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闽南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龙岩、漳平、大田县一带。这个区域面临大海，九龙江和晋江贯穿其中，形成泉州和漳州两个自然平原，有着比较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因此自汉晋以来中原汉民入迁福建以来，这里同样也是他们最先聚居的地域之一。
中原汉民批量地迁入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大致也是始于晋室南渡之后，唐欧阳詹为晋江县郑氏季实撰写墓志铭时云：“公讳晚，字季实，其先宅荥阳。永嘉之迁，远祖自江上更徙于闽，今为清源晋江人”。泉州《杨氏族谱》称“其先弘农人，永嘉过江，迁于闽越。祖某漳州长史，父某泉州南安县丞”。《梁氏族谱》称其祖先于“晋室乱离，梁芳以族随晋渡江，大衍于钱塘、合浦间，孙遐仕安帝，恒玄篡，逃闽。……因家南安”。
晋江下流的南安县，是福建最早设立县治的地方之一(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置东安县，隋开皇九年(589年)改名南安县)，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屡屡发现南安及晋江流域的东晋墓葬，可以想象魏晋南北朝之时，晋江流域的汉人聚居点已初具规模。隋唐时期，中原汉民迁入闽南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南方“蛮獠”民族的控制，曾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数千府兵进驻漳江与九龙江流域，漳州各地的大规模开发得以开始，这在前文已有叙述，不更赘。而其他一些闽南著名的姓氏，也大多是在唐代入迁这里的。如现在闽南的陈姓，主要源于两大支派：一为陈元光；一为陈邕，称为太傅派，据载其祖籍“原居京兆府万年县，始祖陈忠在唐为高官，赠鄂国公，子陈邕，为中宗进士，任官太子太傅，与李林甫不合，被贬到闽地。最初居住在兴化枫亭井上，后来迁到漳州南驿路南厢山”，子孙繁多而遍布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施姓，“唐之中叶，始由河南光州迁徙入闽，有秘书郎承公者，宅居于泉州钱江乡……嗣是而子姓蕃衍，支分派别”。黄姓，唐初有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黄崖迁泉州。崖子黄守恭于唐垂拱二年(686年)放弃自宅捐建泉州名刹开元寺，寺成，据传常常见紫云盖顶的灵异，后代便以“紫云”作为该族的堂号。守恭生子四，长黄经分居南安，次黄纶分居惠安，三黄纲分居安溪，四黄纪分居同安，传至现在，黄姓与陈、林二姓并称闽南的巨族。
再如张姓，除了唐初随陈元光入闽的将领张伯纪外，泉州的鉴湖张氏，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这一带的大族了。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唐末王潮率部入闽时，泉州鉴湖张氏张延鲁曾带领地方耆老前往迎接，“泉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如今泉州一带的张姓，大多为张延鲁的后裔。其他如泉州的李姓、吴姓、章姓、曾姓、傅姓、唐姓、庄姓、吕姓、欧姓、潘姓、董姓等，据族谱的记载，也都是在唐代时陆续迁入晋江流域的。
唐末五代也是北方汉民入迁泉州、漳州平原的一个关键时期，如许姓，“始祖许受仕唐，随王潮入闽，镇漳州之诏安，改而入泉，乔居晋江十七八都间石龟，后枝派分栖”，称为“石龟许氏”。曾姓，“唐僖宗光启间，王潮由光州因始入闽，中原士民避难者皆徙以从，曾姓亦随迁于漳、泉、福、兴之间。”周姓、苏姓，“世居光州固始，唐末有苏益者，避黄巢之乱……随王潮入闽。……自是苏姓分布漳、泉。”蔡姓，“本周姬姓之后……唐时移迁河南光州固始县……唐末避黄巢之乱，迁于福建闽南。”廖姓，“唐昭宗时，官国子祭酒，朱全中篡唐，避乱入泉，隐于小溪场(安溪)，后嗣蕃衍，居闽南者甚众。”高姓，“唐僖宗中和元年其入闽始祖钢，避黄巢之乱，挈眷由淮南西路光州固始入闽，占籍于福州怀安县风冈……其后遂迁安平，子孙蕃衍，瓜分散处，或居晋江永乐，或迁南安埕边，或赘同安高浦。”孙姓，“先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唐末五季之乱，南迁入闽，居泉州东门，后迁银邑(同安)之嘉禾。”曹姓，“唐末避黄巢之乱，辗转入闽，定居漳州，其裔遍闽南”。
经过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民的不断入迁泉州、漳州，闽南人的这一民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泉州地区，除了惠安县的行政建县较迟之外(惠安县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81年建县)，其余各县如南安、永春、德化、同安、安溪、晋江，均在宋以前皆已设立了行政县制。行政县制的设立，是与当地的户口增长紧密相关的，由此可见在唐、五代之时，泉州各属已经遍布了汉民的聚居点。
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的稳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泉州的地位迅速提高，由晚开发的边疆地区一举跃进天下的望郡行列。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中央政府颁布天下七府二十一州的望郡：京兆、大名、真定、凤翔、汉中、江宁、江陵七府；兖、郓、青、陈、许、亳、襄、邓、孟、潞、延、秦、陕、潭、杭、越、苏、扬、洪、泉、福二十一州，“知州府，并与三司判官、转运使、副使一等差遣”。这就是说，这时的泉州、福州，其地位与大名(宋代称为北京)、江宁(今南京)、苏、杭等相等。到了南宋，赵氏政权偏安东南一隅，长江以北往往成为战场，而相邻浙江的福建尤为显得重要，自然环境优越的泉州、漳州沿海一带，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尤为迅速，加上北方战乱迫使不少汉民继续迁入闽南地区，闽南民系的发展相当繁盛，嘉定《清漳志》称：中兴(南渡)以来，生齿日繁，漳之事物，益非昔比”。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唐宋时期闽南汉民系虽然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在闽南人聚落的扩散和农业生产的开发上，同样存在着一个从平原向山区拓展的历史过程。晋唐时期，北方汉民入迁之初，主要分布在晋江下游的南安、晋江县一带，以及九龙江下游的龙溪、漳浦县一带。泉州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交通比较方便，故在唐代，入迁的汉民很快就进入了西北部山区，如永春、安溪等县，虽然山多林深，但因有晋江上游的两大支流贯穿其中，故有不少汉民姓氏从北方迁来之后，深入这里以求发展，如现今在闽南以及台湾很有影响的大姓颜、庄等，便是从北方迁入永春，再从永春分源于闽南各地。而现今闽南的谢、廖、张诸姓，有一部分则是从安溪繁盛而流布于闽南各地的。
