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的起源走向辩证的终极——读《辩证的城市》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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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的起源走向辩证的终极——读《辩证的城市》有感
王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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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ational Origin to Dialectic Objective
——Reading The Dialectic City

王湘君
Wang Xiangjun

摘　要　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O·M·安格斯在《辩证的城市》一书中以自身的实践阐明了指导其实践的理论，即在认同城市多样性的基础上，理性地分解设计要素，通过两条对策——“场所的互补”和“层的叠加”来获得符合地域、文脉、经济等多种因素的辩证的城市设计。
关键词　场所　层　理性　辩证
ABSTRACT　Theory always evolves in company with practice. Oswald Mathias Ungers， in The Dialectic City ， proposed two urban strategies——“the city as complementary places”and “the city as layer”， while retain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city， thus he came to approach the dialectic urban desig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document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wo working methods of urban design with studied cases.
KEY WORDS　place，　layer，　rationality，　dialectic
中图分类号　TU-02　　　文献标识码　A　　　文 章 编 号　1000-3959（2002）03-0065-04

一　概述
1960年以来，国内外学者撰写了一批城市设计的理论、方法和案例评析方面的论著，如凯文·林奇的《城市的意向》、格斯林和梅特蓝合著的《城市设计的概念》、培根的《城市设计》等，而关于城市设计方法论的著述则较少。本文拟通过分析德国建筑师O·M·安格斯（Oswald Mathias Ungers）的论著《辩证的城市》，探讨一种新的城市设计方法。
安格斯生于1926年，1950年起开始建筑师职业生涯。20世纪70年代初到美国开设自己的工作室；1975～1986年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安格斯在长期的实践中注重建筑与城市“类型学”（typology）的探索，因而评论家们往往把他看做后现代的中坚分子，把他和马里奥·博塔、布鲁诺·莱克林等同视为欧洲新理性主义的领袖。
安格斯是一个建筑和城市设计实践家，《辩证的城市》收录了他在1991～1997年间参加的8个城市设计案例。该书是对城市设计方法论的探索，是安格斯对自己多年从事城市设计的指导思想和经验的阐述和总结。
二　新的城市设计对策
有史以来，“城市一直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被设计和建造着”[1]。作者开篇即指出从古希腊的米利都到19世纪的曼哈顿（图1），城市设计的原理和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区别仅仅在于尺度的不同。千百年过去了，城市规划设计的方法仍然囿于有限的几种基本模式：一是经典却已过时的方格网城市；二是自由发展的中世纪城市（图2）；再一种是宏伟的纪念性城市，如华盛顿、维也纳等（图3，4）。但是，这些方法所对应的城市基本要素是相同的，即街、巷、公共空间、公园或广场，以及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城市分区。至《雅典宪章》问世，城市分区概念依然深入人心，尤其是在由设计要素拼合而成的现代城市中，个性化逐渐消失，呈现千城一面的格局。建筑脱开环境随意建造，实用性（pragmatic）成了唯一的终极追求。安格斯用“unrelated”来形容这种离散的、不连续的城市现状，并指出那种在标准方格网内孤立地建造的方式在历史上一次次被实践着，但事实上，“现代城市因其复杂的需求，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的、纯粹的系统”[1]，“城市不是一棵树”，完美主义的宏伟形体规划论倡导的干净、整齐、标准化的城市设计理念最终获得的反而是混乱无序、令人困惑的城市环境，这样的城市正在衰败。“所有这些意味着，重在意识形态的努力仅仅是停留在实验性理论的可行性探索上，而试图把所谓的秩序和控制强加于城市将是徒劳的。”[1]
现代城市规划和设计是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它允许新旧冲突、传统与现代对抗等矛盾性因素同时存在。现代城市设计不应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也不应是怀旧的传统模式的重复。用一个单一、具体的模式来适应复杂的城市系统是片面且不切实际的。“理想城市的时代在文艺复兴的晚期就已经宣告结束。”[1]由于工业的和社会的空前发展，人们再作如是尝试就等于给城市穿上了一件“紧身衣”，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现代主义也忽视了城市的多样性，试图通过技术的手段把城市作为一件 完整的艺术品来看待，但这只是传统城市设计方法的一种新的诠释，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安格斯提出这样的担忧：“城市就像空港”， 人们进进出出，却没有可以驻留的场所。他把它称为“多媒体城市”（multimedia town）。面对这样的现状，安格斯提出了两条重在调和对立面的城市设计对策。
一是场所的互补（the city as complementary places）。作者抛弃了一元论观点，认为城市应当是一个由互补的场所组成的复合结构，由不同功能区域一同形成松散的城市组织，是由互补和有意味的场所共同组成的城市整体系统，通过加入其缺乏的功能或完善已有的设施，不同意义的场所就能表现出该地区的独特性。这里，作者用“城市中的城市”（city within the city）阐明了每一个互补的场所自身具有的特性，即主题，并指出这种场所的特性不是任何理想化概念的强加。所以安格斯认为“城市设计是一门发现的艺术而不是一门创造的学问”[1]。
二是“层”的概念（the city as layer）。Layer一词原是Auto CAD中的术语，绘图员可以把图形的不同部分分成若干“层”，这些层是透明叠加的，它允许操作者只对其中的一个层上的物体加以操作，而不影响其他层上的物体。安格斯认为城市也由一系列叠加的“层”组成，它们可以是互补的也可以是对立的。这些“层”如交通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公园、水域、建筑物等，作为复杂的城市结构的一部分，可以分别考虑，这样就加强了可操作性。“对于现状的叠加，根据其需求，可以修正理想化的结构概念和原来碎片般的结构。”这是一条处理复杂矛盾的途径，城市设计可以跳出纯感性方法论的泥沼，而趋向于“理性的程序”，即程序的每一项都可以被单独控制，然后加以叠加和综合。理性的决策过程代替主观感情，这也是近年城市设计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一个发展趋向。
