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旧梦----------上海》（探索发现）

589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16日 11:05

　　1843年11月7日，一艘名叫“水怪”号的三桅船驶入上海，甲板上站着英军上尉巴富尔和他的几名随员。一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为通商口岸。作为英国派往上海的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做好了定居上海的准备。

  

1872-1874年南京路

　　当时有“小苏州”之称的上海县城有27万人口，大小街道60多条。上海道台宫慕久并没有到码头迎接巴富尔，只是派了几顶轿子把他们接到了道台的衙门里。

　　正当巴富尔为租房的事大伤脑筋时，一个姓姚的商人找到了他，表示愿将他在城里的52间房租给他，这样，巴富尔和他的四名随员才有了安身之地。但当姚书平提出要同巴富尔独家贸易时，却被巴富尔一口回绝。

　　随后赶到上海的英商却没有巴富尔那么幸运，他们被拒之城外，只好在北门城墙外搭起简易的茅棚。巴富尔紧紧抓住《南京条约》中“寄居……贸易通商无碍”等字眼,不断对宫道台施加压力，要他划定一块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居留地，并选择黄浦江边的泥泞地作为租借地，

　　这块泥泞地便是今日的外滩。

  

1903南京路

　　这里交通非常便利，东边靠着黄浦江，北边就靠着苏州河。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居留地放在军舰的看护之下可以更觉得安全。

　　1845年11月29日，在历时两年谈判之后，宫道台与巴富尔签订《上海土地章程》，它规定：英商居留地，北以李家场、东以黄浦江、南以洋泾浜、西以河南路为界限，这项居留地面积为830亩。

　　上海租界的历史从此拉开了帷幕。

　　《土地章程》签订的当年年底，外滩已经建起了十一所房屋，开设了二十三家洋行。最早来外滩的单身洋人想找个地方跑马，便想到了洋行楼群后的大片泥滩，于是就有了今天南京东路外滩到河南中路一段长500米的跑马小道，这便是南京路的前身。因为当时总看见洋人在上面跑马，上海人就称它为“马路”。

　　1850年，由洋行大班组建的上海跑马总会在这条马路的尽头，即今天南京东路与河南中路交汇处建立了第一跑马场，它占地80余亩，因场地内遍植树木花卉，被外国人称为花园，从外滩到河南中路的这段通往花园的马路因此也被称为“派克路”。在当时的跑马场内，还设有运动场，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经常在里面把一些不知名的木球抛来抛去，便把第一跑马场也叫做抛球场。

  

工部局卫生宣传

　　抛球场一带成了租界最热闹的地方，运动和娱乐为这里带来了一定的消费，在它的附近陆续建立了一些商店。当时英租界人口只有500人，在租界里逗留的中国人必须在天黑以前返回上海县城。

　　这种华洋分居的格局在1853年被打破。当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大批上海县城内的居民为躲避战火，纷纷拥入租界区，租界人口由原来的500人猛增至2万人。人口的激增导致租界地价上涨，从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派克路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向西飞跃了三次。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小刀会起义的第二年，为获取暴利，跑马会董事们在将第一跑马场以数倍于原价的价格卖出后，在西藏路、湖北路之间，另辟第二跑马场，派克路随之延伸到今天的浙江路，路面被铺上煤渣碎石，并加宽到7.5米，这条大道被称为“大马路”。

　　这条大马路虽然很宽阔，不断涌入的难民也促使租界地价不断上涨，但南京路并没有因此繁荣起来。当时的南京路在抛球场以东，多有外国人的开设的洋行、银行、面包行，而在抛球场以西，只有一些小茶馆和货铺，而且都是简陋的木板房。这座供当时妓女烧香用的虹庙，是南京路最豪华的建筑。相比之下，当时的福州路、广东路却要热闹的多，这里聚集了从上海县城逃到租界的难民，他们开设了各种店铺及茶馆、烟馆、妓院以及赌场，一时间远比南京路繁荣。

　　这种局面在四年之后得以改变。1862年，李秀成率太平天国起义军南下攻打上海，租界再度涌入逃难的人群，租界中国人口数量猛增到50万人，急剧增加的人口使租界内的地价迅速上涨，也再次为跑马会的董事们带来了获取暴利的机会。他们又一次卖掉第二跑马场，在今天人民广场处修建了第三跑马场。派克路也因此完成了第二次飞跃——向西延伸至进西藏路，原来路面上的煤渣碎石被鹅卵石所取代，路宽由7·5米增加到15米。

