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4年中国报业10大事件评点（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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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中国报业大事评点


没想到，一个自诩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的人在为2004年中国报业做年度总结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因果。这多少让我有些无奈。
2003年年末，我们曾经在为中国传媒业的年度事件总结中对2004年提出了较为乐观的前瞻，认为那些正在孕育的或即将逝去的点点滴滴，都在以自己的某种合理性，从不同侧面勾画着时势那巨大的潜藏不露的身影。2004年的报业发展，也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了我们的预言。尽管我们也认为，任何一种改革，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张报纸，毕其功于一役者寥寥，我们也秉持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理念，然而，如同2004年末印度洋巨大的海啸给人类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一样出人意料，2004年中国报业中发展中的很多事情，确实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与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河北大学与郑州大学、上海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媒介经济研究所所长、大连天歌传媒独立董事曹鹏博士在人民网轻松作答，乐观回顾2004年中国报业发展不同的；与中国新闻出版报乐观地下定语\"改革风光无限\"不同，在我，一个普通传媒从业者、一个把传媒业看作凝聚自己的爱与理想的人的眼中，报业上半年改革的风光与全年经营的发展并不能掩盖他在年终的失意。2004年的中国报业是一个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的一年，是一个欢乐与伤痛相伴甚至更多的是收获刻骨铭心伤痛的一年。良好的开端，并没有带来欢庆，如同年终时可怕的海啸，意想不到的结束。

一．文化体制改革虎头蛇尾
发端于十六大的文化体制改革，在经历了2003年各个层面各种力量的强势推进后，在2004年上半年在宣传上继续高歌猛进，从思想认识层面、从体制机制层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改制\"或\"转制\"这一经济领域的名词在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特殊性的领地一下子变得耳熟能详。如果评选2004年传媒领域的关键词，这两个词当之无愧将为列第一。2004年4月，《传媒》杂志刊登的《2004：报刊业突破在即》（新闻出版总署分管报刊的副署长石峰在2004年2月底天津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2004年5月桂林书市，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分管图书出版和改革的副署长柳斌杰在桂林榕湖宾馆大会堂的演讲《出版单位转制中的六大问题》博得了出版界数百位高层人士的热烈掌声，出版界（含报业）的改革热情和期望得到了极大地推动。此文被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传媒》杂志刊登（后《新华文摘》又摘登了此文），并在网上被广泛传播，后来更成为很多研究报业体制改革的人运用的经典范本。6月，李长春在视察北京儿艺、刘云山对《新京报》的一些讲话通过不同途径流播出来，再一次鼓舞了业界改革的信心。后来李长春视察辽宁出版集团的讲话中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最大障碍是体制弊端，最大的体制弊端是事业单位体制的说法使业界文化体制改革的热情信心进一步高涨。

尽管改革的目标已经被认同，然而，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认知使达成目标的思路和操作方式上的不同成为必然。在看似顺利的改革中，被忽略者或即将被抛弃者以及......结成了对某一种改革思路的不认同的神圣同盟。尽管一切都没有停止，改革还在继续，然而，核心问题的改革却给人戛然而止的感觉。一个典型表现是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经验的会议无声无息地开了，这与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除了民间的基层的热情依然高涨，主流的声调明显降低了，尤其在10月后。这也与2004年上半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种\"怪异\"的气氛。
思想文化领域的困境是经济领域的困境的必然反映。想想2004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困难，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文化领域改革的艰难。
用虎头蛇尾来形容2004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最为恰当不过。当然，2004年的虎头蛇尾并不意味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虎头蛇尾。退一进二，一向是列宁主义政党的经验。今天的困境是过去积淀下的问题造成的，前行中的人们，总要花费一点时间来解决面临的问题。所谓磨刀不负砍材工。

二．南都案•中国传媒业潜规则•天花板
如果要评选中国报业乃至整个传媒界2004年第一大事，南方都市报案和喻华峰、程益中获罪事件当之无愧。然而这种当之无愧却是让人心寒的一种。
关于南都案和喻、程事件往上曾经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不想探讨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者自有公论。我想说的是，南都案中喻华峰、程益中获罪的公开理由揭开了中国传媒界的潜规则——合理收入与贪黩之间的模糊的分野没有了。一切都清晰化了。

