有无责任

一本连作者都承认存在问题的论文集是如何出版的？这不得不让人提出疑问。

沈履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自己的第一本论文自选集，出版时没有经验，加上又不是自己亲自做的事，出现了问题，自己愿意承担责任。目前已经把原来出版的书销毁。

对于记者提出的这本书没有遵照论文集的格式，沈履伟说这是因为这本书只是试行版。当记者问，这本书是否是花钱买的书号时，他反问：“谁能够弄到不要钱的书号？” （李新玲）

小昭的男人

我能说什么呢？语言会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事人的做法也是值得同情的。

败家子

普遍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