　　当人群涌向这个中心的时候，外国商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发现从房地产生意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丝茶鸦片贸易，于是开始一次次向租界内土地发起攻击。

　　租界出现了土地买卖狂潮。外滩和派克路一带的地价上涨最快, 从1852年到1862年平均涨幅为200倍。

  

抽鸦片的夫妇

　　炒地狂潮带来了租界的畸形繁荣，随着派克路的向西延伸，在它的两边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商店与住宅，江南一带的富商为躲避战火，纷纷进入租界，许多名家老店落户派克路。上海地区的商业中心由上海县城转移到了派克路。

　　这些躲避战火的难民在为派克路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些居住区。

　　派克路的第三次飞跃发生在1864年，租界当局出于战事的考虑，在派克路与泥城浜之间修建了一条军用公路，随后又将派克路延伸到了静安寺。

　　1865年10月，租界当局为纪念《南京条约》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将派克路正式命名为“南京路”。

　　而民间老百姓仍然把南京路叫做大马路，把向南的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依次叫做：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

　　上海开埠初期，南京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轿子；到了1855年，一个名叫斯密斯的外国人坐的第一辆马车出现在外滩;而到了同治初年，载货拉客的独轮车也随着躲避战乱的人流进入租界;1874年上海从日本传入黄包车；1901年，在汽车发明15年后，匈牙利人李恩时从国外输入了两辆上海最早的汽车。

　　到了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在南京路正式通行。

  

贵妇

　　电车的通车，也意味着南京路已经拥有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先进的电气化市政设施。早在1881年，在电话发明几个月后，南京路上便出现了第一条电话线，到了第二年3月，中国最早的电话交换机在大北电报公司开通。4个月后，南京路上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电灯；1908年，在电车通车的当年，南京路上的汇中饭店还安装使用了两部中国最早的电梯。

　　但是，通了电的南京路却并不太平，时常有人车相撞的事故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工部局在南京路上铺设了人行道，从而使南京路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人车分道的路。同时也产生了第一个交通规则：车、轿往来必须过大路，一切车辆必须靠左行驶。

　　南京路上所有这些市政管理措施都是由当时的工部局制定的。工部局成立于1854年，起初，它是租界单纯的市政管理机构，中国人觉得它担负的工作与中国历代掌管工程水利和交通等政令的工部相同，便把它叫做工部局。在工部局的印章和局旗上印刻有英、美、德、俄等12个国家国旗的图案，意思是租界由此12国侨民选出的代表共同管理。

　　当然，工部局制定的一些措施也充满着对华人的歧视。

　　比如有一度中国人坐的马车不能超过外国人，这就是一个歧视性的。再像1906年建成的第一幢近代化的高楼汇中饭店，它里面的厕所就规定，华人不得入内。

　　从1854年开始，每年4月4日是工部局万国商团的建军节，这一天都要进行阅兵活动。从19世纪80年代起，随着工部局税收额的大幅增长，万国商团和工部局警务力量得以壮大发展，中国主权逐步被割让，工部局由原来的市政管理机构演变为拥有独立行政立法权的租界最高权力机构，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位于南京路上的工部局市政厅，每年要召开两次公布局董事会议。工部局制定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上海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殖民者的疯狂掠夺扫清了障碍。

  

红头阿三

　　据1862年的《北华捷报》报道：英国每年从上海掠夺的财富达1300万英镑，相当于英国从印度所获贸易利润的3倍，相当于英国1856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多。在这1300万英镑中，约有百分之六十来自鸦片贸易。

　　从19世纪40年代后半叶起，上海就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走私贸易口岸。鸦片成为外国冒险家在上海的主要获利手段。上海开埠之初，在南京路和外滩的外国洋行，多数从事着鸦片贸易。

　　到了20世纪初，上海经营鸦片的土行、烟馆达到了1500余家，出现了土行多于茶店，烟馆多于饭馆的奇特现象。

　　在外国商人疯狂淘金的同时，南京路也造就了大批从赤贫到暴富的中国商人，他们多数是为外国鸦片行服务的买办。

　　这些先富起来的买办带动了上海的消费，消费成了上海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燕子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上海人“华衣鲜履”的传统一直在南京路上延续着。