同时，作者又阐述了以上两种策略的关系，即前者可以作为后者的理论前提，后者可以作为前者的实践方法论。城市设计这一被认为是有意识的领域，必然要考虑历史、技术、社会和形式等概念，这些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三　安格斯的实践
二次大战后，人们对于城市的发展和规划作了多方面探索，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人们对于城市这一复杂的结构有了更加宏观、系统和客观的认识。早期的一元认识论和宏伟规划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辩证的系统论观点、自组织理论等。从区域规划到城市设计，从观念到方法都有了新的辩证发展。安格斯的理论和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建筑和城市专业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一种探索。
场所互补的概念并非安格斯首创，其最初来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功能城市观点。1933年《雅典宪章》发表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建筑教育和实践均以此为准绳。其后有机动态概念逐步确立，从中可以看到城市空间规划的研究与相关学科渗透发展的痕迹。安格斯的每一个案例都是在探索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在案例Enroforum中，设计的任务是把接近城市中心的一原工业区发展成为能提供服务、居住和小型工业企业的新的城市团块。通过给予每一地块基于自身结构性格的功能和空间，试图恢复在巨大城市尺度下失去的传统文脉。这些功能及空间类型互补的地块又通过严格的 41m×41m 的格网划分统一起来。这里，几何的确定性和功能及空间的灵活性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即 41m×41m 的单元可以作为一个地块使用，也可以将2个或若干个单元合起来使用。各地块之间的功能和空间组织类型是互补的，这样既保持了单独地块的主导功能，又使得各地块之间存在交流和张力，从而保证了这一规划区域的整体活力（图5）。柏林皇家瓷器厂（Royal Porcelain Factory， Berlin）更新规划，以原有结构为基础，通过嵌入式的空间完形发展，创造了合乎原有肌理的新的发展（图6）。Magdebug大教堂广场是对历史文化与现代发展冲突的一种解答，对于不同地块给予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大教堂区以老建筑的尺度为基准，居住区则围绕着一雕塑公园，而教堂广场南端的大片原有建筑仍以嵌入式来发展。
“层”的概念使得城市设计这一复杂的体系分解为单一要素的叠加，这种分离的操作方法在波茨坦广场（Postdamer Plata） 和Leripziger广场的设计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地块的划分通过后期规划的城市网格与现有的交通网络的叠加而确定，而高层建筑则依循历史街区的网格，这样，一种延续历史的发展建立起来了（图7，8）。
今天，人们正经历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信息与技术的革新与人们观念变革的滞后始终是一对矛盾，然而这一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尽管这种调和经历了种种阵痛之后才达成部分的一致。显然，这种矛盾仍将长期存在下去，并且，它也是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之一。不管怎么说，安格斯通过实践使这种探索迈出了坚实而有创见的一步。
四　新理性主义的城市设计
在书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安格斯所使用的分析与综合的理性方法。他先把系统加以解剖，提取分析要素，然后叠合，复归为整体。他探求的设计语言实际上是把建筑语言扩展到了城市范围，例如网格的使用等。
琼琅曾把城市设计的理论分为两大阵营[2]：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他认为两者都根植于传统文化，出发点都是反对工业化城市，试图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环境。不同的是，前者由革新者组成，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建筑师，他们推崇风景如画的城市（picturesque），认为那些小镇上的社区和中世纪变化丰富的小城市才是他们设计未来的范本；而后者的成员基本上是建筑师，他们希望通过好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城市问题，创造一个花园中的城市（a city within a garden）——一个城市即一件艺术品（图9）。
安格斯的设计手法清晰地反映了一个建筑师的职业习惯——理性。为解决城市问题，安格斯最终把“场所的互补”和“层”的概念融入到图面的表达之中，正如《城市设计的概念》一书中提到的，不管摆在设计师面前的挑战是什么，最终设计师都不可避免地会把问题的解决诉诸到设计程序中去，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种种因素都将融入到一纸设计构图之中，这正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做法，“通过永恒的形式来沉思事物正是理性的本质。”[3]斯卡利曾将理性主义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建筑的整体性、逻辑清晰的必要性、简洁性和有效合理性。理性主义发展到当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除了上述几个特征外，更注重历史、人性等因素的融入，这一点在安格斯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达。G·勃劳本特在他的著述中适时地给理性主义加了一个前缀（Neo-），将其定义为新理性主义（Neo-rationalism）[4]。
安格斯是一个建筑师，他的新理性主义观点形成于他的建筑实践，并在城市设计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他在康奈尔大学期间（1969～1975）曾与科林·罗有过一场学术上的辩论。科林·罗支持卡米诺·西特的观点，即从经验角度出发，认为人性与实用是设计的主导；而作为新理性主义代表的安格斯则在强调历史及场所感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引入理性构图，他的信条是“形式、隐喻、类推”。他习惯于通过方格网模式的引入来控制形式的生成，从而解决设计问题，这一点曾引来批评；但是安格斯通过大量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作品很好地表明，设计者若善于将分歧和矛盾综合起来，不仅能完成形式上的追求，而且可以对历史延续性和场所感都作出贡献。
本书中，安格斯的实例并没有涉及宏观的城市规划，都是具体的城市设计项目。每个项目的实践都反映出他对设计方法论的探索。在笔者看来，实际上，他的理论的具体应用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将城市的更新与原有文脉结合起来，这是他的设计的出发点