南都案爆发前，南都的分账方式（奖金分配）实际上是业界公开的秘密，用流行的词来说，就是潜规则。彼此心照不宣。公平地说，这种分账方式使媒体作为事业单位体制下市场运行唯一行之有效且是合理的选择，但合理不一定合法，这种选择在法理和具体法律的规定上却存在瑕疵。

南都案继黎元江案后再一次把报业事业单位体制的天花板高度丈量出来了。应该说，南都案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对于中国报业来说，原来创业有成获取报酬心安理得的报业领导者现在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创新与进取精神受到严重摧残（2004年的某一天，在北京三里屯南街一个名为金谷仓的茶馆里，一家著名媒体的总经理这样对我说）；对于南方都市报来说，他不仅失去了两位优秀的报人和经理人，更可怕的是他在快速前行中失去了原有的掌舵者和文化的缔造者、精神领袖，充满了挫败感（尽管骄傲的南方人在公开场合从来都不愿承认），这使南方都市报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喻华峰、程益中来说，他们失去了话语的平台、自由和影响中国报业的机会......

实际上，天花板的高度黎元江、王建男作为喻华峰、程益中的前辈在党报体制内早就丈量出来了，他们都是体制的受益者，也是体制的受害者。事业单位体制的空间就那么大，不相信不服输，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我从来不反对对贪官污吏加以严惩。但我们一定要理解在一个扭曲的体制下被扭曲了心灵的人们的扭曲的行为。这里引用《南风窗》2004年12月下半月的一篇文章中的话：所有犯罪不只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制度和社会的责任，而职务犯罪更是制度和社会的责任。

三．JGBLYG事件
一个偶然的机会，J戏剧性地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
其实J原本不想这样，虽然思想有些偏激，但也并没有想真正成为那种力量的对立面，估计他原来也没有这个勇气。他写的文章的内容事实上用一句话说\"地球人全知道\"，他把总结归纳出来后在朋友小圈子了传阅，有好事之徒把文章贴在了网上，结果掀起了轩然大波。事实上，J氏对这种结果是有预见得，所以他不愿意拿出来。但朋友的做法让他先害怕然后明白了一个公开的反对派的价值和影响力，于是他坦然地成了反对派，这就叫做箭在弦上。《亚洲周刊》就把他列入了年度人物。一篇地球人都知道的内容的文章，成就了一个名人。当然这也需要勇气，而勇气是我们很多人所缺乏的。

LYG是我很钦佩的一个记者，当年的《大国寡民》等曾让我很激动。但我知道卢是个好记者，但绝不是个好政客。
两篇文章畅快淋漓，快意恩仇，让业内的人在2004年多了谈资，把大家都知道的事公开化，有勇气却缺乏战略眼光。当我们把文化体制改革年尾的失声和意识形态领域奇特的表现与这些事件结合起来时，我们就能理解什么是许褚的赤膊上阵和匹夫之勇了。

中国改革的经验就是稳定才能有发展，而小心谨慎才能走得更远。\"进村，打枪的不要！\"愿与勇者共勉。

四．北京青年报改制上市
所谓04年是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的一年，典型地表现在北青报剥离改制上市的完成，当然还包括J自由往来于国门。这与现在的大气候显然不合。
北青报经营性资产剥离改制上市，募得了十多亿，虽说与最初设计的额度还有一定差距，但毕竟是在境外（尽管香港也是中国，但是很多方面视同境外）上市，开中国报业先河，无论怎么炫耀都可以。

但上市后怎么办？上市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的法人治理结构、他的关联交易、他的......想想创维和黄宏生，想想内地到联交所主板市场上市的公司越来越A股化（十个上市公司七个骗，剩下两个是小偷，还有一个是强盗）......上市并不都会带来好消息，希望北青是个例外。

从上市公司主营的产品看，北青报已经到了自己的成熟期，文化的兼容性越来越被自负的心理所蚕食，版面内容越来越机关报化（除了广告多版式不一样）、发行越来越下滑、广告虽然依然在增长，但过分依赖地产广告的结构让人捏把汗。