　　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式旗袍在南京路出现了，它脱胎于清朝妇女旗袍。

　　诞生于南京路的新式旗袍成了东方女性的标准服装，。

  

铺电车

　　中国男人的服装变化也出现在南京路。孙中山从南京路上的荣昌祥穿出了中山装，它简朴庄重，极富民族特色，后来成为中国男子服装的象征。

　　20世纪二十年代，南京路上商店已发展到300多户，成了中国商业的中心，集中了中国商界最著名的商店。到了三十年代，南京路进入繁盛时期。顾客可以在这里买到世界上所有的商品，南京路已摘取太平洋西岸最繁华大街的桂冠，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伦敦的牛津街以及纽约的百老汇街齐名，挤身世界著名商业街行列。国际上对南京路的评价是：地球上最世界主义化的马路。

海上旧梦》下集(探索发现2004-125)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16日 14:34

  

福州路

　　1914年，由于巨大的商业价值，南京路的路面被铺上了硬木砖。当时的南京路已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购物中心，在这个购物中心，抛球场一带是最热闹的地方。在抛球场以东，有由英国人经营的百货公司，号称南京路四大公司，以经营外国货为主，顾客也多为外国侨民。一般的中国人购物会到抛球场以西的南京路，这里集中了众多的中式店铺。

　　这一年的8月，南京路上驶来了一辆高级轿车，车上坐着澳洲华侨马应彪。马应彪的目光在商铺云集的南京路上寻找着。最后他的车停在了位于日升楼地段的易安茶社旁边，马应彪选择了这里，因为这里地处十字路口，北面直通火车站，可以引来外地旅客，南面又紧靠上海的富人居住区。马应彪很快买下这块地，他要在这里建一座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

　　先施公司建了整整三年。1917年，上海人才在南京路上看到了这座六层高的大楼，这是当时南京路最高的建筑，也是上海第一家由华人开办的大型百货公司。公司开业那天，喜欢新奇的上海市民蜂拥而至，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传统老店所无法具备的消费快感。

　　先施公司在中国商业史上首创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和“不二价”制度，从而改变了传统老店讨价还价的作风；先施公司还首创营业员8小时工作制和每周日休息制，而且还打破常规，首次雇佣女店员。同时，在经营范围上先施公司还首次引入了“环球百货”的概念。

  

南京路河南路口

　　先施公司不仅在规模上使原有的外国公司相形见绌，而且在功能上也改变了这些外国公司单一的购物功能，率先在它的楼顶开设了屋顶戏院，同时将旅馆、餐厅等设施也搬入商场。

　　当年令上海市民津津乐道的“先施乐园”，位于先施公司楼顶，顾客只需花2毛钱，就可以在这里享受到先施公司提供的各种娱乐设施。

　　上海市民熊大瓒：“先施乐园是样样都有，杂耍、宁波滩簧、绍兴戏、京戏、变魔术的、吃点心的。”

　　先施公司的夜景是当时南京路上最炫目的景色。据说当时的许多上海人晚上到南京路，就是为了欣赏先施公司的夜景。许多外地人，以中国古代美人相比，把先施公司叫做“西施”公司。

　　先施公司开业第二年，营业额已达439万元，相当于当初投资资本的两倍。然而就在马应彪兴冲冲地准备一周年店庆的时候，1918年8月，在先施公司的对面，又矗立起了一座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它的老板是马应彪的广东同乡郭乐、郭泉兄弟。

　　先施公司一听说永安公司正式上马，便派人暗暗“侦察”，当了解到永安公司准备建6层楼时，马上将原来的设计的5层也改为6层；永安公司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在原来的楼顶上加盖了两层“绮云阁”，高耸的塔尖远远的超过先施公司楼顶。先施公司当然不甘落后，很快又加盖了3层并无多大实际用途的“摩星楼”。

  

小城面对镜头的人

　　尽管在高度上先施公司一时占了上风，但在1918年9月5日永安公司开业这天，却出尽了风头。对新生事物一向敏感的上海市民几乎挤破这里的柜台，场面之盛大不仅超过了先施公司，而且日营业额也远远地把先施公司甩在了后面。

