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被禁见报稿:艾晓明：冲出书斋，奔向田野zt

夕阳秋草

艾晓明：冲出书斋，奔向田野



■书房主人

艾晓明，女，1987年12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是“文革”后第一位文学女博士。现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负责人，同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2003年，因积极介入“孙志刚案”和“黄静案”，被《南风窗》杂志授予“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同时被上海《东方女性》杂志读者投票选为“东方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


9月24日上午11时，右手大拇指红肿疼痛的艾老师去中大校医院看病还没有回家，记者在她的客厅和书房里静静地参观着藏品。书房中三面靠墙的大书柜里整整齐齐地堆满了成套的书籍资料，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摄影艺术到法学理论，从中文到英文。客厅更像一个拥挤的工作间，整齐地摆放着电影制作设备和影碟资料。《阴道独白》，这部由艾老师主持导演并在大陆首次公演的女性主义话剧，就是在这里制作成影碟的。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本宣传权利的小日历，每个内页上都标示着一项权利，如：“人人都有意见受重视的权利”，“人人都有获公平对待的权利”。日期则标记着“世界人口日”、“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和“世界消除贫困日”等纪念日。日历封面上用中英文印着三行大字：“放眼世界，生活着手，Change is possible（改变是可能的）。”

11时30分，艾老师终于回来了，她抱歉地笑着，急急忙忙到厨房里给我倒茶，费力地切苹果。我建议她应该做理疗，不要光打青霉素。她说：“太费时间，大堆事忙不过来，都是按鼠标时间太长给害的。”我说：“你这是积劳成疾。”她笑着承认了。艾老师指导的学生跨越十个年级：本科四个年级要指导、硕士生两年、博士生三年、博士后两年、进修教师半年到一年。今年6月，艾老师在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今天中山大学中文系骨干教师的工作量，我不敢说是最重的，但我可以预计，长此以往一定过劳死。我打算把电脑屏幕换成倒计时：你离五十三岁还有XX天。五十三岁是中关村一带中青知识分子过劳死之平均大限。”

（小标题）学术方向和阅读的质变
“2000年从美国南方大学回来以后，我的学术方向和阅读就改变了。”艾老师说，“这是质的变化。”1999年，国家教委和美方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艾老师应邀到南方大学作为期一年的“性别和文化研究”访问学者，她认为在那里的交流、上课和阅读，根本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从1974年进入大学校园，到1999年去国之前，艾老师的学术重心一直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从阅读的方法和兴趣上来说，她更倾向于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细读，分析作品的结构，咀嚼作家的谴词造句，陶醉于美妙的文辞和飞腾的想象。“但是现在心态不一样了。”艾老师指着书柜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作品说，“这些书我现在看不进去，我觉得有更多迫切的事情需要去做。”

她说，在美国南方大学，她看到图书馆里关于女性主义、维护妇女权利方面的论著非常多，非常齐全，内容涉及文学、电影、广告、音乐、建筑和美术等各方面，她因此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

2004年，艾老师在“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发展和教学法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我们教授女性主义，不是纯粹的知识传递，而是面对不平等的事实，分析原因，推动改变。改变就要身体力行、还要出类拔萃……我的目标不是给中产阶级输送素质优雅好太太，而是培养人才去改造社会，改变处于比你更不利处境的人的命运。你要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就得要理念清楚、信念坚定、百辨百胜，这样你才有能力影响环境、影响决策，或者进入决策层，从而获得权力改变社会、争取性别平等。让大家动手动嘴站到教育者的位置上，就是提前进入改造社会的角色。”

（小标题）强调田野调查而非阅读
记者问艾老师，现在会不会对个人和学生的阅读做更高的要求，她回答说，阅读是一方面，但是她现在更强调做社会研究，做田野调查。她说，她所认识的一些英国的文化学者对中国非常了解，这些了解就是来源于实地调研。她举例说，英国一位学者指导研究生去中国农村做调研，村民们3个月不洗澡，师生们也3个月不洗澡。

艾老师说，中国很多学生因为缺乏社会研究和田野调查，面对史料就缺乏判断力，不同的说法对于学生而言只有文字的差异，好象都说的过去。她说：“他们不知道人的力量在哪里，一种新锐的思想可以改变生活，而一种陈旧、僵化的言论和思想会限制，甚至侵犯和破坏我们的生活。”她进一步指出目前大学教育存在的弊病，就是“非常功利”，只强调就业率，只教给学生谋生的工具，而不教给学生价值，不教给责任，“一个学生考虑的都是怎么找个好工作，他怎么会去判断是非呢？他根本不会去想是非。他做研究时就根本没有问题，他根本不会去想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不过，当记者问到目前给艾老师最大影响的书籍为何时，她笑着说：“是三联版的《民权公约评注》。”2004年，艾老师在加拿大参加国际人权培训，培训的老师说，《国际人权公约》是一个最低标准。艾老师当时想，如果中国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那就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生活了。培训的老师告诉她，“还可以更好”。