漳州汉民系的发展，要比泉州汉民系的发展迟缓一些。虽然说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数千人进入漳水一带，并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设置了漳州，但是这一带山区是“蛮獠”、“土黎”的聚居地，自然环境也比较恶劣，“负山阻海，林深荒僻，为獠恋之薮，互相引援，出没无常，负为闽广患”。因此在漳州设置初期，汉民的聚居与开发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带，其时漳州共辖有四县：龙溪、漳浦、长泰、龙岩，龙溪、漳浦、长泰三县均接近海边，而龙岩一县虽然建县甚早，但其时是为了管理闽西各地散处的居民，汉民入迁的数量还是比较有限。故就北宋漳州的情景而言，内地山区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荒凉，“山川郁雾氛，瘴疠春冬作；荒茅篡竹间，蔽方有城郭”，可见其人烟之稀少。到了南宋，虽然漳州的户口有了明显的增长，但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及农业生产环境不太理想，汉民向山区的扩展还是有限，所以终宋代之世，福建共增设十个县，福州、兴化、泉州及闽北、闽西各地均有增置，唯有漳州依然保持原状，一直到了元代才增设了南胜县(后改南靖县)。可见宋代漳州汉民的聚落，大多仍集中在沿海一带。明代，各地流入漳州山区的人数日益增多，政府对这一带的行政管理有鞭长莫及之感，这才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增设了平和县，于嘉靖九年(1530年)年增设了诏安县，漳州山区的行政管理才渐趋完备。
因此，闽南人及其分布区域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较早的泉州南安一带可追溯至汉代三国时，南安县的前身东安县即设置于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可知在此之前已有中原汉民陆续迁入。而汉民定居开发较迟的漳州西北山区，基本上是与汀州客家人的入迁开发同步进行的，有些地方则是明清时期才兴旺起来的。前后延续了一千余年。闽南开发史虽然为时甚长，但其核心地带，即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的汉民入迁与经济开发，却是福建开发史上的先进区域。因此，中原汉民的文化传统很快就在闽南地区扎根成长并得以发扬。
就文化教育而言，虽然从历代中举人、进士的人均数量上说，兴化人可独占鳌头，但从整体的情况而言，兴化人、闽南人、福州人，可谓并驾齐驱，各有千秋，互呈特色。从文献的记载看，福建省较先登进士第的欧阳詹(唐贞元八年，792年登等)，蔡沼等人，均为泉州人，特别是欧阳詹，文名甚著，“建中、贞元之时，其文词崛兴闽中，瓯、闽间不知有他人也。陆贽知贡举，搜罗天下文章，所得士若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淮、冯宿、承宣，皆一时之选，而詹与焉”。欧阳詹去世后，韩愈曾撰《哀词》以志悼念。欧阳詹之后，泉州的许稷，潘存实、李稠、陈嘏、欧阳巨、王玫等亦于唐代相继登进士第。漳州的陈向、周匡业分别举唐代万岁元年(695年)和贞元八年(792年)明经，其后周匡物、戴归德、戴添应、周汉杰等亦先后登进士第。到了宋代，漳、泉二地的科举更是层出不穷，文风日盛，时人称为“海滨邹鲁”。如厦门同安一带，“自紫阳过化以来渐仁摩义，几同邹鲁……科第之盛，彬彬与上国齿。今闾阎山海之区，家诗书而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故冠棠之士往往发自寒薄”。清代《泉州府志》云：“有教化而后有人心，有人心而后有风俗。泉自唐以来席相常衮倡导于前，蔡襄、王十朋诸贤激扬于后，重以紫阳过化之区，薪传不绝，乡先生遗泽，类足以陶淑后辈，海滨邹鲁之称厥有由也。”以晋江县言之，“其邹鲁之邦哉，岁科试晋邑懦童卷可万余，县送府七八千人，府送道亦二三千人，入泮百五六十人。学使如周讳之训、葛讳寅亮咸云泉郡生儒即三倍其额尚有不尽心之恨焉”。
近现代以来，闽南人在文化教育方面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可谓人才辈出。闽南人最显著的人文特点是具有比较浓郁的海洋文化色彩，比较注重财富的追求，勇于冒险，自唐宋以来，闽南人以其面临大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发展，进行国际贸易。特别是泉州，以其优良的港湾，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贸易港口，当时的记载称“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虽然政府对于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有诸多限制和压迫，“泉人贾海外者……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但仍然阻挡不了闽南人追求财富的决心，宋代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把闽南泉漳一带的这种社会现象和民众心理说的最为明白：“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不博黄金不博诗”。