经营性资产剥离改制的一个隐患是，离开了内容产品本身的经营性公司，没有任何竞争力，没有任何投资价值。唯一欣慰的是，公告说如果政策许可，公司将优先收购内容产品。
北京青年报曾经是现在也是中国传媒界的骄傲，我希望他未来能够继续续写自己的传奇人生。但对于处于成熟期的报纸来说，文化和体制创新的勇气和力量更加重要。
尽管北青上市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仅存的几个硕果。不管怎么说，上市是个巨大的进步，对北青、对北京市的领导、对中国传媒业，对中国传媒业的管理部门。
从大的方面说，我们不希望北青上市是个特例，我们更希望在未来无论是剥离转制还是整体转制的报社越来越多，能够借力资本市场的也越来越多。

五．第一财经日报和重庆时报出版
2003年，《新京报》创办时，跨地域发展被称为一种试点。这一年，法制日报与安徽日报的世界新闻报、华商报与重庆工人报的重庆时报、成都商报与解放日报的每日经济信息、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和上海文广的第一财经、北京青年报与上海文广的竞报等得益于试点政策，终于出世。

把第一财经日报和重庆时报单独提出来，是因为这两张报纸的特殊性。
上海文广雄心勃勃，一直想打造跨媒体的集团，但广电与新闻出版业之间的行业壁垒以及上海报业市场的封闭性，使这张报纸的筹备期整整延长了一年多。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最终这张报纸成功地在行业壁垒和地方保护的铜墙铁壁上打出了一道缝，一方面广电部门开办了除了广播电视及娱乐类报纸外的其他报纸，新闻出版部门开始于广电部门联手；另一方面北京广州的媒体力量正式地有组织地进入了上海。当然，成都的报业力量也进入了上海。

与每日经济不一样的是，第一财经首先还在名字上动了经济日报等的奶酪。然而，财经类的日报市场、专业的财经媒体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另外，上海的文化的包容性也是个问题。秦朔等南北方报人与上海本地文化的磨合是个很大的问题，至少目前网上对秦朔等的攻击可以看出其内部磨合的问题。

我以为，目前对于第一财经来说，成败的关键不是资金是否充足，办报者懂不懂专业等，首要的是南北方报人能否在上海立住脚，南方报业已有前车之鉴。
对于重庆时报来说，因为有了华商报和柳祖源，让人有期待。对于华商和柳祖源，业界都已经很熟悉，这里不多说了。在时报未出之前，我在重庆的时候碰到的重庆报人，大多都对华商和柳祖源的打法抱着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看法，认为华商系的报纸和时报团队做过的报纸不过如此，当时柳哈哈一笑，说这将成就我在重庆的未来。

事实与柳祖源的判断吻合了。在经历了内部痛苦的磨合后，重庆时报短时间内在重庆零售市场上取得了成功，跃居第一位。这在中国报业也是一个奇迹。新年前两天，一位重庆朋友来北京，说时报相当不错，保持这种势头两年内绝对重庆第一。

对于这一切，我只能说，华商牛！柳祖源牛！

六．中国报业经济继续高速发展、
尽管2004年中国报业有诸多的不如意，但总体上中国报业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撇开新闻报道的内容不说（2004年也有长足的进步），但从经营上来说，中国报业的收入继续大幅攀升。尽管全年的统计尚未出来，但数字上的胜利是依然可以期待的：广告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是必然的。不要忘了这是连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了。

当然，几家欢乐几家忧，有胜利者当然有失意者。比如北京晨报、华夏时报，是典型的失意者，尤其前者。对于失意者，我只能说，悲！悲！悲！
2004年有两张报纸必须提到，一张是《新京报》，他的同系报纸《南方周末》把它列为2004年成长最快的报纸，如果我评委，我也会投这一票。虽然《新京报》目前里成功还很远，但经历了巨大的伤害（程喻离职）后新京报同仁一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进步是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应该看到的。当然，年末几期新闻报道上的硬伤体现出了年轻报人的着急心态，必须加以调整。而年终的盘点专题比许多期刊更为出色。端正心态是《新京报》2005年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一张必须要提到的报纸是《重庆时报》。作为刚创办不久的报纸，第一年刚刚在别人的田头种上了自己的麦子，便开始有收获，对于我来说实在有点意外。这种成长速度在我的传媒职业生涯中没有见到过，只有在资本市场上见识过。对于《重庆时报》和他的领头羊柳祖源来说，磨合是2005年的第一要务，如何与华商的企业文化和重庆本地的政商及对手磨合是必须直面的问题。