艾老师对记者说：“我觉得《国际人权公约》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现在，即使‘人权’两个字写入了宪法，还有不少人觉得这是一个负面意义的词，这使得我们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尊严。宪法里的这两个字，应该照亮我们的生活，成为衡量我们生活的价值。我们政府签署了很多人权文件的，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拥护我们政府签署的这些文件。”她还说：“现在的大众太需要权利教育了。我们要建立法治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是什么。”


（小标题）“我不是一个激进的人”
当记者用“权利意识很强烈”来描述艾老师时，她显得有点紧张。她说：“很多人说我很激进，有些人，从来没见过我，就说我是一个变态的、张牙舞爪的、恶言恶语的、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一个学者的误解，对女权主义的误解，特别是对维权人士的误解。这几种误解加在一起，就足够把一个人抹得很黑了。这是一个很不健全的文化，这是一种很无知和很狭隘的想象。”她举例说，不打人骂人，说话要和气，不虐待老人，不强奸妇女，这是最基本的人伦道德，“难道要激进的人才能这么说吗”？她说，为什么会把有这样诉求的人当作“激进分子”，这才是我们要追问的问题。“假如一个社会告诉人们，你们说了最基本的话都要掂量后果，那么这样的社会氛围就需要改变。”

那么，艾老师为什么会从关注妇女权利，进而关注更广泛大众的权利呢？“会不会有人说您多管闲事？”记者问道。艾老师回答说：“关注妇女权利的保障，这样的理论是很好的，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妇女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氛围的问题，而是需要法制上的变化。保障妇女权利，一定要致力于社会改造。”

她接着说：“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只能介入与自己专业领域相关的问题，其实人文科学各专业都是彼此相关的。同时，学者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公民，对公共事务应该有一个宽广的视野，有一个关注的态度。我和‘孙志刚案’的关系，与其说是专业关系，不如说我是一个广州人。这件事不需要我从专业上转个弯去关注，这件事是基本的人性所不能允许的事情。”

2003年，在关注“孙志刚案”的同时，艾老师又介入了“黄静案”的调查取证工作，这次工作为艾老师的学科建设和专业研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她说：“这次活动使我们了解了实现妇女研究中的一些理念，存在着哪些困难和障碍，也使我们了解怎样运用法律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小标题）“太石村妇女创造了历史”
9月初，刚从陕西贫困县丹凤考察回来的艾老师从网上看到了关于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罢免村长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村中妇女到区里饿着肚子表达不满的情况。“妇女参与决策是男女平等的一个指标，对于一个社区的和谐发展很重要，因此我们特别关注。” 艾老师说，“我还希望自己的调研能够为缓解这种危机做点事情。”

据艾老师调查，太石村妇女在劳动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妇女要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处理农活，因此无法脱身打工挣钱。外嫁女（即嫁到村中来的妇女）没有土地资源，面临两种选择，外出打工和为本村村民打工。“外出打工，没有文化，连扫地都不要你。”艾老师说，“给本村村民打工，一天20块钱，一个月600块钱。”村中老年妇女没有福利，在没有土地资源的情况下，生活最困难，没有应付危机的能力。

不少中、老年妇女在事件中抗争的态度很坚决。艾老师认为，主要原因是这些妇女感到自己的经济权利受到了侵犯，体会到了生活中的困难。“我感觉太石村的妇女非常有力量。”艾老师说，“首先，作为劳动妇女，她们和广告中的妇女形象非常不一样，她们非常强壮，她们是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力量。第二，在罢免村官的活动中，她们表现得非常主动和坚决，不屈不挠，她们非常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是我的权利。第三，她们真可以说是‘不怕牺牲’，哪怕前一天你抓了我，今天我照样要来投下庄严的一票。我们总以为妇女是弱者，但是太石村的妇女是历史的创造者。”

那么，太石村这些妇女的权利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艾老师说：“太石村的经济以前是很好的。在信息方面，太石村也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方，不是闭塞的穷乡僻壤。凤凰卫视的‘天天有报读’，她们看的比我还多。”艾老师还说：“我曾问男女村民：‘你们到底要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要知情权、监督权、决策权。’我觉得我们有些人低估了农民的觉悟，这些权利每一条都关系到他们的生活状况。”

艾老师说，外界总是以为农民什么都不懂，农民有诉求一定是有坏人和可疑势力在背后煽动他们做什么事。“我觉得这不仅是对当代农民的误解，这简直是污蔑。”艾老师激动地说，“这是非常剥夺妇女尊严的一个看法。”

（小标题）“用生命做有价值的事”
在送我出中大校园的路上，艾老师仍不停地对我说着阅读、调查和维权的话题，一时间又仿佛在喃喃自语。“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比如凡高，比如卡夫卡，他们都是在用生命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他们的作品就是自己全部生命的结晶。”她说。我悄悄地看了她一眼——在明晃晃的日光中，大风扭动着艾老师已经有些发白的头发，番禺火辣辣的热带阳光早己将她原本白皙的额头和脸颊晒得发黑。

本报特约记者/摄影 陈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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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也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她的介绍
还是在《阴道独白》刚刚在中大开演的时候
觉得她挺强的
有些观念迟早要颠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