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 -------------豫让论

夕阳秋草

作者简介：方孝孺，（1367——1402），明代大臣，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人称正学先生。宁海（今浙江宁海）人。初从宋濂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以荐擢汉中教授。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迁待讲学士，后改文学博士，政事多咨询之。修《太祖实录》，命为总裁。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发“靖难之役”，率军入南京，将即帝位，召他草即位诏书，他以丧服哭殿陛，拒不草诏。成祖怒，被杀，并诛十族。有《候域集》、《逊志斋集》。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hang杭）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平？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译文

   具有君子美德的士人奉事主君，就应该竭尽自己的智谋，给予忠告并善于开导，销解祸患于没有形成之际，保障安定于不出灾难之前，既使自身得以保全而主君也能平安。这样，活着作为名臣，死了也能成为高尚的英灵，垂留光辉于百代，照耀在史籍典册之中，这才是美好的啊。倘若遇到知己的主君，不能扶救危险于未乱之先，而只是牺牲生命于既败之后。以此来沽名钓誉，藉以迷惑世间并夸耀于俗人。从君子的眼光看来，都是很不足取的。

   我曾持这样的观点来评论：豫让以家臣的身份来奉事于智伯，当赵襄于杀了智伯以后，豫让为他报仇，声名显赫，即使是愚昧的男子和无知的妇女，也没有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哦！豫让的死应该是忠心的了，可惜的是他所选的怎样去死的方式还存有不足以称之为忠心的差距哩。为什么呢？试看他漆身吞炭后，向他朋友说：“我所做的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我将以此来使天下后世为人臣而怀二心的人感到惭愧。”能说这不是忠心吗？但看到他斩衣三跃刺杀赵襄子时，赵襄子责问他为什么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豫让回答是：“中行氏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待我，我因此也用普通人的态度来回报他；智伯以对待国士的态度来待我，我所以用国士的行为来报答他。”就只从这一点来分析，豫让是死而有余撼的。

   比如段规奉事韩康子，任章奉事魏桓子，并未听说曾以国士来对待他们，可是不管是段规还是任章，都竭力劝说其主君依从智伯的要求，用割让给他土地来促使智伯越来越骄纵，从而加速他的灭亡。郄疵奉事智伯，智伯也未曾以国士来对待他，但是郄疵能觉察出韩、魏的情况来谏止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话以至于灭亡，然而郄疵的智谋及其忠告，已经可以问心无愧了。豫让既然自己说智伯以国土对待他，国土就是救国之士嘛！当智伯索求土地而贪心不已之日，纵欲肆暴之时，做为国士的豫让，正应该拿出自己的能力站在应有的地位上，谆谆地告诉他：“诸侯和大夫都应该安守各自的封地，不应互相争夺，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如今无故索取土地于人家，人家不给，我们必然要心生气忿；人家给了，那我们就必然要心生骄气。气忿必定会争夺，争夺必然会失败；骄纵必定要傲慢，傲慢必然要灭亡。”把话说得谆谆亲切而态度又极其诚恳，劝谏不听，就再一次谏，再谏不听，就第三次劝谏他。三谏若不从，把那事后的“伏剑而死”挪到这个时候来死。智伯纵然是冥顽不灵，也会为他的至诚所感动，很可能会醒悟过来的。这样一来就会与韩、魏和好，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了智氏的宗族，使其世世保持祭祀祖先的礼仪。如能这样，那豫让就是虽死而犹生的，岂不是胜过斩衣而死吗？”

      豫让在当时，从无一句话来启发觉悟主君的心，眼看着智伯的危险以至灭亡，好似越国人看着秦国的人——不管他是富是贫一样。袖手旁观，坐等胜败，所谓“国士”的报答，能是这样的吗？待到智伯已经死了，才受不了自己的血气的悻悻之情，甘心把自己附在刺客之流的行列中，这有什么可称道的，有什么可称道的啊！虽是如此，不仅以“国士”而论，豫让是承当不起的；而且那种早上还是仇敌，到了晚上就成了君臣，并且腆着面孔而自鸣得意，从这点上看豫让却又成为有罪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