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栋事件:“此生对人性恶的一次最深刻的体验”——方克立先生1993年11月4日《致友

风石堰

“此生对人性恶的一次最深刻的体验”
　　——方克立先生1993年11月4日《致友人书》
　　
　　 【编者案】“儒学大师”携六妻出境，演绎现代版《儒林外史》——“郑家栋事件”作为有特殊新闻价值的丑闻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是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特别是教育培养人的单位和用人单位，从这个典型案例中应能吸取深刻教训。事主郑家栋，生于1956年2月，山东日照人。1991年获南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并被评为副教授。1993年12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调离前已在南开大学哲学系闹了一个“郑家栋事件”，此人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呆不下去了。方克立先生1993年11月4日在给北京一个朋友的信中比较详细地叙说了事件的过程和主要情节，并有相当中肯的评论。现征得方先生同意，将原信在本网站刊出，以飨读者。读者可以细思：从十二年前发生在南开的“郑家栋事件”，到今日震惊中外学界的“郑家栋事件”，其间是否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可寻呢？
　　
　　
　　致友人信
　　
　　
　　 ××同志：
　　
　　 谢谢你告诉我郑家栋在北京的一些言论，虽大体不出我之所料，但知道后仍很气愤。至于讲到中国传统的尊师之道，去要求某些浸透了利己主义世界观的现代青年，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你听到郑的那些言论，也不必感到吃惊。
　　
　　 郑在往社科院哲学所调，对北京的朋友，我没有多讲他的情况，怕哲学所知道后不敢要他了。他在南开已呆不下去，又有家属两地分居的困难，调成了总是好事。哲学所是做学问的好地方，郑在业务上是有发展前途的，只是人品不好，希望他年长一些后能有所悔悟，逐渐学会怎样做人，在哲学所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还能为国家人民做点贡献。
　　
　　 我这个人对青年一般都很好，人所共知。大概也是持着一种进化论的世界观，认为青年总是要胜过老年，未来总是青年的。对于有才华的青年，我尤其看重和极力扶植，多方面为他们创造成才的条件，促其尽快脱颖而出，有时几近偏爱，而受到“不能一碗水端平”的批评。对郑家栋，过去就有这种情况。在读博士期间，我推荐他获南开大学首届光华奖学金一等奖，代表获奖者在全校受奖大会上发言，从此他在南开声名雀起；我批准他提前一年毕业，两年就拿到博士学位；又争取把他留校工作，专门给校长打报告解决他的住房（特批给他一个人14+6=20平方米住房），建议学校优先考虑其家属调津问题；毕业当年他就晋升为副教授（我原推荐他破格晋升教授，学校未准，后详），翌年我又给他争取到一次去日本访问两个月的机会；此外，我还为他争取到一个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在现代新儒学课题经费使用上也给了他不少特殊优惠。至于对内对外谈话，对他都有过多的褒扬，让他有比别的学生更多的机会出席各种学术会议，把他介绍给来南开讲学访问的台港、海外学者，让他同外界建立起学术联系。这一切都是出于对后辈优秀人才迅速成长的一种热望，希望他们赶快能接上我们的班，并超过我们。对于郑恃才自傲、目中无人的缺点，我过去也有所察觉（如在我面前多次贬抑他的硕士导师，常以不恭口气评论国内前辈学者），但未引起充分注意，也批评教育不力，总是把他业务好这个方面看得更重些，也没有想到他会有后来暴露出来的那些恶劣品质。
　　
　　 使我和南开师生彻底认识郑家栋的是去年冬天以来连续发生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评职称。郑前年（1991）冬天才评上副教授，去年（1992）冬天评职称时，他又想上正教授。哲学系的形势是，晋升名额有限，比他早毕业的四个博士还是讲师，他们都有一个晋升副教授的问题；许多资深副教授还未能晋升教授。郑来找我推荐，我不能只顾他一人，也要考虑全系的情况，就跟他说：“正常情况下副教授晋升教授需要五年，你才一年，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这一年做的工作比别人五年还要多，还要突出？不着急嘛！等你把《牟宗三思想研究》这本书写出来，条件准备得再充分些，还是有可能两年或者三年就破格晋升为教授的。”他对我的话听不进去，那段时间找了许多系、校负责人，谈自己晋升教授的问题，可能也得到了个别人的支持，但据我所知，哲学系几个头头都是不支持的。他最不该做的一件事是跑到系主任那里去告韩×（比他早一年毕业的博士，同在中国哲学专业）的状，说韩有抄袭问题，想把韩的副教授捅掉，在本专业空出一个晋升名额。暂且不说事情之是非曲直（后来韩也揭发郑的抄袭问题），但他这一作法，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大失人心，在系里民意测验时，韩×得票甚多顺利晋升为副教授，而他的愿望却未能实现。
　　
