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副主编王烁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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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从1998年创办以来，短短七年左右的时间成为财经媒体不容忽视的品牌。名为《财经》，但是如果有重大新闻发生，如果机会许可，《财经》几乎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愿意做。简单地进行回顾可以发现，《财经》首先认为自己是新闻工作者，然后才是财经报道者。1998年到2000年，《财经》主要围绕当时政府的重大决策做报道，包括电信业重组、军队退出商业领域等。后来从非典到政府机构改革，什么都尝试过。现在，则退回到专业领域上来，比较多地做金融市场的报道。那么，《财经》的经验究竟有哪些可供业内人士借鉴呢？《财经》杂志常务副主编王烁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全面、细致地表达了《财经》的风格和经历。



“以我为主”地做杂志

　　问：《财经》的报道风格和定位发生过变化吗?
　　
　　答：我们什么都在做，但主线没变过。我们报道的是我们认为读者应该看的东西，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完全听从市场发出的信号。并不是读者爱看什么我们就报什么，我们办的杂志，有一种启蒙、灌输的精英色彩。

　　问：《财经》要报道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那么，判断重要或不重要，用什么标准?
　　
　　答：标准也都是很简单的。具体的判断，需要编委会一起讨论，主编胡舒立的意见最重要。抽象的原则，大家都是一致的。做经济报道有个标准，如果一个新闻、一个事件能影响比较多的钱的，肯定是比较重要的；社会新闻，能影响比较多的人的就是重要新闻。

　　另外，我们可以再附着一些其它标准。世界上有些大事，也有些小事。大事天生就是大事，人所共知。但还有些小事，编辑或记者觉得在小事上附着一些大的含义，附着制度变迁的意义，那么，这个小事可以大做。相当长时间以来，新闻界都在这么做，我们也是这么看的。

　　问：我想说个具体例子。比如你们做《半岛电视台解密》(载于2004年8月5日)，是怎么考虑的?

　　答：这个很简单，没有那么多想法。首先，半岛电视台是大家都感兴趣的主题。主编和两位作者也去了，算是个难得的机会。这可能是一个有意思的主题，把半岛电视台产生的土壤和其复杂性，厘清和解释给对半岛有兴趣但几乎只是听说过其名称的中国读者们。这个教育色彩很浓。

　　问：你们做半岛，是觉得这是个知识点，还是个“盲点”?

　　答：中国新闻界的人近距离去看半岛电视台，据我所知是没有过的。专业的人去看，应该很有价值。一般对它的报道是报道的报道，以讹传讹，信息每传递一次就衰减一次，到最后大家可能会对它有很简单化的理解。这篇报道，多多少少有以正视听的作用。

独立、独家、独到

　　问：一般杂志，跟我们这样报道领域的摇摆有些不同。通常做杂志，大家总习惯有个明确的定位和读者群，他们有非常明确的需求，始终专注于某个领域。你怎么看《经》杂志的定位?

　　答：我们有个口号，是当初《财经》的联合主编、现在的《财经时报主编杨大明先生发明的，叫“独立、独家、独到”。总的来说，倾向于我们想做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也许能吸引读者，然后由此界定读者群。

   总而言之，我们是这个取向。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详细的读者调查，所以，我无法告诉你我们的读者是什么样的人，只能说我们希望吸引到这样的读者：“DECISl0N MAKER”(决策者)。我们希望对这样一些人发生影响：他们对所处的环境能够有影响，我们这个杂志希望对他们有影响。

　　问：你刚才说的三个“独”的口号，更多是一种品质要求，而不是读者界定。

　　答：对，我们没有(界定读者)。我们只界定我们的产品应该有什么样的品质。

　　问如果这样，大家平常说，《财经》是一本财经类杂志。句话是错的么?

　　答：这句话不是错的。你翻开我们杂志，六年间，我们主要做的是经济报道。原因很简单，1998年的时候，综合考虑起来，做经济报道是最可行的。非常清楚，时事催生了这么个东西。作为新闻工作者，总想介入时代变迁。具体怎么做，各有各的做法。我们觉得从经济角度切入比较好，这做，一方面来自管制层面的压力会小，二是这个行业的竞争壁垒会高一些。

　　问：根据你讲的，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判断：《财经》不用明确其读者的集中需求，而是可以由编辑按照既定的方针选择认为重要的东西进行报道?

　　答：对，差不多就这样。但我需要补充的是：这确实是一种比较自负的态度，有可能在市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你想做你自己的事情，市场可能不买你的帐。但很幸运，《财经》六年间在商业上是成功的。

　　问：我觉得很奇怪。

　　答：这不奇怪。这个市场很大，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恰好，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恰好也满足了这种需求。那么多杂志和报纸，机会太多了，只要你认真做，保持你做的东西的质量，总能做成。市场那么大，不用考虑去依附于谁，只要你确信你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往市场上一扔，迟早有人注意到的。但是，我觉得，认认真真做好事情的人不很多见。很多人总是在市场需要什么，可能在这方面放的注意力大多，在做东西上花的时间太少。
经济报道更加强调可靠性

　　问：您觉得财经报道的“深”，深在何?