　　原来，在先施开业后的这一年中，郭氏兄弟每天都在观察分析先施公司的情况，听取顾客的意见，很快他们便发现了先施公司的问题。

　　先施公司在当初的店面设置上，考虑到广东人喜欢喝茶的习惯，,把进门的店面设为茶室，商场反而设在里面。郭氏兄弟认为这种布局并不符合消费者的心理，经过仔细研究，他们精心设计了永安公司的商场布局：一进门就是底楼商场,销售各种日用品；二楼为尼绒绸缎，便于顾客尤其是女顾客从容挑选；三楼和四楼经营珠宝、钟表、家具等贵重和大件商品，而且大件商品可由公司送货上门。

　　永安公司这种科学的布局现在看来十分平常，在当年却是独创，它影响了整个上海的百货业，连先施公司后来也不得不仿效它。

　　当然，永安公司也有仿效先施公司的地方，只要是先施已有的设施，永安就会随后跟进。先施有先施乐园，永安就设永安剧场；先施有屋顶花园，永安就有天韵楼茶室；先施有东亚饭店，东亚饭店有141间客房，永安就建大东旅社，大东旅社开设142间客房。同时，为招揽顾客，永安还增加了一些先施没有的设施：比如开设了上海第一家对外营业的舞厅—大东跳舞场；还开张了上海最早的旱冰场—永安跑冰场；此外还首次在商场内举办大型时装表演，而表演者大多是公司女职工。

　　同先施公司一样，永安公司也打出了“环球百货”的旗号。但是，永安公司的外国货不仅比先施公司售价高，而且销量也大。原来先施公司的外国货往往要通过外国洋行进口，在款式、价格上并不具备很大优势；永安公司在美国、英国各设一个办事处，同美英等国一些名牌厂商直接建立购销关系，从而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进价，将最新的商品运送到上海。这样，永安公司就以品种多、款式新、档次高而领先先施公司，即便售价定得高顾客也能接受。

  

清接线生

　　渐渐的，永安公司成了“有档次，有品位”的代名词，上海市民为了显示自己的派头，往往会选择到永安公司购物。

　　“顾客永远是对的”这是永安公司的口号. 它体现了永安公司处处为顾客着想的服务意识。

　　永安公司为顾客服务的意识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上。当时，永安公司文具部的柜台比其他柜台略高一些，这是为了使顾客在试笔时少弯点腰。当时这里推销一种 叫“康克令”的 美国名牌金笔, 它的销量不仅超过先施公司，而且还曾独占全国鳌头。永安公司的文具部招募了几个专门销售“康克令”金笔的女售货员， 她们被称为“康克令”小姐。这些“康克令”小姐不仅年轻貌美而且会讲英语,当时有许多人为了争睹她们的美貌而来到永安公司。在康克令小姐的促销下，价格不菲的“康克令” 金笔在上海青年中成为时尚。

　　尽管当初在建造时先施公司的土地面积比永安公司多了近两亩地，但永安公司凭借其灵活多变的经营之道，不仅超过了先施公司，而且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

　　到了1926年，上海市民对先施、永安这样的百货公司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有新鲜感。但是这一年的11月20日，在先施公司的西面，还是又开业了一座比先施、永安公司更高更大的百货公司，它就是楼高达7层的新新公司。新新公司的老板刘锡基曾经是先施公司的经理，他因经营意见不和从先施公司辞职而另起炉灶。

　　刘锡基为他的公司起名“新新”，是含有日新月新之意。新新公司将公司的宣传定位为万货大商场，以区别于永安、先施的百货公司，同时针对当时先施、永安公司的商品有90℅是进口货的现状，新新公司将公司的经营宗旨定位在推销国货精品上。

　　而为了吸引顾客，新新公司开设了一家广播电台，这是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电台。

  

四大公司

　　这个被称为“玻璃电台”的新玩意设在新新公司的六楼，电台四周都是玻璃墙，来这里的顾客可以一边购物，一边观看播音和演出的情形。

　　这个电台还日夜不停地为新新公司及其商品大做广告，很像今天的“消费指南”。这一招果然管用，喜欢新奇的上海人一传十，十传百，纷纷相邀前来光顾。同时新新公司还首创夏季冷气开放，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新新公司的生意逐渐兴隆起来，在南京路站稳了脚跟，并且同永安、先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到了1936年，南京路的商业环境已日趋成熟，基本形成了日后的格局。