　　 第二件事是分房子。去年（1992）学校的分房方案优先照顾获得博士学位、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教师，郑有机会分得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这一方案关涉到其他层次教师、干部的利益，所以有些争论。哲学系一位已晋升副教授四年仍住独单的副系主任，向学校反映郑去年不属于单列指标破格晋升的副教授（占了哲学系的正常晋升指标）；他报家庭人口为三人不实，实际户口本上只有一人。学校房管科在第二榜分房方案上把郑的名字去掉了。郑为此大怒，一天下午在哲学系办公室，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叫大骂，要周××出来拼刀子，并且真的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把刀子，一面叫骂一面还在办公桌上戳了几个洞。周当时也在办公室内。为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在场教师忙把二人分别拉开。
　　
　　 学校党委对郑亮刀子事件极为重视，指示哲学系总支要严肃教育处理。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多次找郑谈话，他先后写了五次检查，开始不肯交代关键的事实，不承认错误，僵持了一个多月，最后才交代出来，承认错了。周××坚持要求给他党内纪律处分，后来经上下做工作，决定不给处分，让郑在党支部会上作公开检讨，听取大家的批评帮助，同时向周××当面赔礼道歉。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但在大家心里留下的阴影是很深的：同志间相处，有了一点矛盾，就要拼刀子，谁还敢同这样的人交往共事？郑作为大学副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亮刀子的行为把自己降到了什么人的层次？有位原来很崇拜他的研究生大惑不解地说：“没想到郑老师的‘内圣’开出了一把刀子！”（他给学生讲课，常讲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这样为人师表，其影响是很坏的。
　　
　　 第三件是《鹅湖》纪要事件。去年十月中旬，在山东济南开了一个“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家”学术思想讨论会。我让博士生李××写了一篇会议纪要，准备在《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三辑刊出。郑家栋把李的原稿要去，做了很大的改动（主要是突出自己在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全文约三分之一是报导他的发言，有九处“郑家栋指出”，多为大段文字，添进一些会上没有讲过的内容），不经原作者过目，也未征求我的意见，就私自寄给台湾《鹅湖》杂志，在该杂志今年一月号（总211期）发表出来。纪要发表后，与会学者看到都很吃惊，好几位来信问我是怎么回事。这里摘抄今年二月十五日罗××来信中的一段话：
　　
　　 “纪要已看到了，可惜以‘实录’形式出现却与真实情况很多不合，而将会上未言的大段搬上‘实录’，更与‘实录’形式相悖。这就不只是一学术观点的异同问题了，越出了知性的范围。而其中不言之意，吾人亦得而窥之也。不知先生事前阅过没有？
　　
　　 当然，就不学个人而言，是何（无）所谓的。盖为学岂能有胜心、矜心，且反而更体会到圣学之意义。然客观上，总是一个问题。
　　
　　 岂但尧舜事业饶他是太虚中过眼浮云，即学问亦终究是身外事，若与自家身心不相干的话。”
　　
　　 这一段话，把问题讲得相当透彻，可谓知人之言。郑的这种作为，叫一些正派的学者很瞧不起。
　　
　　 “纪要”的原作者看到《鹅湖》刊出的文章，更是气愤异常。他写信给《鹅湖》主编，提出以下质问：①我没有给贵刊寄过稿件，怎么会发表署我之名的文章？②我原来确实写过一篇纪要，但贵刊发表的“纪要”与原稿出入甚大；③我是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为什么署名“山东大学哲学系李××”？他要求《鹅湖》公开发表他的严正声明。
　　
　　 我因考虑到此事披露出来，不仅对现代新儒学研究课题组，而且对整个大陆学者来说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曾在今年三月杭州马一浮学术讨论会上，委托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给《鹅湖》主编林安梧教授带一封信，要求不要公开披露，由我来做工作，批评郑的不当做法，平息李的委曲情绪。我并且以“教不严，师之过”的精神作了自我批评。鹅湖月刊社四月十五日给我复信说：
　　
　　 “关于‘纪要’一事，令本社深感疑惑，现已纳入程序中，当得有一恰当处理才是。……先生谆恳，令人敬佩，还请先生无庸自责太深，且将此事视为一历史社会总体发生之小波浪可也。”
　　
　　 他们开过好几次会，认真研究处理方法，最后还是本着法律上的公平原则，在《鹅湖》今年五月号（总215期）上刊出了李××所写《“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家”学术思想讨论会纪要》之原稿，并加了一个很客气的“编者按”：
　　
　　 “本刊一月号，第211期，曾刊出大陆学者李××先生大作《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学术思想讨论会纪要》一文。李先生大作为会议纪要，由于辗转传递又经与会学者改动，刊出后，近日经李先生来函指出，多处记录已与原文有所出入，本刊除于本期重刊李先生原文之外，特此向李先生致歉，并期本刊读者谅察。”
　　
　　 人们只要把前后两篇“纪要”的文字一对照，郑家栋所做手脚便暴露无遗，其用心也昭然若揭。
　　