闽南人的这种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明代长乐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漳州月港是当时最著名的贸易港口，地方志记载云：“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徙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庸，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鱼，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鼓世相续，吃苦仍甘，亦既以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夫趋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铉铉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因此，当16～17世纪西方殖民者梯航东来，企图控制东方海上贸易大权时，以闽南人为主体的中国海商敢于面对世界挑战。至明清之际，东方海上贸易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以泉州郑艺龙父子集团为首的海商手中。然而闽南人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作风，不仅要受到官府的压制，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乡族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也相当激烈，这样又造成闽南人嚣悍多心机的性格，所谓“事杂易淆，物多觊，襄隙构戾，职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顾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竞胜于讼，竞利启棼，鼠辈因凭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视音劣为奇货。……以夷为市，子母即赢，因而机械百变，此漳与四方之所异也。”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法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再加上明清时期福建沿海人多地少，农耕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困窘，许多闽南人不得不挈妻携子移居于台湾以及海外，向台湾、海外谋求开拓发展。何乔远的《闽书》云：“闽中诸郡，惟漳为悍剽……族大之家，指或数十，类多入海贸夷。……孥舟沧浪间，皆挈妻长子其处。……有司者禁海，虑奸民为匡扰，不则漳人段庶……足亦不可禁”。早在明初，闽南人便已较多出国定居，永乐癸巳(1413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广东、漳泉人”，旧港国的“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移居在此”。郑和下西洋时，闽南人有不少人随其出国而居留不回。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据载当时闽南人至吕宋“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
到了清代，闽南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闽漳泉人避地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若尤多。”据本世纪的一些统计数字记载，有些闽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过了留居在本国的族人人数。如永春东平乡东山村颜姓在国外人口有八百多户六千多人，而国内仅有二千多人；城郊乡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谱时登记海外人口四千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东门后村郑姓在国外人口达三万余人，而国内人口只有一万多人；城效乡张埔村李姓1937年调查国内人口不足三百人，而国外人口则达六百多人。至于现在台湾的汉民，原籍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约占台湾人口的70%以上，台湾的开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日益增长，是与闽南人勇于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从整体上说闽南人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但是由于晋江、九龙江上游多是比较封闭的山区，因此在民风习尚方面，山区与沿海各地还是存在一些差别。大体言之，比较靠近大海的闽南人，冒险进取的性格比较明显，而交通不便的山区居民，社会风尚就相对敦朴保守一些。如明清时期漳州府沿海的龙溪县，其民风是“悍强难治，轻死易发，民俗奢侈，文物如邹鲁……君子尚气节，小人急生业。”而同时期内陆山区的南靖县，“男力耕稼，女勤纺织，土多肥饶，民近淳厚。”漳平县，“其民朴吝，山畲多陆田，舟楫不通，商贾罕至云云，自业农桑以足衣食而已。男趋于耕，女勤于织，务本不事商贾，殷实止充常产，家少千金之储。俭朴风存犷悍未变。”再如泉州府沿海的晋江、同安等县，“滨海为岛夷之贩，安平镇其最著矣”，“滨于海，探珠而从海贾游者，经鲸波蜃浪之险，而心无畏慑。”而内地如永春县的一些乡村，“民树艺外百勿能解，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条本薄末，有幽凤焉”。沿海与山区在民风习尚上的差别，不独闽南地区如此。福州人、兴化人也都有相类似的情景。 |
|
/1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5-10-4 16:36:14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