　　答：和其它报道相比，经济报道更加强调可靠性，更要求稳健。别的报道，如时事报道，错个数字可能不像经济报道这么严重，经济报道错个数字会有很的影响。1998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孤独地在做这些事，2000年以后市场上这种报刊就多了，不能说我们在做跟别人不同的事情。

　　最突出的就是“严谨”，要做有可靠性的报道。在金融领域，我们会知道一些消息，但报道出来的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少很多。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证实，我就不会报道。

　　问：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这种可靠性？

　　答：要做到杂志社从上到下都这样想，是一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灌输和回馈的过程。说到底，最重要的是发稿权。《财经》的发稿权是高度集中的，只有两三个人有发稿权。报的数字是否准确，很重要；另外，要判断一个事情的报道时机是否成熟。从立场和态度上来吸引人。

   问：很想知道，《财经》道风格是怎么样的：报道上有自己的模式吗?

　　答：我当然可以给你说一套说法，但可能别人会不同意。2001年前，《财》杂志每篇文章我都会看，都会改，那时候的风格是一致的。从2001年改成双周刊到现在，已经有多元化趋势，因为分成三个组，每个组的编辑都有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看法基本一致，有强力的领导，写作上各有各的模式。但总的说来，还是有稳定风格的。

　　我们希望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要引人注目，但不能哗众取宠。现在，从体育报道到经济报道，媒体有小说化写作的趋势，这是我们所不欣赏的，也是从来没有做过的

　　问：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看，比较好的调查报道有什么要素?

　　答：《银广夏陷》这篇文章，是影响最大的报道之一，到目前为止，也是最佳的代表。它采访周密扎实，逻辑严谨，写作也相当不错。调查性报道首先要看主题的选择，然后围绕主题做非常周密的调查，材料得详实可靠，证据有充分的说服力，发表后的效果要很大。这样的报道几乎是完美的。

　　问：调查性报道以外，《财经》也做很多夹叙夹议的报道，这是《财经》主要的文章形式吗?

　　答：《财经》所有的文章都是有态度，有的时候说清楚，有的时候要藏起来。从产品来说，时间比别人晚，发行对象只是一小部分人。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从立场和态度上来吸引人。《财经》杂志要试图对正在发生的进程有所影响，所以，基本上决定了《财经》主要的文章是述评，两者互重。

　　问：《财经》杂志做深度报道，有困难?

　　答：有的。最大的困难是别人不告诉你情况，不过所有媒体都会碰到让采访对象告诉他情况的困难。跟其它媒体相比，我们的困难甚至可能少一点。报道最重要，其它的不重要。

　　问：我知道，《财经》严格规定，采访报道中记者不能够与采访对象有任何利益牵扯的问题。

　　答：我们有个《行为守则》。

　　问：有人触犯过吗?

　　答：没有，据我所知道的。
很多媒体，记者跟报道有关的利益有好几种形式：一种是红包，我们要求记者不能收，收到要退回，无法退回的要上交；还有种是你有笔，有发表空间。但在《财经》杂志，从选题到发表，都是编辑和记者高度协调的，制度上没有机会。我相信，在发稿权高度分散的媒体，这种情况无法遏制。

　　问：我们内部的绩效考核制度，有没有高薪养廉的思路?

　　答：据《财经》的待遇是中上的，但我没有对其他媒体做调查。但绝不是说，记者不拿红包，我们就从体制内补。没有这种说法。

  问：记者的工作量如何考核?

　　答：凭我们的感觉，大抵如此，不在乎每个月要写多少字的硬性要求。没有评分制度，没有硬性要求。我们的考核由管理者来进行主观判断。

　　问：作为内容的管，对杂志的发行认证怎么看?从不关心广告吗?

　　答：我没有这方面数字，他们有意不告诉我。我们这里采编跟经营完全分开。

　　问：这种编营分离在《财经》是一以贯之的吗?

　　答：是的。我只知我们赢利了，挺高兴的，这意味着可能拿到更多的预算去做报道。

　　问：《财经》有怎样的团队文化?

　　答：每篇稿子必然都编辑和记者完整的协作过程。《财经》杂志说到底，是业务导向的地方，要看你发表的东西是怎样的，这个最重要。你说文化是什么呢?肯定是密切合作。价值观就是做更好的报道。《经》杂志力图保持一个简单的工作环境，报道最重要，其它的不重要。

来源:易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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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是发过的，今天再发一次好拉~~偶最喜欢滴财经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