　　在这一年，永安公司的总资产还是超过先施公司达1.5亿元港币，公司当年纯利为250万元港币，这相当于初创时的全部原始资本。为了巩固在上海百货业的龙头老大地位，永安公司又在它的旁边兴建了一座高达19层的永安新厦，并用空中通道将新楼与老楼连接起来。

　　尽管已经有如此众多、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在这一年的10月，在新新公司的西面，还是又诞生了南京路上的第四家百货公司，这就是高达10层的大新公司。大新公司的老板蔡兴也来自先施公司，他曾经协助马应彪创办了先施公司。

　　蔡兴之所以给他的公司取名“大新”,是含规模大、设备新，更大更新之意。大新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含着后来居上、赶超前三家并最终一统上海百货业的决心。

　　大新公司占地3万6千平方米,居四大公司之首；公司从一楼到顶楼，是以环球百货、舞厅酒家、商品展览和游乐场组成的“豪华阵容”，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方位的“购物天堂”。

  

与独轮车合影的孩子

　　在大新公司之前，永安、先施、新新公司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上海市民中的中上层人士。

　　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顾客，对于这样的大公司是望而却步的。

　　为了吸引这些底层顾客，大新公司在它的地下室开辟面向大众的廉价商场，顿时轰动一时。

　　大新公司职工何绪宏：“广告登出去以后，很轰动，所以当时还要买票，4毛钱一个进去，你到公司去买东西要买票。可以控制一些人随随便便进去，因为当时太挤了，所以采取了这个办法。”

　　大新公司开业时，比廉价商场更轰动的新闻是设在商场里的奥的斯自动扶梯，

　　大新公司职工何绪宏：“自动扶梯，现在不稀奇了，那个时候全上海，远东还是第一家。”

  

运鸦片的洋商

　　自动扶梯为大新公司引来了源源不断的顾客，也将四大公司的竞争带入了白热化。为了竞争，各公司纷纷推出各自的促销手段。

　　杨小佛：“先施、永安那时候买东西，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比如我买东西，我没钱，钱不够了，我写个地址给他，他给送，明天，今天都可以，什么时候送来。送到我当时给钱。”

　　何绪宏：“（大新公司）每逢开张纪念日，1月10号那一段时期，买东西送你檀香皂，用这个办法，你买多少钱它送这个，其他的（公司）都没有这些办法。”

　　梁仁阶：“新新公司还搞房屋奖卷，你摸个奖，中奖了可以得到一套房子。”

　　同时，各公司门前也开始不断飘扬起大减价的旗帜。

　　此外，四大公司在橱窗的展示上也是花样翻新。当时为了推销一种叫“smart”男士名牌衬衣,各个公司不仅设立了专门的陈列橱窗，而且还聘请设计师设计出独特的橱窗展示，为的是压倒对手，吸引顾客。

  

中国人的娱乐

　　四大公司在相互竞争中繁荣了上海的百货业，在它们的影响下，南京路上又先后建起了中国国货公司、丽华公司、中华公司等中型百货公司。同时在竞争中，四大公司步入了各自的辉煌时期，而四大公司在造楼比赛中竞相盖起的塔顶也成了南京路的标志，四大公司所在的日升楼地段成为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方。

　　然而在激烈竞争的背后各公司职工的生活究竟怎样呢？

　　虽然四大公司职工工资比上海普通职员要略高，但是等级差别很大，1931年，最低的练习生的薪水才三元；虽然每天工作长达10小时以上,却得不到加班费；到年底最怕收到老板炒鱿鱼的拜年信。

　　而对于女职工，这些公司有着更为苛刻的规定。

　　大新公司职工何绪宏：“女同志不能结婚，不能怀孕，一怀孕以后要开除”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女营业员只得偷偷结婚，怀孕后用布条紧束腰部。

  

坐黄包车的妓女

　　不管怎么说，四大公司曾经是南京路这个购物天堂的支柱，南京路也因为有了它们而跻身世界著名商业街行列，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十里洋场”。

　　如今，原来四大公司所在的日升楼一带依然是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华联商厦取代了昔日的永安公司，上海时装公司取代了原来的先施公司,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替代了原来的新新公司，而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则取代了原来的大新公司。如今的四大公司依然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外商品，依然是吃穿娱乐一应俱全的消费方式，它们依然是南京路这个商业王国的支柱。而它们所依附的南京路步行街也已发展成为每天客流量达300万人、拥有600多家商店、创造着中国最高日营业额的著名商业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