　　 近年来，郑家栋在南开大学是一颗升起的新星，领导表彰，师长扶植，同辈羡慕，学生崇拜。他走得一帆风顺，人们说“处处有方老师保驾”。这三件事一出来，大家都感觉很惊异，没想到他的人品这么差。这几件事对我的打击尤大。我意识到自己看人有片面性，只重学业，没有把思想品德放在第一位。他今天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恶性膨胀，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姑息的结果。我更没有想到他还有生性凶顽、肆意蛮干的这一面。我正在感到十分痛心的时候，又出来了第四件事：他居然对我恩将仇报，造谣说我在学校职称评委会上把它的教授拉了下来。
　　
　　 前年（1991）评职称时，我考虑到外校已有博士毕业破格提升教授的先例，曾征得系主任和系内教师的支持，提议破格晋升郑为教授。我还亲自给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人民大学方立天先生写信，请他们写为郑美言的推荐信。后来系里也是这样上报的。学校领导经过全面考虑，不同意郑上教授，同意他占一个系里的副教授指标。这些情况郑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是这样对别人说的。
　　
　　 去年（1992）冬天，我没有支持他报正教授（理由、情况已如前述），他于是恼羞成怒，翻脸不认人，在外面造谣说：前年他之所以未上正教授，是因为我在校评委会上说了他三点，把他拉了下来。他给校内外不少人散布过这个谣言，用它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我一直不知道，到他的其他问题暴露出来，有的教师才跟我说，系主任也问过我。我对系主任说：“老×，你难道还不清楚吗？学校不同意郑破格晋升教授，给了个正常指标的副教授，他根本没有作为破格晋升教授、副教授的候选人，到校评委会上去汇报自己的教学科研成绩，展出作品，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评议、表决的问题，我怎么可能到那个会上去议论他呢？”系主任听后恍然大悟。这一谣言的另一险恶用心，是把我说成一个两面派：一面公开推荐他破格晋升教授，一面又在校评委会上把他拉了下来。我只能说，自己当时真是瞎了眼！
　　
　　 郑的谎言被揭穿后，他又继续编造假情况，硬说校评委会之事是研究生李××告诉他的。李坚决否认有这件事，急得快要哭了，大家也认为他不可能、亦无必要造这个谣言。真正的造谣者是谁，大家心里都很明白。
　　
　　 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我想起来心里就要流泪。我处在多么可悲的地位：你为了奖掖扶植青年建议破格晋升他为教授，他却反诬你在校评委会上把他的教授拉了下来。这样的人，有什么人性？恩将仇报，何等地可怕！这是我此生对人性恶的一次最深刻的体验。我现在也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在发生了高长虹事件之后，鲁迅的青年观会发生那么深刻的变化。
　　
　　 郑家栋事件发生之后，我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一次大的转变。本学期初，我召集中国哲学专业全体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部分青年教师谈话，深刻检讨自己过去在青年教育问题上的失误，承认自己过去虽然也说要学行并重、德业双修，也抓学生的政治理论方向和思想品德教育，但实际上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学业放在第一位，看重业务好的学生，对他们的思想品德要求不严，有重业务轻政治思想品德的不正确倾向。我强调今后一定要摆正二者的关系，培养人才首先是教他如何做人，其次才是做学问，人做不好“学问”越大越是祸害。我强调学习、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要真正学到“为己之学”的精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它在育人方面的优势，学者自己必须身体力行。口讲中国传统“为己之学”、实际践行资产阶级利己之道的人是不足为法的。
　　
　　 郑在南开做了这么多不光彩的事，做了这样对不起我的事，他为什么反而在外面攻击我和南开师友呢？这种人没有“师道尊严”的观念，没有人间情谊可言，老师、朋友、同事、学术界的名人以至自己的亲属，都是供“我”利用的工具、手段，有用的就尽量利用，无用的就抛弃甚至随意践踏，只有“我”才是目的，我的利益至上。这种人不但信奉一种哲学：“宁可我负人，不能人负我”，而且采取一种行动方针：“我既然已负人，就负到底”，即所谓“无毒不丈夫”。他以为通过攻击我和南开诸师友，就可以掩盖自己的前述劣迹，好象他倒成了一个“受害者”。这种主观主义哲学只能进一步害他自己。
　　
　　 ××兄，我写这封信的情绪可能过于激动，也可能又有认识上的片面性，过去只看到郑业务好的一面，现在又只看到他人品坏的一面。但愿他人性中还有若干“善端”，还有良心发现之一日，经过生活的教育，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逐渐认识到极端利己主义世界观对自己的危害，在思想和行动上有所改弦易辙。这个人的业务素质是不错的，现在自己糟蹋自己实在可惜！我希望你和中哲史界的朋友们，了解这个人，好好帮助他，他现在听不进我的话，你们从旁帮助或许还能起些作用。
　　
　　
　　
　　 顺颂
　　研祺
　　
　　
　　方克立
　　 1993年11月4日
　　
　　
　　
　　 来源：南开大学哲学系（转引自中国法律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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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栋——中国教育体制培养的杰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