九．都市报竞争力排行与世界报业百强之争
2004年6月，在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举办的\"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中国经营报竞争力工作室推出的\"全国都市生活类报纸竞争力20强\"公布。所涉媒体乃处于激烈市场竞争中的都市报，选上的没选上的，全国上下哗然一片。有些地方甚至引起同城报纸的\"口水战\"。

这项竞争力监测有三个数据来源，一是2003年中国报纸年度检查提供的数据（反映了2002年的情况），是各家报纸向新闻出版总署上报的，二是慧聪媒体研究中心提供的全国报刊广告见刊额数据，三是央视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全国读者调查数据的结果。

对于竞争力的研究，表明了报业的一种进步。但都市报作为区域性产品，其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存在很多特殊性，当然报业的特殊性更多，而数据来源的真实可靠程度也使最终排名遭到强烈的非议。年检数据是自报的，真实性可一大很大折扣；慧聪监测一方面是一种商业性监测数据，另一方面也无法反映报价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只有参考之用；央视调查数据同样如此。

2004年，世界报业协会继续排出了他的日报发行量百强榜。中国成为报业消费大国。照例引发了国内报界的口水战。
其实竞争力排行榜也罢，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排行榜也罢，引发争议是因为其背后的经济利益之争。任何一种榜本身都是一种商业利益的产物，成为商业利益之争的牺牲品也是必然的宿命。这也说明了中国报业客观中立的研究机构的缺失。

九．报人集体走麦城

2004年对于中国报人来说，算得上是流年不利。
也许2003年底喻H峰的再次被拘是个不祥的信号。尽管南都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呼吁，但最终的结果是与业界的期望相距甚远的。程喻之后的南都再次发生了震荡，领导层的世代交替虽说是必然的，但这样的交替让人替南都捏把汗。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也出现变化，刘洲伟到北京读书了。
年中势头甚猛的京华时报团队首先出现了裂痕。谭军波远走重庆，而另外两位副总级人物在短期内也离职了，下半年又出了闹心的事。
北京报业市场标志性的人物崔恩卿终于离开了娱乐信报，我不知道离开崔后这张报纸会变成什么样？至少在年末的信报上，我看到了太多的医疗保健广告，让人怀疑这是否还是一张报纸。尽管崔的门生故旧在北京市的各种报纸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的再次黯然退休宣告了北京报业市场一个时代的终结与英雄主义的消退。

我相信李学谦之离开中国青年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李试图在中青报推行的改革，一开始我就说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是偶然的。这是一个目前无法完成的使命。我不知道来自市场报的人是不是也会把中青报办成市场报的样子，那就真的没救了。

当然这一年还有很多事，比如报业大老黎元江被判刑，喻华峰被判刑等等，还有很多，伤心，不多说了。还是那句话：所有犯罪不只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制度和社会的责任，而职务犯罪更是制度和社会的责任。

尽管在2004年我们收获了太多的伤痛，但我们不能沉浸在对伤痛的回忆中。今天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在书写明天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挫折感使我们有机会来清理伤口和思想，它是我们能够更加谨慎、稳妥地推动我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对我们的目标更加清晰。一句话，挫折使我们更加成熟。

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对共产主义有句名言：\"终极目标是次要的，运动才是一切。\"没有严冬苦寒，怎么能体会如沐春风？有伤痛，所以才能更深刻的体会幸福，奋斗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最大收获。

专家预言2004年北京的冬天是个暖冬，然而，让专家大跌眼镜的事，今年却是我在北京漫长生活中的一个寒冬。年底重庆一位朋友来电话嘱咐，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无法抗拒的情况下，冬天一定是短暂的，多穿衣服，注意防寒，以待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